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審計報》連續刊載了令狐安先生十幾首近體格律詩，我看後特地剪下來，放在案邊，閑暇時拿起來讀一讀。近日又接到令狐安先生的信，寄來了他在內蒙寫的詩十首。
這是我這些年讀到的今人所作的近體詩中極佳的上品。隨著文化的多元化和人們藝術欣賞的多樣化，尤其是新詩的萎靡不振，近體詩在詩的領域裏的活力日見增強。格律詩的輝煌雖然已經成為曆史，但作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裏的一件瑰寶，其魅力將是長久存在的。可是由於曆史上相當一段時間我們對曆史文化傳統持排斥態度，所以今人純熟近體詩的並不多。今人作近體詩，大抵有三種狀況：一是既不懂詩律又沒有文采，湊足四言八句，即曰為詩；二是所作之詩雖然基本合律，但內容空洞，口號連篇，文字生澀，缺乏詩風詩骨；三是匠人匠氣，食古不化，穿舊鞋走舊路，缺少新鮮的美學觀念，因而沒有活泛的時代氣息，詩情貧竭。令狐安先生的詩，當屬於極少數人才能屬於的另類，即詩骨詩風詩情詩律俱佳的一類。
先說詩骨。詩骨是詩的脊梁，是作者貫穿於全詩的正義感、時代感以及自我的精神理念。作者讚成什麼反對什麼，頌揚什麼鞭撻什麼，通過詩的語言，或用典用掌，或借喻托興，需要鮮明地表現和渲染出來。令狐安先生在《懷狼牙山五壯士》中，對燕趙健兒為民族解放輕生死，笑擲頭顱戰凶頑的英雄氣概，表達了崇高的敬意。有這樣的誌士仁人，什麼樣的侵略者能夠戰勝中華民族呢？詩言誌，這首詩言的就是中華民族的凜然大誌。雖然詠狼牙山五壯士是個舊體裁，可是由於作者在突出主題方麵，尤其是在詩的情感營造方麵十分成功，那鳥道式的山，壁殘的邊關，朔風秋水，衰草狼煙，給人們展示出一幅悲烈的曆史畫卷。在《吊荊軻》中，他用烈雲與猛氣，對壯士慷慨赴義視死如歸的俠肝義膽，用秋風與悲歌，對“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英雄情調，表達了委婉的讚歎。詩骨，也是詩的主題。表現詩骨固然少不了具體語言，但重要還是要從詩的整體思想性來把握。沒有思想性，怎麼會有好詩呢？
詩風，當然是指詩的風格。在我看來，詩風還有兩層意義。一是指詩人作詩的作風。詩貴通靈，詩也貴踏實。氣韻通靈而語言踏實，詩便不脆弱。今人作詩，多因文革時遺留的殘因，概念空泛，口號堆砌，讓人看了有言不由衷、應景製文、思想匱乏、不妥帖不熨舒的感覺。二是指詩的個性特點。譬如前人曾用豪放與婉約來劃分詩人的類型。缺乏個性特征的詩沒有魅力，容易落俗於一般化。令狐安先生的詩，當屬於豪放型。他善於營造一種大氣洋洋的詩的氛圍，用這種環境來烘托主題，表現思想。譬如“金日墜地”“皓月臨空”對應“朔月”與“衰草”，即暗示了事情發生的時間所在，表達了時間的連動性，又反襯了昔時與今日狼牙山的環境以及麵對此景的此時情懷。可謂一語數得。在《登北鬥峰》中，“北鬥峰頭望幽燕，龍蛇蒼莽峙千秋”，前半句為橫麵，即空間，站在北鬥峰，放目幽燕盡收眼底；後半句為縱線，即時間，北鬥峰千秋萬代雄踞於此，閱盡人間滄桑。用這些語言營造“氣場”，詩便顯得大氣。氣勢便如萬馬奔騰，如瀑布橫流，鋪展出大畫卷來。
詩情，是詩中飽含著的濃鬱的感人情懷，是連接作者與讀者的橋梁和紐帶，是實現溝通與交流，引起讀者共鳴的人性的袒露。詩情的投入，最忌直白，否則會詩質平庸，給人矯揉造作無病呻吟甚至酸溜溜的感覺，人們便不喜歡。感情色彩的表述，高明處在於不露表述的痕跡。令狐安先生在《西湖春》中有句“岸柳新生嶽王宮，桃花滿塢草木榮”，並不直接表述對嶽家忠勇的讚賞之情，而是用千百年後，嶽王宮裏總有新栽的楊柳、桃及百花總開得旺盛，而草木也極盡豐沛，說明後人對嶽家的崇敬和吊唁，用這種手法來表達感情色彩，不但自然客觀而且含蓄雋永，同時對詩骨的烘襯也很硬朗生動。如《登妙高台》中有“岩頭水絲長，台上風意涼”，之類的句子，狀物狀情狀景，最為自然流暢，脈脈含情，於是最為扣人心弦打動情思，委婉而不露絲毫雕琢的跡象。
最後是詩律。詩律當然是寫詩的規律。寫詩雖然不能墨守一成不變的模式，但還是有大家約定俗成的法度的，它屬於形式美的範疇。詩在中國經曆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如中國的書法，由金石而秦篆而漢隸而魏碑而楷行草，直到唐代，近體詩的格式才漸臻固定。詩的這種形式的形成，不是哪一個人那一個年代完成的，是多少人不斷探索總結的結果，因此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合乎詩律，會產生人們默契的藝術美。雖然今人寫詩有多種藝術形式可供選用，但要寫近體詩，建議還是要遵守詩的基本規範為好。令狐安先生的詩，法度嚴謹，聲律中和，可見他對近體詩的研究頗深，使用也非常嫻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