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苑》一書，一直為後人所重視，流傳比較廣泛。它集中了古代將帥選拔、修養的精華，雖然不免打著封建階級的印記，但其中許多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將苑》現存版本多題名為《心書》或《新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諸葛亮集》題為《將苑》。該書版本大致有三個係統，一是《諸葛亮集》係統；二是叢書本係統，較有代表性的有：廣漢魏叢書本、增訂漢魏叢書本、子書百家本、增訂漢魏六朝別解本、唐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說郛本等。三是單行本係統，主要有：明正德十三年韓襲芳銅活字印本、明萬曆三十三年書林鄭少齋刻本、明黃邦彥刻本、民國年間石印本、1926年成都昌福公司鉛印本等。
《便宜十六策》
《便宜十六策》舊題諸葛亮撰，後人疑為偽托之作。
本書提出的作戰指導思想的主要有：
“用兵之道，先定其謀”。重視謀略是書中論及用兵作戰的一個重要特色。它指出：“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作為“人之司命，國之利器”的領兵將帥，在戰前必須周密地部署，做到“先定其計，然後乃行”。對於謀的內容，它說“審天地之道，察眾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眾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強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慮生死之事。”隻有對上述各個方麵進行全麵的謀劃，才可以出軍任將。作戰中不僅要有謀略，而且要很高明，在戰略謀劃上勝敵一籌。
作者十分強調“氣勢”和“神速”，多次說明士氣和速度在戰鬥中的重要性。它說：“士無氣勢……雖有百萬之眾，而敵不懼”，又說：“計謀欲密，攻敵欲疾”。主張進攻時要快速，隻有快速才能造成一定的兵勢。所謂“獲若鷹擊，戰如河決，則兵未勞而敵自敗，此用兵之勢也。”作者指出，要以壓倒敵人的英勇氣勢，迅猛異常，敢衝敢打，一舉消滅敵人。
在用兵作戰上，強調“知”的作用，要求戰爭指導者要“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這可算是對“知彼知己”的具體解釋。對於敵人各方麵的情況，敵我國力的強弱，將領指揮才能，兵士的戰鬥力，天象氣候的變化，地形的利用，進攻退守的時機，都要善於了解和掌握，據此去決定自己克敵製勝的戰爭行動。它不僅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而且要求把敵我雙方聯係起來進行考察，利用和發揮自己之長，去攻擊敵人之短，這才算真正的“知彼知己”，才能奪得戰爭的勝利。
《便宜十六策》首先提出了“國以軍為輔”，“輔強則國安，輔弱則國危”的問題，強調了軍隊在國家政權中的作用。因為戰爭是“匡救大亂之道”，“存國家社稷之計”，作為一個國家必須加強武備，即所謂“夫國三大務，莫先於戒備”，而武備之要便是通過治軍使軍隊具有較強的戰鬥力；並提出“以教令為先，誅罰為後”的原則，即注重教育，反對一味的懲罰。在提高部隊素質的訓練上，它繼承了《管子》的思想，提出了所謂的“五教”；同時又提出了“上為下教”的觀點，帶兵者必“先正其身”，才能教育好部隊。另外，它還強調治軍要嚴於法紀，賞罰分明。如果“賞罰不明，法令不信”，軍隊紀律不嚴，不聽從指揮，雖有百萬之師也是無濟於事的。《便宜十六策》既有對前人思想的繼承，又有自己的創新之處，對後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唐宋兵書三、唐宋兵書
《李衛公問對》
《李衛公問對》是一部問答體兵書。又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或《唐李問對》。唐太宗即李世民(599～454)，唐代皇帝，李淵次子。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秦安)，後世居於陝西武功。他自幼聰穎幹練，博文精武，少年即通古今兵法，是古代著名的軍事家。隋末勸其父起兵反隋，李淵稱帝時，封為秦王，任尚書令。曾鎮壓竇建德、劉黑達等農民起義軍，消滅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據勢力。武德九年(626)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太子李建成，被立為太子，繼帝位。公元626～649年在位，推行均田製和府兵製，常以“亡隋為戒”，較能任賢、納諫，注意恢複發展社會經濟和加強與少數民族的貿易文化交流，貞觀四年(630)擊敗東突厥，被鐵勒、回紇等族尊為天可汗。晚年由於連年用兵，營建宮室，賦重役繁，加深了階級矛盾。李衛公即李靖(571～649)，本名藥師，京兆三原(今陝西三原東北)人，唐初軍事家。少有文武材略，精熟兵法，其舅父名將韓擒虎“每與論兵，未嚐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舊唐書·李靖列傳》)隋末任馬邑郡丞。唐高祖時，任行軍總管，嶺南道撫慰大使，以副帥佐李孝恭鎮壓輔公起義軍。唐太宗時，曆任兵部尚書、尚書右仆射等職，先後擊敗東突厥、吐穀渾，封衛國公，故稱李衛公。據書目記載，他著有《衛公兵法》等十餘部兵書，然大都佚失，“世無完書”，《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內容。《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書影
《唐李問對》，顧名思義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與衛國公李靖論兵的言論輯錄。然而自北宋陳師道在《後山談叢》中提出“世傳王氏《元經》……李衛公《問對》，皆阮逸所著”和何在《春渚紀聞》中提出“先君(按：指何去非)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又疑《李衛公問對》亦非是”之後，引起了學術界的一場爭論，至今尚無定論。晁公武《郡齋讀書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吳曾《能改齋漫錄》、汪宗沂《衛公兵法輯本自序》、湘浦《衛民捷錄·問對題注》等徑從陳、何之說，斷定《李衛公問對》為阮逸偽撰。另一種意見否定阮逸所偽撰，如元馬端臨說：“神宗詔王震等校正之說既明見於國史，則非阮逸之假托也。”(《文獻通考·經籍考》)清姚際恒說：“今世傳者當是神宗時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將佐不能通曉’之詔，故特多為鄙俚之辭。若阮逸所撰，當不爾。意或逸見此書，未慊其誌，又別撰之。而世已行此書，彼書不行歟?”(《古今偽書考·子類》)還有一種意見，即否定阮逸偽撰，也否定衛公所著，如明胡應麟說：“此書不特非衛公，亦非阮逸，當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學綴拾貞觀君臣遺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閭閻耳口。”(《四部正訛》)據今人考證，宋初既流行有《兵法七書》，宋神宗元豐三年下詔校定包括《李衛公問對》在內的七部兵書，頒定為武經，作為武舉試士和武學的軍事教科書，說是宋仁宗天聖(1023～1031)才中進士的阮逸偽撰，理由實不充分。說“其詞旨淺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當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學綴拾貞觀君臣遺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閭閻耳口”，更是偏頗之言。公正的評價是：《李衛公問對》“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宋戴少望《將鑒論斷》)“《衛公問答》，語極審詳，真大將言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變易主客，於兵家微意時有所得。”(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綜觀全書，上述評論並非溢美之辭。《李衛公問對》雖未必是李靖的手定稿，它當是深通兵法韜略，熟悉唐太宗、李靖事跡的隱士根據唐、李論兵言論彙編而成，具體成書時間不可確斷，然據宋初即有《兵法七書》流傳推測，其下限應在五代之前。
《李衛公問對》共分上、中、下三卷，一萬零三百餘字。全書涉及的軍事問題比較廣泛，既有對曆代戰爭經驗的總結和評述，又有對古代兵法的詮釋和發揮；既講訓練，又講作戰；既討論治軍，又討論用人；既有對古代軍製的追述，又有對兵學源流的考辨，但主要內容是講訓練和作戰，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中心圍繞著“奇正”論述問題。
奇正是古代軍事學術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是曆代軍事家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李衛公問對》對奇正論述深刻，分析透辟。它引《握奇經》：“八陣，四為正，四為奇”，說明奇正原是方陣隊形變換的戰術。方陣中有四塊“陣地”或“實地”(即戰鬥部隊的位置)，有四塊“閑地”或“虛地”。在“實地”作戰的部隊就是“正兵”；利用“虛地”實施機動的部隊就是“奇兵”。它認為奇與正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提出“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它用奇正的觀點來解釋進退、攻守、眾寡、將帥、營陣、訓練等各個方麵的軍事問題，大大發揮了孫子的奇正學說。如它指出：“凡兵，以向前為正，後卻為奇”；“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鬥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等。它把奇正與虛實、示形緊密聯係起來闡述，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敵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
《李衛公問對》非常重視陣法訓練。主張從實戰需要出發訓練部隊，達到在戰鬥中“鬥亂而法不亂”，“形圓而勢不散”，“絕而不離，卻而不散”。它重視訓練方法，認為“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強調根據部隊的不同特點進行教練，“漢戍宜自為一法，蕃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它還提出了由單兵到小分隊，由小分隊到大部隊的訓練程序，即由伍法而隊法而陣法。對於方陣、圓陣作了較為明確的闡述。尤其對李靖創造的六花陣，明確指出本於諸葛亮八陣法，“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前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製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複邀敵來，伺隙搗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李衛公問對》對古代兵法的源流進行了總結歸納，它認為古代兵法“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即：“《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它對古代重要兵法進行了評述和發揮，其中有許多獨到見解。如對《孫子》“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的解釋不囿於曹操等舊說，並批評他們用力量的強弱來解釋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對於攻守問題，它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如“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等等。
《李衛公問對》也包含著較為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它認為戰爭的勝負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不可歸結為單純的一個原因，“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它還認為事物都是在發展變化的，強弱、優劣、主客都處在變化之中，“‘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它注重人事、反對迷信，指出“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但是，它又不主張廢棄陰陽術數，認為這是“使貪使愚”的詭道之術。
《李衛公問對》是《武經七書》之一，在中國古代軍事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也存有一些明顯的封建糟粕，如對李責力的明黜暗用的封建權術；它提出陰陽術數為詭道之術，若用來作為欺騙敵人、團結內部的一種戰術，尚有可取之處，若用它來愚弄本部士卒，便是封建的愚兵政策。它的“教正不教奇”的論點，也有很大的片麵性。明何良臣曾批評它說：“奇而不教，則號無以別，變何以施?”(《陣紀·奇正》)
《李衛公問對》，宋初有《兵法七書》本，後又有麻皓年注釋本。宋元豐三年(1080)宋神宗詔令校定《孫子》、《李衛公問對》等七書為《武經七書》，鏤版刊行。據陸心源《麗宋樓藏書誌》載，宋代曾刊印過《李衛公問對》三卷單行本。但北宋之前的版本今不可見。現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間刻《武經七書》本。此後眾多叢書本及清刻、清抄本，大多源於此本。現存比較重要的注釋本有宋施子美講義本、明劉寅直解本、清朱墉彙解本。建國後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吳如嵩、王顯臣的《李衛公問對校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和《李衛公問對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太白陰經》
《太白陰經》又稱《神機製敵太白陰經》，唐李筌撰。李筌，號少室山達觀子，《唐書》無傳，裏籍不詳。大約生活在唐肅宗、代宗年間。唐乾元二年(759)《進太白陰經表》稱“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軍州事幽州刺史並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臣李筌上表”，唐永泰四年(即大曆三年，768年)《序》署名“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集仙傳》稱其仕至荊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陰經》。又《神仙感遇傳》曰：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注：符當經之誤)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據《新唐書·藝文誌》和《宋史·藝文誌》等書目記載，李筌還著有《孫子注二卷》、《青囊括一卷》、《閫外春秋十卷》、《通幽鬼訣二卷》、《軍旅指歸三卷》、《彭門玉帳歌三卷》等兵書。
《太白陰經》本來是一部“記行師用兵之事”的兵書，但因李筌以陰陽數術之說，以為“太白主兵，為大將軍；陰主殺伐”(《進太白陰經表》)，故取名為《太白陰經》，給這部兵書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後人又編造出所謂“李筌常遊名山探奇術，於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黃帝陰符經》，遇驪山老姥，指明秘要，洞究深微，撰為兵書，名曰《太白陰經》”(《進太白陰經表》注)的神話。加之書的後半部分輯錄了大量醫卜星相、奇門遁甲之類的內容，使這部兵書進一步神秘化。揭去它身上的迷彩，就會發現它是一部較全麵反映唐以前軍事知識的綜合性兵書。
《太白陰經》始藏諸名山石室，後獻給唐朝廷，“進入內府，不傳於世，瑞南宋公先世有傳而得之，以輔明廓清海宇，是書之功也。以後子孫，慎勿妄傳”。(史氏珍藏尾跋，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因此，此書明以前隻有抄本傳世。由於傳抄者隨意刪削合並，遂出現六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等不同卷數的本子。考《進太白陰經表》、《新唐書·藝文誌》和《宋史·藝文誌》均稱為十卷，說明此書全帙應為十卷。
《太白陰經》是李筌花十年心血寫成的兵書，搜羅廣泛，內容豐富。他在《進太白陰經表》中說：“人謀、籌策，攻城、器械，屯田、戰馬，營壘、陣圖，括囊無遺，秋毫必錄。其陰陽天道，風雲向背，雖遠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錐刀，大至城堡，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三軍，轅門有之，雖桴鼓之吏，廝養之卒，亦可為萬人之將。言無文飾，理探玄微，十載修成。”全書十卷共一百篇，具體篇目如下：
卷一人謀上：天無陰陽、地無險阻、人無勇怯、主有道德、國有富強、賢有遇時、將有智謀、術有陰謀、數有探心、政有誅強。
卷二人謀下：善師、貴和、廟勝、沉謀、子卒、選士、勵士、刑賞、地勢、兵形、作戰、攻守、行人、鑒才。
卷三雜議：授鉞、部署、將軍、陣將、隊將、馬將、鑒人、相馬、誓眾軍令、關塞四夷。
卷四戰具：攻城具、守城具、水攻具、火攻具、濟水具、水戰具、器械、軍裝。
卷五預備：築城、鑿濠、駑台、烽火台、馬鋪土河、遊奕地聽、報平安、嚴警鼓角、定鋪、夜號更刻、鄉導、井泉、迷途、搜山燒草、前茅後殿、釁鼓、屯田、人糧馬料、軍資、宴設音樂。
卷六陣圖：風後握奇壘圖、風後握奇外壘、太白營圖、偃月營圖、陰陽隊圖、教旗圖、草教圖、教駑圖、合而為一陣圖、離而為八陣圖。
卷七捷書、藥方：榪牙文(一)、榪牙文(二)、祭蚩尤文、祭山大川文、祭風伯雨師文、祭毗沙門天王文、露布、治人藥方、治馬藥方。
卷八雜占：占日、占月、占五星、占流星、占客星、占妖星、占雲氣、分野占、風角、五音占風、鳥情占。
卷九遁甲。
卷十雜式：元女式、察情勝敗、主客向背、推神煞門戶、龜卜、山岡營壘、山形岡隴。
《太白陰經》是在比較充分地研究前人軍事論著的基礎上寫成的。其寫作方法一般采用先以“經曰”引出一段前人的論兵言論，接著征引古代戰例，將帥事跡，或古代兵法，加以闡述，最後亮出自己的結論。他繼承了前代的優秀軍事思想成果，介紹了古代許多軍事知識，諸如軍儀典禮、攻防戰具、偵察通訊、行營警備、糧草行裝、戰場建設、戰陣隊形，以及古代軍中祭祀占卜活動等都有較詳細介紹。其中比較有價值的是前五卷，後五卷多為非科學的內容。
前五卷中最有價值的是重視人事的唯物主義思想。李筌認為陰陽不能決定勝敗、存亡、禍福、善惡，“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指虛無之狀，不可以決勝負，不可以製死生”。(《天無陰陽》)陰陽對人是無情誼的，隻有依靠人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任賢使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不禳祀而得福”。(《天無陰陽》)李筌又認為地利雖是用兵的輔助條件，但就像天時不能依靠一樣，地利也不能依靠。地無險阻，全在將帥會不會利用。指出：“天時不能枯無道之主，地利不能濟亂亡之國。地之險易，因人而險，因人而易。”(《地無險阻》)李筌還認為人的勇怯不是天生的，也與生長的地方無關，而全在於培養鍛煉和使用是否得當，“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勇；勇人使之以賞則死。”(《人無勇怯》)刑賞能使怯者變勇，使勇者變得不怕死。總之，勝敗存亡決定於人謀。人謀的最高標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他認為“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善師》)主張以仁義道德為本，“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貴和》)。崇尚智謀，認為自古以來沒有不用智謀而成王業的。所謂不戰而勝，就是用陰謀顛覆敵國。重視選賢任能，不僅要求把國內的各種專門人才收攬起來，而且敵國的人才也要求注意收買。主張賞罰公正，要求“賞無私功、罰無私罪”。(《刑賞篇》)，重賞有功以勵全軍，重罰有罪以儆部眾。要求將帥關心愛護士卒，與其共安危，同患難，以取得士卒的擁護，聽從命令、拚死作戰。在軍事上重視廟算，乘敵之隙，攻其無備，揚己所長、避己所短，見利而進、無利而止等。他還主張發展農業生產，實行軍屯墾田，以使國家富強，軍隊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