第六章
肯尼迪政府學院與中國
肯尼迪政府學院與中國公共管理培訓項目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以其在公共部門領導人培養方麵的經驗聞名遐邇，它不僅致力於教育、培養本土的政治精英，而且放眼世界，關注國際政治並培養能夠在全球發揮更大影響力的國際領導人。哈佛和中國的往來，特別是中國領導官員能夠在世界最頂尖的大學接受公共管理培訓，學習人類文明所共同積累的先進管理知識，標誌著中國政府更加開放，善於學習各國公共管理的良好經驗，對提升中國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管理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肯尼迪政府學院與中國的合作由來已久。早在1996年，就先後有60名中國政府官員和48名解放軍軍官在肯尼迪政府學院受訓。根據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介紹，接受過其培訓的中國高級官員和訪問學者已經接近1 000人。
1998年，香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與國家外國專家局及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簽署協議，共同啟動“新世界哈佛高級公務員培訓項目”。項目由中組部、國家外國專家局以及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聯合立項。項目立項得到了時任中組部部長曾慶紅的支持。按照計劃，每年肯尼迪政府學院會接納20名中國政府高級官員來此接受培訓。其中4~6名官員參加一個學期的中長期培訓，其他成員則參加4周的短期培訓，全程英文授課。在該項目中，有不少高級官員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肯尼迪政府學院參與了這種高級行政管理學習。該項目的教學模式與課程領域與其他官員培訓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之處在於其國際化程度更高，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官員集中在一個課堂中參與學習和討論，深入地展開交流並增進相互理解。這些曾在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過的高級官員包括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曹建民、陝西省省長趙正永、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紀南、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徐憲平、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士餘、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住房與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湖南省副省長薑斯憲、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項俊波、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李適時、江西省省委副書記尚勇、國家審計署副審計長董大勝、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李東榮、國家氣象局副局長鄭國光、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孫照華、貴州省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張群山、中央黨校副校長石泰峰、中央機構編製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汪永清、外交部副部長張誌軍、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副書記李春生、財政部副部長李勇、河南省副省長徐濟超、水利部副部長矯勇等。近兩年筆者在哈佛期間，還見到了這兩年曾在哈佛進修過的國務院法製辦副主任甘藏春、江蘇省副省長傅自應、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肖貴玉、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陳章良、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肖貴玉、司法部副部長張蘇軍、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江西省副省長謝茹、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科技部副部長王偉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劉延等。
在哈佛高級官員培訓項目中，最知名的學員當屬中央政治局委員李源潮（時任南京市委書記）。他結束培訓回到南京的幾周後就遇到一次嚴重的食物中毒危機事件，他在哈佛經曆的危機處理培訓對事件的處理很有幫助，南京市委市政府迅速采取應對措施並阻止了危機的擴大。
“在處理這次緊急事件的過程中，哈佛所受的培訓對我幫助很大，” 2009年10月李源潮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說，“200多人獲救，36個小時內投毒的嫌疑犯就被捕，我們地方政府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所以，今天在這裏我想說謝謝哈佛！”他當時在哈佛大學的演講，給哈佛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筆者在哈佛大學還聽到有教授稱讚李源潮的英文水平很高，在中國政府高級官員中不多見。
200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還聯合國內有關方麵啟動了另一項更大規模的官員海外培訓項目—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項目（China’s Leaders in Development Program），也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屬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聯合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共同舉辦。2002年1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項目正式簽約。這也是肯尼迪學院第一次為一個國家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培訓班，開創了中國公共管理官員海外國際化培訓的新模式。這也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在諸多項目中，規模及影響力最大的官員培訓項目。自2002年起，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項目每年麵向60位左右的中國官員開展培訓。這些官員由中組部選派，來自中央機關、各省市機關、金融機構和國有大中型企業。培訓對於官員的要求十分嚴格與細致：選派官員以中青年官員為主，傾向於地方官員，級別要求為地廳級或司局級以上。其他具體要求為在本崗位有至少兩年的工作經驗，45歲以下（副部級可適當放寬），大學本科以上學曆，英語能夠達到大學英語四級水平。培訓最初為期3個月，現已壓縮至2個月，其中前半期在清華大學接受課程培訓，後半期飛赴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課程並進行實踐調研。第一階段在國內培訓，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教授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來華教授重點講授有關基礎理論和國內政策的課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有關專家將圍繞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問題作專題講座。第二階段到國外培訓，地點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重點講授公共管理最新的理論和工作方法。課程設計將充分利用哈佛大學的教學資源，廣泛介紹國際經驗，同時力求緊密聯係實際。為保證學習效果，在北京和劍橋由哈佛大學教授授課時將配有高水平的同聲傳譯。學習結束後，將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三方共同向學員頒發結業證書。在清華大學期間，公共管理學院的教授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講解公共管理和政治學基礎理論，並針對國內的熱點公共領域問題和政府政策進行評析。同時，課程邀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針對時事熱點進行專題講座。在哈佛大學期間，學員們重點學習公共管理領域的前沿理論知識，並且充分利用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案例教學模式和互動教學特色，開展學習和研究。
這個項目國際培訓規模之大、官員級別之高當屬首次，因此這個培訓項目也成為社會與媒體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對此，肯尼迪政府學院中國項目部主任助理愛德華·康寧（Edward Cunning）曾表示：“我們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政府官員的素質和能力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強調，哈佛將幫助受訓者“豐富經濟管理方麵的最新知識，擴展他們的戰略遠見，以便使他們有效地應對變動中的公共政策環境”。按照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清泰的說法，“入世之後，如何能讓官員在短時間之內增加必要的知識，開闊視野、更新手段、轉變觀念，我想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的確如此，時代的變遷對政府管理與服務提出了全新的挑戰，國家正在由全能式政府向與社會合作的小政府變遷，傳統上依靠經驗的權威管理模式逐漸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來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領導人應當對公共管理的方法和模式進行全方位的改造，公共部門領導人應當豐富和充實專業技能知識，掌握新時期的公共管理方法，深入了解並熟練運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規則分析現狀，從而更好地與國外進行交流與合作。
根據中國官員的要求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學特色，課程內容集中於公共管理理論、政府與社會、商業部門關係、可持續性經濟發展、政府投資等行政領域的關鍵性問題，同時也關注當今全球性的熱點議題，例如全球化問題、能源與環境發展、危機管理、金融與經濟發展、政策創新等。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中心主任托尼·賽奇教授，也是肯尼迪政府學院該培訓項目的主要負責人，指出教學內容主要關注四方麵內容：一是公共管理的戰略性分析，即如何圍繞目標安排財政預算和各部門合作等問題；二是改革過程中政府職能的轉型問題；三是公共財政問題；四是城市信息化問題。
2002年6月30日，經選定的60名官員來到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進行為期6個星期的前期培訓，按照培訓協議，肯尼迪政府學院從美國派來了一些教授參與前期授課。最初，這些教授對執教中國官員有不少擔憂，因為之前他們接觸的中國官員學生在課堂上非常內向深悶，不願發表意見，這使師生無法很好地交流與溝通，從而影響了教學效果。但很快教授們就被目前的這批學員改變了觀點，在課堂上，這些學員思維靈活敏捷，觀點獨特敏銳，由於具備深厚的行政管理經驗，有關學員針對一些問題提出的意見方案有時連教授們都覺得很受啟發。直到2002年8月，60名學生正式進入肯尼迪政府學院後，對中國學員有了全新認識的教授都主動表示願意繼續執教他們在學院的課程。與此同時，肯尼迪政府學院為中國官員培訓班安排的豪華教師陣容也創下了學院曆史上的一項紀錄。授課教師不僅有來自哈佛大學的知名教授，還有很多來自於政府機關、研究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等機構的專家和高級官員。其中包括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約瑟夫·奈，他曾經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助理國防部長，提出了著名的“軟實力”理論。同時，他還是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項目的發起人之一，曾代表肯尼迪政府學院於2002年在中國人民大會堂簽訂合作協議。講授美國政治的教授羅傑·波特有超過20年的白宮服務經驗，曾是裏根總統和福特總統的主要幕僚。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素有“中國先生”之稱的傅高義教授也擔任了培訓班的主講教師。
培訓授課與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傳統教學模式相似，均以教授講解與學員討論相結合。由於學員們均為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員，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並非常了解基層，因此在課程討論環節非常活躍，能夠尖銳地發現問題並深入地展開分析。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中心執行主任朱利安·張（Julian Chang）指出：“授課以學員討論分析為主，肯尼迪政府學院最突出的特點是他們所使用的案例，學員們都很善於用案例來作研討。”不同於傳統印象中的中國官員形象，哈佛大學的教授對中國官員有了全新的認識，賽奇教授這樣評價中國學員培訓班：中國學員在課堂上很活躍，總是提出很多問題，爭相與他人討論，希望能了解得更多、更透徹。我們對中國學員印象深刻，很多老師對中國學員都有很高的評價。
中國學員們的學習十分充實和緊張，從上午9點到下午5點半，學員要上各一個半小時的4節大課，培訓的重點是學習公共管理的最新理論和工作方法。所有課程被穿插在幾十個具體案例中展開。內容主要4項：（1）公共管理的戰略性分析，即如何圍繞目標安排財政預算和各部門合作問題；（2）改革過程中政府職能的轉型問題；（3）公共財政問題；（4）城市信息化問題。這些課程都是針對中國目前的國情為中國官員學生們設計的。學員們也憑借著聰明的頭腦及豐富的工作經驗，接受並融合各種知識。讓這批最尖銳的學生普遍感覺新鮮的是哈佛的案例教學，這種教學方法與他們此前在國內參加過的各類學習和培訓迥然不同。第一期學員共學習了49個案例，這些案例涉及社會公共事務的方方麵麵。在討論案例或與教授對話時，中國學員們表現出了縝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現實的可操作性，而且，他們發言活躍，分析能力常令教授們吃驚。有組織，有思想，生活作風簡樸的中國官員給哈佛大學的教授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2002年9月29日的結業典禮上，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稱，這是該院最成功的一屆培訓班。在第一期結業儀式上，該培訓班班長、時任教育部部長助理的李連寧代表學員第一個發言。李坦承，在培訓前，他對私有化問題、政府管理創新、外國投資優惠政策等問題還心存困惑，但通過60多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案例分析及對美國的實地考察後，他對這些問題不僅豁然開朗，而且在認知程度上獲得了提升。愛給美國教授“挑刺兒”的時任北京市豐台區副區長的鄧小鋼的發言形象而生動。他將培訓當中的60個案例比作60道菜，一道道吃下來不僅強身，而且醒腦。他說：“在基層工作，最大的難題是水、電、煤、氣、路等樣樣都要，但基層財力往往不足，到底該先幹哪樣，缺乏一個完整而有效的項目評價、組織決策與風險承擔體係，經過案例分析及實地考察後，我對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及公共財政體製改革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也得到了新的啟發。”濟南市副市長王天義剛開始參加培訓班時滿臉疑惑：“領導能力是培訓出來的嗎？3個月後他說：“我收獲了信心、知識和能力。”國家行政學院院刊室主任史美蘭說，在第三期“哈佛班”受訓，她感覺收獲良多，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哈佛大學的案例教學。“哈佛大學的案例聞名遐邇，我也很早就在書本上研讀過哈佛大學的案例。但是，隻有我真正到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之後，才知道書本上的哈佛案例和親身感受的哈佛案例是大不相同的，有許許多多的東西是在教科書上讀不到的。”史美蘭說，“應該在全國行政學院係統分階段和分班次地推廣案例教學。”
哈佛班的學員們自我感覺良好，作為培訓方的老師對他們也讚許有加。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賽奇教授說：“中國學員培訓班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所經曆的最成功的一個培訓班，也是哈佛教授們遇到的最尖銳的一班學生。”②
這個項目自2002年舉辦以來，已經有10個年頭，收效十分顯著，為中國培訓了500多名廳局級以上的官員，其中不少是或者後來是省部級的官員，包括民政部副部長薑力，信息產業部副部長蔣耀平，中央組織部部務委員陳向群，國家審計署總審計師孫寶厚，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孫大偉，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謝伏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周波，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齊曉飛，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遊洛屏，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倪健民，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鄧小剛，安徽省省委秘書長唐承沛，雲南省委書記仇和，江蘇省常委、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銀監會副主席周慕冰，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陳豔華，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方旋，海南省政協副主席王路，西藏自治區副主席郝鵬，西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秦宜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李連寧，重慶市組織部長徐鬆南等。
對於中國官員而言，在哈佛大學接受到的公共管理先進理念，特別是互動式教學所帶來的深入分析和反思，讓這些領導人受益匪淺。
上海市儀電控股集團董事長、時任上海青浦區區長、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期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學員蔣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此評價在哈佛大學接受的培訓課程—“頓頓都是‘精神大餐’……所有課程全部實施案例教學，開放討論，內容實在，和實踐貼得非常緊……具體而言，60多個經典案例帶來了兩點重要啟發：一是決策的科學化。即在評估一個項目政策是否應當采納時，應當進行全方位的可行性分析，例如詳細評估得出項目贏利、環境成本、勞動力就業和消費潛力等側麵的數據，由此得出結論。這樣能夠有效避免‘事前拍胸脯，事中拍腦袋，事後拍屁股’的惡果。二是政府的有限化。政府隻在提供公共產品、市場失效的領域才應該發揮作用。”中紀委副秘書長兼監察綜合室主任、時任紀檢監察研究所所長的傅奎評價指出：“肯尼迪政府學院與其說是一個學校，不如說是一個交流碰撞的平台。”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時任濟南市副市長的王天義認為“培訓課程讓自己收獲了信心、知識和能力”。
對於中國官員在哈佛大學的培訓，社會上有很多質疑的聲音，問題主要集中於美國經驗對中國的適用性方麵，即從國外學來的“洋經”是否能夠真正有效地指導中國實踐？中國政府在曆史上有過許多次選派官員赴國外學習的經驗，建國初期曾經向蘇聯選派優秀的政府官員，學習蘇聯“老大哥”的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經驗。改革開放初期，亞洲四小龍的迅猛發展吸引了中國政府的注意力，向新加坡學習成為當時社會熱議的話題，新加坡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也因其公共管理方麵的優勢受到了中國的重視，這種培訓與交流迄今仍在進行。因此，如何在培訓中有效地擇取有益信息，將先進的管理理論與本土實踐相結合，成為每一個培訓官員思考的重要問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期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學員蔣耀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課程的邏輯核心是關心社會公眾利益和社會公共福利，在某種程度上，這和我們黨和政府的政治訴求是一致的。中國的國情非常複雜，我們不能奢望哈佛教授能夠開出一劑特效藥……不可能照搬照學，不可能一蹴而就……留學哈佛，從某種意義上說，為我們看待問題、思考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新的詞彙，幫助我們找到新的工作思路。”中組部、國家外國專家局、教育部的領導也多次重申，叮囑學員們回國後一定要結合國情和單位實情，實現知識的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