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書通覽3
《新書》
作者賈誼(前200—前168)，河南洛陽人，漢文帝時期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
賈誼少年得誌，20多歲時被漢文帝征召為博士(學術顧問官)，每次朝對，都對答如流，深得文帝賞識，一年當中便升為太中大夫(高級顧問官)。他針對當時的情況，提出了一些鞏固中央政權、削弱諸侯王勢力的建議，遭到執政大臣的反對，文帝也不敢采納，把他調離朝廷，任命他為長沙王太傅，隨之改任梁王太傅。後抑鬱而死。
《新書》共10卷，《漢書·藝文誌》著錄為58篇。今本為56篇。卷曰為：卷一，過秦論等11篇；卷二，權重等5篇；卷三，欲激等11篇；卷四，匈奴等5篇；卷五，傅職等5篇；卷六，禮等3篇；卷七，先醒等5篇；卷八，官人等5篇；卷九，大政等4篇；卷十，禮容語等5篇。
《新書》有多種版本，明正德有吉藩刻本；清有抱經堂盧文紹校本，杭州書局《二十二子》本、《龍溪精舍叢書》本皆據抱經堂本重刻。劉師培撰有《新書校補》二卷、《佚文輯補》一卷，未刊。王耕心撰《賈子次詁》十六卷，有龍樹精舍光緒刻本。《四部叢刊》影印明吉藩刻本。《四部備要》收有此書。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賈誼集》，其中《新書》56篇。
《過秦論》是《新書》的精彩篇章，分為上、中、下三篇。所謂過秦論，就是批評秦國的過失。文章首先鋪敘秦國如何走向強盛，輕而易舉地擊敗九國諸侯，吞並天下，然而竟被斬木為兵的農民起義軍一舉推翻，從而推出秦亡的原因：“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文章先揚後抑，氣勢磅礴，頗有說服力。
賈誼在《新書》中依據匈奴強漢朝弱的軍事形勢，提出以招撫懷柔為主要手段以解除外患。他還指出同姓諸王對朝廷的向背，不取決於血統的親疏，而取決於力量強弱的對比。
《新書》集中反映了賈誼的政治、軍事思想主張，有不少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主張是不切合實際、不合理的。《新書》對後人產生一定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地位。
《潛夫論》
作者王符(約85—163)，字節信，安定臨涇(今甘肅鎮原東南)人。東漢政治家、軍事理論家。
王符終身不仕，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潛夫論》全書10卷36篇，主要是討論治國安民之術，其中《勸將》、《救邊》、《邊議》、《實邊》四篇為軍事專論，針對當時西北邊疆的情況，著重論述如何加強邊遠地區的防禦，集中反映了王符關於邊疆防禦和建設的軍事思想。
《潛夫論》的主要軍事觀點有：
1早定戰守之策。作者認為“救邊乃無患，中國乃得安寧”，呼籲及時平亂，反對示弱寇敵、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的惟圖荀安、不思救邊的做法。
2慎選邊將。王符指出漢軍之所以不能製羌亂，主要原因在於將不知兵，因此要認真選拔將帥。將帥禦兵，必須具備六務標準：“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選拔將帥要任人惟賢，不搞論資排輩，否則就等於將軍隊交給敵人。
3救邊強邊。作者集中抨擊了當時朝臣苟且偷安，不救邊民於水火的行徑。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救邊主張。認為地不可無邊，“無邊亡國”。必須加強邊防，決不可割地以為苟合，因為假如今日割邊郡，明日就要以三輔為邊，日後“則洛陽為邊”，國將不國。
4國君臨邊患，務以民為本。邊患已積十年，百姓被害，迄今不止。國君不可不思邊境之安寧。國君對邊患問題斷不見。國君對軍國大事要“修己之備，無恃於人”，不獨委任於將帥。方可克敵製勝。如以不煩民為借口，輕易使人民受殺掠，這樣的國君“非人主”也。
5治邊要激勵士卒。作者認為人皆趨利避害，而當時“士不勸於死敵”，是由於“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因此，強調明賞必罰，使士卒“必順我令乃得其欲”。
6遷內地人民實邊。他指出邊郡虛廢的原因及危害。國家聽任邊患蔓延，強令邊民內遷，賦役加重是邊郡虛廢的原因。邊郡空無人民，而內地人眾地狹，造成經濟上的偏頗，這是邊郡虛廢帶來的經濟上的嚴重後果。長此下去，會造成邊民絕望，而滋生降敵之心，成為政治上“大憂”。這就是虛廢邊郡的嚴重政治後果。因此必須立即設法對邊郡虛廢現象予以製止。並提出，應恢複已廢棄的邊郡舉孝廉製度，並在賜爵、物價等方麵給予優惠政策，此乃“均苦樂，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繼承孫武論將、晁錯實邊等觀點，對一些基本軍事原則的闡述，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對後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淮南子·兵略訓》
作者劉安(前179～前122)，漢高祖劉邦之孫，後被封為淮南王。
劉安文采斐然，博聞強記，有過人的文學才能。漢文帝十分器重他。一次下詔讓他撰寫一篇《離騷賦》。劉安在淩晨受命，到早飯時間已經寫完，深得皇帝喜愛。天下許多方術之士都投奔到他的門下。劉安後因圖謀兵變事發，自殺身死。
《淮南子》是劉安及其門客蘇非、李尚被等集體撰寫的。該書又名《淮南鴻烈》。《漢書·藝文誌》著錄《淮南子》內21篇、外31篇，現僅存21篇。篇目為：原道、淑真、天文、隧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修務、泰族、要略。
《漢書·藝文誌》將該書列入雜家，漢許慎、高誘均有注本，《隋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及《宋史·藝文誌》等皆見記錄。許注後亡佚，清孫馮翼輯有一卷，有問經堂刊本。傳世為高誘注本，篇目下皆有“訓”字。清有杭州書局《二十二子》重刻莊達吉校本等。劉家本撰《淮南子集證》二十一卷，有上海中華書局1921年排印本。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83年中國科學院出版社出版有楊樹達著《淮南子證聞》。
《淮南子》是以道家自然天道觀為主導，綜合道、法、陰陽各家之說。論述“道”和“氣”的。《兵略訓》即是其中專論軍事的一篇，代表了西漢初期的軍事理論水平。
《淮南子·兵略訓》是在它所認為的道是“覆天蓋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的思想指導下，博采先秦各家兵書，綜合而成的一篇軍事哲學著作。在戰爭觀問題上，立論比較鮮明。在戰略、戰術上則多繼承而少創見。
作者認為戰爭的起源是：“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這就是說戰爭起源於物質利益的分配不均而引起的暴力爭奪。這比起前人的相關論述要深刻得多。
戰爭的目的是“禁暴討亂”，“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該書明確地區分了“義戰”與“不義戰”。
作者繼承前人軍事思想，提出了“全兵先勝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的主張。它認為戰爭勝負的根本，不在軍事的強弱，而在政治的得失。得道者得民心，弱可以變強；失道者失民心，強亦可變弱。所以，政治強大，雖有軍隊但不必發動戰爭，也可使敵人伏首稱臣，這實際上是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全勝戰略思想在漢代的發展。“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因為政治得失決定軍事的勝負，所以在戰爭之前就必須先謀劃於廟堂之上，對雙方力量加以比較，從國君、將帥、民心、治亂、軍糧、士卒、武器等方麵進行分析，論證是否已經具備了勝利的條件，如此可作到先勝而後戰。作者稱這種作戰方法為“廟戰”。
對於戰術中動與靜的辯證關係，作者認為軍隊不動則已，動則無形，“神出而鬼行”，出敵不意，攻其不備。不僅於此，善於采取軍事行動者，必須做到：行動迅猛有“氣勢”，善用地形占“地勢”，根據敵情知“因勢”，巧妙偵察設伏善“知權”，調遣軍隊靈活有序知“事權”。另外，還要以靜製動，以無形製有形，以無為製有為。
《兵略訓》還十分重視將帥的作用，作者用很大篇幅闡述了有關將帥的理論。將帥根據其能力可分為上中下三類：“上將”，能夠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堅定而有氣勢，是常勝將軍；“中將”。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氣勢，勝多而敗少；“下將”，無堅定主張，性自多疑，動輒敗北。“將軍之心”要寬宏公允，含而不露。既能隨時變通，又不輕易受外界環境影響而動搖主張。將帥要威儀並用，與士卒同甘共苦。威儀並用就是賞罰分明，賞使士兵冒死征戰，罰使士兵令行禁止，如此，軍隊才有戰鬥力。此外，將領必須愛兵，才能得到兵的愛戴。將帥應具備“三隧、四儀、五行、十守”諸項優秀品質。作者認為將帥最應注意的是士氣的“實”與“虛”：官兵有隙，互不相得為虛；上下同心，同仇敵愾為實。將領要統帥軍隊，完成任務必須建立一個合理的指揮保障體係，包括以下幾方麵專門輔助人員：“尉之官”，即軍事參謀人員；“侯之官”，即偵察人員；“司空之官”，即後勤人員；“輿之官”，收容聯絡人員。這比《六韜》的有關論述更為充分和完善。
所有這些對戰爭起源、戰爭目的、戰爭性質和戰爭勝敗主要因素的論斷，既繼承了前人的觀點，也在某些地方超過了前人。在具體的戰略、戰術問題上，繼承了前人虛實、奇正、分合、示形等，歸結為“神莫貴於天；勢莫貴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隻是提法不同而沒有什麼新的發展，這是因為劉安等人，本身缺少戰爭實踐經驗，所以隻能是在理論上進行闡發，在哲理上加以提高。又由於《淮南子》是由眾人編篡而成，其思想觀點也不盡一致。
《素書》
《素書》又名《黃石公素書》。舊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注。此說源出張商英《黃石公素書·序》。張商英，字天覺，宋徽宗大觀年間(1107～1110年)為尚書右仆射，曾學浮屠法，喜講禪理。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幸，徽宗頗憚之，遂蒙忠直之名。後被台臣上疏攻擊，出知河南府。卒諡文忠。他在序言中稱：“黃石公圯橋所受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世間。”張商英這段話說的神乎其神，然而說得愈神秘愈露出了他作偽的馬腳。對此明代以來，學者多有辯駁，如明都穆說它有“三偽”：“子房以三寸舌為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托從赤鬆子遊，君子稱其明哲保身，顧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偽一也。自晉逮宋，曆年久遠，豈是書既傳，而薦紳君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偽二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俚言，而謂圮上老人為之，其偽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圮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為張氏之偽明矣。”(《聽語紀談》)《四庫總目提要》引胡應鱗的話說：“其書中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皆仙經佛典之絕淺近者。蓋商英嚐學浮屠法於從悅，喜講禪理，此數語皆近其所為，前後注文與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為商英所偽撰，明矣。”筆者以為《素書》從內容到文句，引用《黃石公三略》頗多，如“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等。實際上它是張商英取《黃石公三略》之本旨，以廣其說，又擷取儒道文辭，雜采仙經佛典俚語以及有生命力的民諺彙集而成的一部著作。雖為張商英所偽托，但“其言頗切理”(《四庫總目提要》)，書中不乏有可資借鑒的思想內容。
《素書》一卷共六篇：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求人之誌章第三、本德宗道章第四、遵義章第五、安禮章第六。全書圍繞“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展開論述，主張“潛居抱道，以待其時”，修德行仁，遵義尚禮。教育人們不要損節背理，要謙恭行善。在軍事方麵，重視設權定謀，指出：“設變從權，所以解結”，“長莫長於博謀”，“陰謀外泄者敗”，“患在不預定謀”。重視民心民意，認為“民怨傷國”，“民困國殘”。重視人才的選拔和正確使用。認為“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國將霸者士先歸，邦將亡者賢先避。”在戰爭中，主張根據各種人才的特點進行戰鬥分工，揚長避短，人盡其能。“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攻敵，不可使分陣；廉可使守主，不可使應機，五者各隨其才而用之。”
《素書》自宋以來翻刻者頗多，流傳很廣。從現存版本看有明刻、明抄本，以及日本慶長(明萬曆)刻本，但更多的是叢書本，比較重要的有子彙本、二十子本、先秦諸子合編本、且且庵初箋十六子本、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十種本、道藏本、四庫全書本等。據不完全統計，各種叢書本有二十餘種之多。
《將苑》
舊題諸葛亮撰。諸葛亮(181～234)，字孔明，東漢琅琊陽都(今山東沂南縣)人，是三國時代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早年隱居鄧縣隆中(今湖北襄陽西)，被稱為“臥龍”。劉備三顧茅廬，請他出山。他向劉備提出了奪取荊(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外結好孫權，內革新政治，積蓄力量，準備條件，統一全國的建議，即著名的《隆中對》。從此成為劉備的主要謀士。他輔佐劉備、劉禪創建了蜀國，自任丞相。劉禪即位後，被封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掌管蜀漢軍政大權。當政其間，勵精圖治，賞罰嚴明，革除弊政，推行屯田，發展生產，改善和西南各民族的關係，對於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和民族團結做出了有益的貢獻。他還積極推行聯吳抗魏的戰略方針，曾五次出兵攻魏，爭奪中原。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因力不從心，於建興十二年(234)死於五丈原軍中。他足智多謀，善於治軍，相傳革新連駑(革新後能同時發十箭)、創八陣圖、造“木牛流馬”(一種有利於山地運輸的工具)，受到後人的崇敬。自陳壽編《諸葛亮集》後，明清又編輯多種，如明王士騏編《武侯全書》二十卷、楊時偉編《諸葛忠武全書》十卷、清朱磷輯《諸葛武侯集》二十卷、張澍編《諸葛亮集》等，本文所要介紹的《將苑》就收錄在《諸葛亮集》之中。中國兵書史上有一種現象，就是偽托之作多托於先聖先賢。由於諸葛亮被後人當作智慧的化身，所以，正像《四庫總目提要》說的“蓋宋以來兵家之書，多托於亮”。各種書目著錄諸葛亮撰的兵書就有二十餘種，如《火龍經》、《小心略地利》、《武侯奇書》等等，這些兵書究竟哪些是諸葛亮的作品，有待逐一考證。
《將苑》最早見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題作《諸葛亮將苑》，明代編的諸葛亮文集中也予以收錄。清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和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是後人偽托之作。從書中內容大多采自兵、史諸書和隋、唐不見著錄來推斷，不像諸葛亮親著，但其中許多思想與諸葛亮的軍事思想相一致。
《將苑》又稱《諸葛亮將苑》、《武侯將苑》、《心書》、《武侯心書》、《新書》、《武侯新書》等。此書宋代稱《將苑》，明代始改稱《心書》，如焦肱《經籍誌》；或《新書》，如陶宗儀《說郛》；也有稱《將苑》的，如《百川書誌》。《漢魏叢書》雖於書名題作《心書》，而篇章標題中間有《新書》字樣。現存版本中，這幾種稱謂都有，核其內容，雖有所差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同書異名。因為《將苑》之名出現較早，故本文以《將苑》相稱。
《將苑》一卷(一作二卷，見《百川書誌》)共五十篇。其篇目如下：兵機、逐惡、知人性、將才、將器、將弊、將誌、將善、將剛、將驕吝、將強、出師、擇材、智用、不陣、將誡、戒備、習練、軍蠹、腹心、謹候、機形、重形、善將、審因、兵勢、勝敗、假權、哀死、三賓、後應、便利、應機、揣能、輕戰、地勢、情勢、擊勢、整師、勵士、自勉、戰道、和人、察情、將情、威令、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將苑》是中國古代論述為將之道的兵書。書中博采《孫子》、《吳子》、《尉繚子》、《六韜》、《三略》、《左傳》等兵書史籍中的論兵妙語，分門別類加以闡述，言簡意賅，自成體係，概括了古代為將之道的各個方麵。它對將帥進行了分類研究，認為從思想品德性格特長上分，將材有九：仁將、義將、禮將、智將、信將、步將、騎將、猛將、大將。按能力器度分有十夫之將、百夫之將、千夫之將、萬夫之將、十萬人之將、天下之將。意在選拔任用將帥要量才而選，量力而用。它總結歸納了為將八弊：“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禮。”意在向將帥敲警鍾。它認為將帥關係著國家興亡、戰爭勝敗、士卒的安危，因此，要求給予將帥自主權，重申“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訓。同時，對將帥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條件和要求。首先強調將帥自身修養好。它要求將帥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懼，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忠貞不渝；要做到剛不可折，柔不可卷，不驕不吝，能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先仁義而後智勇；要有五善四欲，五善是“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是“戰欲奇，謀欲密，眾欲靜，心欲一”。它還要求將帥力爭五強，杜絕八惡。五強是：“高節可以曆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沈慮可以容眾，力行可以建功。”八惡是“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智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滂”。它提出了將帥應遵守的十五條紀律，即慮、詰、勇、廉、平、忍、寬、信、敬、明、謹、仁、忠、分、謀。其次要求將帥要善於治軍，精於作戰。在治軍方麵，要求將帥要重視法製，信賞必罰，嚴號申令，“誡之以典型，威之以賞罰”；要加強軍事訓練，認為“軍無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要收攬和掌握有特長的人才，“必有博聞多智者為腹心，沈審謹密者為耳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要身先士卒，關心和愛護部下，養兵像養自己的子女一樣，“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與士卒同生死，共患難。在作戰方麵，要求將帥不恃眾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要懂得“兵機”、“兵勢”，“因機而立勝”，“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要熟悉戰場地形地物，探明敵情，“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必先探敵情而後圖之”，要懂得各種地形天候條件下的戰法，如林戰、叢戰、穀戰、水戰、夜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