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戰勝而強立”的戰爭觀
同《司馬法》一樣，竹簡《孫臏兵法》對戰爭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明確看法，即“戰勝而強立”，“樂兵者亡”的戰爭觀。它根據當時七雄紛爭的形勢，列舉了“神戎(農)戰 (斧)燧，黃帝戰蜀祿(涿鹿)，堯伐共工”，舜“並三苗”，“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東征之戰事，說明人類社會自傳說時代以來就是采用戰爭手段來實現自身的統治目的的，企圖用“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等辦法消除戰爭，保存自己，那不過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要想在七雄紛爭中使“天下服”，隻有“舉兵繩之”，達到“戰勝而強立”，即天下歸一的目的。否則就會“削地而危社稷”，民眾遭難，國家不得安寧。這種戰爭觀適應了當時全國漸趨統一的客觀形勢要求，比前人的論述更具有切合時代需要的積極意義。孫臏在提出“戰勝而強立”主張的同時，又極力反對樂兵(好戰)的黷武者，認為“樂兵者亡”，這同《司馬法》“好戰必亡”的觀點是前後相承的。
2以“強兵”為核心的治軍思想
《孫臏兵法》治軍思想的核心是“強兵”。而強兵的基礎是“國富”。要在群雄紛爭中“戰勝而強立”，就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即國家要富裕，隻有“國富”，才是“強兵之急者也”。而強兵須有經過選拔的良將和士卒組成的軍隊為前提。良將不但要具備德、忠、信、敬等品質，還要善於掌握“破強敵，取猛將”的用兵之道：“陣”、“勢”、“變”、“權”，即善於部署戰陣，造成有利態勢，靈活變換戰法，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士卒要經過嚴格的選拔和訓練，要編製嚴密、賞罰分明，“素聽”、“素信”，令行禁止。由這樣的將帥和士卒組成的強兵，就可以所向無敵。
3“因情用兵”的作戰指導
《孫臏兵法》在戰爭指導問題上，強調要“知道(取勝之道)”，“唯知道”，才能“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他所說的“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也就是要通曉天文、地理、人情、敵情和陣法等有關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在戰法上，它要求戰爭指導者能創造有利的態勢，充分發揮自身的長處，盡量避開自身的短處。諸如避開敵軍的精銳，批亢搗虛，示弱以麻痹敵人，誘其出戰，先“讓威”(後退)，而後製敵，用計謀分散敵人，而後集中兵力殲滅之；對於憑堅固守的敵人，要采用引蛇出洞的辦法，在運動中殲滅它；對於敵人防守薄弱之處，則全力攻取之，對於不同的地形和車、騎、步的特點，要有側重地用兵，“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即在平曠之地可多用戰車兵，在險要之地可多用騎兵，在山隘和穀地可多用強弓勁弩的步兵(如馬陵之戰)。可見《孫臏兵法》主張因情用兵，反對用一種固定的戰法去對付各種不同的敵人。
四、深遠影響
《孫臏兵法》原文雖早已失傳，直到1972年竹簡出土才重見天日，但由於《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的記載，其兵家地位早已確立。孫臏為田忌所出的賽馬運籌之策、圍魏救趙和馬陵之戰的戰例也廣為流傳，深入人心，為兵家所仿效。竹簡本《孫臏兵法》問世後，在國際上產生了轟動效應，其影響更是與日俱增。
《尉繚子》
《尉繚子》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宋代頒定的“武經”之一。尉繚撰。尉繚其人史書記載非常簡略，《漢書·藝文誌》雜家類《尉繚》下著錄為“六國時”人，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稱“繚為商君學”。《隋書·經籍誌》始著錄為“梁惠王時人”，以後各家書目大多沿襲上述說法，但宋晁公武《郡齋讀書誌》稱“未詳何人書”，宋施子美《七書講義》則說是“齊人”，明茅元儀《武備誌》又說是“魏人”、“鬼穀高弟”，歸有光在《諸子彙函》中還說“尉繚，司馬錯也”。施、茅、歸距戰國甚遠，實屬臆測。因《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一個“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有人“以為秦國尉”的尉繚。因此，《尉繚子》一書的作者，究竟是見梁惠王的尉繚，還是做秦國尉的尉繚?引起後人的爭論，至今尚無定論。但從全書人稱、語氣和內容上考察，開頭就是“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尉繚子對曰”，並不斷有“聽臣言”、“聽臣之術”、“臣聞”、“臣以為”等語，又稱魏為“吾”、“我”，內容反映了梁惠王時的情況。魏國吳起被讒奔楚，魏軍力削弱，兵敗遷都大梁，欲於衰落中中興，“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吳起，予以讚美，兩次提到“吳起與秦戰”。據此，似定為梁惠王時尉繚較合情理。近有學者考證，提出與梁惠王答對的尉繚，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個尉繚。《尉繚子直解》書影
《漢書·藝文誌》雜家著錄有“《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有“《尉繚》三十一篇”。《隋書·經籍誌》及《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隻有雜家《尉繚子》五卷，兵家不見著錄。自北宋景年間編纂的《崇文總目》始，複見兵家《尉繚子》五卷，宋神宗時並與《孫子》等一起被頒定為“武經”，而雜家不再見著錄。今傳世本即“武經”本。對於雜家、兵家、今傳世本《尉繚子》之間的關係後人也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雜家和兵家《尉繚》本是一部書；有的認為是內容不同的兩部書；有的認為今本《尉繚子》是原兵家書，雜家書亡；有的認為是原雜家書，兵家書亡；還有的認為是兩部古代殘書的合編本。從現有資料分析，《漢誌》著錄的雜家《尉繚》和兵家《尉繚》，由於《七略》中的兩書提要被班固刪掉而失傳，究竟是內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兩部書，還是同一書的重複著錄，難以確斷。但從以下情況看，《七略》的著錄體例，多有同一個人的著作交叉著錄現象，如被班固認為是重複著錄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徵撰《隋書》將《尉繚子》入雜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時期撰《群書治要》時輯錄的《尉繚子》，與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尉繚子》殘簡相應的文字大多類同，與武經本(即今傳世本)的相應篇目也基本相同，這說明雜家和兵家《尉繚子》很可能是同一部書，隻是因為兼有兵家和雜家的思想內容而歸類不同罷了。
關於《尉繚子》的成書時間，自南宋陳振孫提出《尉繚子》疑非先秦兵書後，明清以後出現偽書說。1972年《尉繚子》殘簡在銀雀山西漢前期墓葬中出土，內容與今傳世本大致相同，不僅均不避漢初幾個皇帝“邦”(高祖劉邦)、“盈”(惠帝劉盈)、“恒”(文帝劉恒)、“啟”(景帝劉啟)、“徹”(武帝劉徹)的名諱，而且書寫字體隸書中帶有明顯的篆書風格，這說明抄寫年代應在秦漢之際，成書年代當更早，似由戰國時人整理寫定，偽書之說不攻自破。
《尉繚子》自漢殷，曆代均有著錄，然卷、篇數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別，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流傳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經本將《兵令》和《兵教》分別分為上、下篇。今傳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內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論述戰爭中“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駁唯心主義的天命論；《兵談第二》，主要論述立邑、土地、人口、糧食與固國勝敵的相互關係，說明“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兵勝於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國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對將帥的要求等；《製談第三》，主要論述政治製度和軍事製度與戰爭勝負的關係，提出“凡兵，製必先定”，“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等治軍、治國方法；《戰威第四》著重論述高昂的士氣對於取得戰爭勝利的重大作用，激勵部隊士氣的方法；《攻權第五》，著重論述進攻的戰略戰術，強調戰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組織準備，要善於選擇敵人的弱點發起進攻；《守權第六》，主要論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則；《十二陵第七》，總結了治軍的正反十二條經驗；《武議第八》，內容很豐富，論述了戰爭的性質、目的和物質基礎，將領的作用、條件和權力，刑賞的原則等；《將理第九》，著重說明執法不明會影響國計民生，造成軍需虧乏，使國家危險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敘述國家分官設職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職能和施政辦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論述治國要以耕織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的進步觀點；《戰權第十二》，主要闡述懂得戰爭權謀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講懲處戰敗投降、逃跑將吏的刑罰措施；《伍製令第十四》，主要講軍隊的連保製度及嚴格軍紀、防止奸細的重要意義；《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講軍隊營區的劃分、建設和管理條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講戰場上的賞罰製度和各級軍吏的懲處權限；《經卒令第十七》，主要講戰鬥組織、編隊、佩戴標識符號及對戰鬥勝利的意義；《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講金、鼓、鈴、旗四種指揮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軍事訓練和正確指揮的重要性；《將令第十九》，主要講將軍受命的鄭重和將令的威嚴；《踵軍令第二十》，主要闡述部隊的戰鬥編成、各自的任務和行動部署，提出“欲戰先安內”的觀點；《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敘述部隊訓練的方法、步驟和訓練中的獎懲製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闡述國君必勝之道和有關行軍作戰訓練的問題；《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討論政治與軍事的關係及列陣交鋒的內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為植，以文為種”的觀點；《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講述戰場紀律條令及嚴格執行條令與戰爭勝利的關係。
《尉繚子》繼承並發展了《孫子》、《吳子》等的軍事思想，具有戰國時代的特點。它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戰爭觀，反對用唯心主義的天命觀指導戰爭，提出“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進步觀點。它認為戰爭有正義與不義之分，反對不義之戰，支持正義戰爭，“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主張“王者伐暴亂”的戰爭要以“仁義”為本。還認為“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戰”，又不能“廢兵”。在戰略上它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這集中反映在它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的關係的論述方麵。它把軍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為“植”(枝幹)、“種”(根基)和“表”、“裏”，指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軍事是從屬於政治的，這與兩千年後的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經濟是治國之本，是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主張發展耕織，“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則國富。富治者，民不發軔，車不出暴而威製天下。”
《尉繚子》注重戰前思想、物質和組織的準備，主張“權敵審將而後用兵”，“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靈活運用，認為“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製敵者也。”主張集中，認為“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進攻時，主張出其不意，先發製人；防守時，主張守軍和援軍要“中外相應”，守與攻相結合。
《尉繚子》的治軍思想很豐富，重視將帥的政治品德和個人模範作用，要求將帥秉公執法，恩威並施，吃苦在前，臨戰忘身，為人表率；重視部隊的行政建設，製定了較完備的戰鬥、內務、紀律條令，是研究先秦軍製史的重要資料；注重軍隊的訓練，論述了訓練的目的、方法、步驟及訓練中的獎懲製度，提出從最基層起逐級教練，最後合練的訓練方法；重視賞罰，提出“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殺“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的思想，在書中記述的各種條令條例中都有賞罰的具體規定和要求。
《尉繚子》問世後，受到曆代統治者和兵家的重視。唐魏徵將其收進用於經邦治國的《群書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為武學經書，後世兵家多有引述。很早就傳到日本，日本研究、譯注《尉繚子》的兵書有慶長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訓點尉繚子》、林道春《尉繚子評判》等三十餘種。此外還有朝鮮刊本。《尉繚子》是一部具有重要軍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兵書。也應該看到《尉繚子》中也存有封建階級的糟粕，如鼓吹用嚴刑酷法來維持紀律的執行等，是剝削階級軍隊官兵對立的產物，是我們所堅決反對的。
《尉繚子》現存最早的版本是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竹書抄本，可惜是殘簡，不是完帙。現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間刊《武經七書》本。後世諸多叢書本大都源於此本。建國後研究《尉繚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繚子注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尉繚子注釋》、中州書畫1982年版《尉繚子校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竹簡帛書論文集·尉繚子斟證》、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尉繚子淺說》等。 秦漢三國兵書二、秦漢三國兵書
《黃石公三略》
相傳為黃石公所撰。故又稱《黃石公三略》。黃石公何許人也?後人“上窮碧落下黃泉”也無從尋覓。然而托用其名的《三略》，恰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兵書。
史家司馬遷在《史記·留侯世家》中，講述了圯上奇翁黃石公授書張良的故事。大約在秦朝末年，韓國貴族中一位很有作為的青年張良，曾試圖刺殺秦始皇，結果未能成功，便更改姓名避難至下邳(今江蘇邳縣)。一天，張良閑遊路過一座橋時，看到一位老翁故意將鞋甩到橋下，並讓張良去撿。張良雖愕然，但麵對長者，還是把鞋撿了回來。然而，老翁又讓張良給自己穿鞋，張良恭恭敬敬地照辦。老翁笑曰：你這個年輕人是可以傳授玄機的!並約張良於5日後的清晨到橋頭相會。頭兩次張良都遲到了，被老翁申斥一番。第三次張良於半夜時分就來到橋頭恭候，老翁亦至，非常高興，並贈書一本給張良，說：你讀這本書就可做帝王之師了。再過10年，天下將要打仗。過13年，你將在濟北穀城山下見到我的化身——一塊黃石。說完，飄然而去。張良在下邳住了將近10年，秦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他跟隨劉邦西上，成為劉邦的軍師。又過了3年，張良路過濟北，果然在穀城山下見到一塊黃石，便派人把黃石取回家供奉起來。張良死後，與黃石合葬一處。後人稱圯上授書與張良的老人為“黃石公”。或者說下邳老人即黃石公也。
《三略》是一部什麼樣的兵書?學者們經過多方考證，認為它既非黃石公所著，也不是張良當時所受之書，而是後人從《太公兵法》中推演而成的一部兵書。那麼推演者又是什麼人呢?
據考證，《三略》在《漢書·藝文誌》中沒有著錄，最早著錄《三略》的是《隋書·經籍誌》，該誌稱：“《黃石公三略》三卷”，其下注雲：“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文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略注》三卷。”然而《三略》之書名卻早在《隋書·經籍誌》之前就已經在一些典籍中出現。據《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記載：“黃石公記曰，柔能製剛，弱能製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這一大段引文見於今本《三略·上略》中《軍讖》中“柔能製剛，弱能製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所助，強者怨之所攻”，以及《三略·下略》中“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製，雖成必敗”。兩者除個別字、詞 外，基本相同。三國魏明帝時的李蕭遠在《運命論》中有“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三略》者，始見於此”。北齊魏收《魏書》中，有劉曬注《黃石公三略》之說。《三略》首頁影印圖
學術界對於《三略》的成書年代有多種說法，但以西漢末年成書說的依據較為充分。前文所引《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的內容便是例證。由此可以推知，《三略》很可能是秦漢之際熟悉張良事跡的隱士所作。
《三略》全書約3800多字，分上、中、下三卷，即三篇謀略，所以人們便把它稱作《三略》。《三略》與《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等兵書相比，雖同屬兵書，但有其不同之處。首先，《孫子兵法》等兵書側重於軍事戰略的論述，主要從製勝破敵的角度出發，探討作戰的手段，而《三略》則側重於政治戰略的論述，主要從治國強國的角度出發，探討取勝的政治謀略。即如《中略》所說的那樣：“《上略》設禮賞，別奸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其次，《孫子兵法》等兵書以作者自己論述，直接表達對戰爭和軍事的思想認識及結論性的觀點，具有創造性的價值。《三略》則較多采用古代軍事諺語和兵書中的語句，表達作者的思想觀點，尤以征引的《軍讖》和《軍勢》中的語句較多。但《三略》 的理論觀點卻有許多精到之處，所以仍然受到後世兵家的重視，並在宋代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兵學者的必讀兵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