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陰經》是唐代重要兵書，它輯錄保存了古代許多軍事資料，尤其是在唐朝佛教盛行的情況下，他扛起了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大旗，是難能可貴的。它還保存了唐代有關山川道裏，關塞四夷等資料，具有一定的軍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
《太白陰經》問世之後，受到後人的重視。有的在書中大量引用此書的內容，如唐杜佑《通典》就引用頗多；有的給予較高的評價，如清代學者錢曾說：“此書詳整有法，篇次精允，軍家之要典也。”(《讀書敏求記》)當然，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它一方麵重人事、舍鬼神，強調“敵情不可求之於星辰，不可求之於神鬼，不可求之於卜筮”；(《行人篇》)，一方麵又輯錄了大量陰陽占卜之類的內容，這些內容雖然是古代軍中客觀存在的東西，但畢竟是非科學的，在一些篇章中，如《鑒人篇》等雜有許多唯心主義的糟粕。我們閱讀該書時應該注意鑒別和批判。
《太白陰經》始以抄本流傳，現存最早的抄本是明汲古閣抄本，清代又有多種抄本，如清初抄本、清內府抄本、平津館影宋抄本等。清嘉慶以後，被《墨海金壺》、《守山閣叢書》、《半畝園叢書》等多種叢書收錄，刊印行世。以上均為十卷本。另外還有《四庫全書》八卷本存世。
《李靖兵法》
《李靖兵法》又稱《衛公兵法輯本》，是清人汪宗沂把散見於《通典》中的李靖“語錄”輯錄而成。全書分為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將務兵謀；中卷為部伍營陣；下卷為攻守戰具。
《李靖兵法》繼承了前代優秀軍事學術遺產而有所發展。他特別重視“兵貴神速”，“料敵製勝”和“出敵不意”等兵法原則，不僅在理論上有所闡發，而且在實踐上運用得巧妙靈活。例如，李靖破蕭銑是利用三峽洪水泛漲，趁蕭銑不備而急速進軍進行奇襲；滅突厥時則利用唐儉前往撫諭突厥時，乘其不備而襲之；破吐穀渾又是在“春草未生，馬已羸瘦”時，深入敵境，乘其不備而襲之。這都是李靖用兵的特點，基礎則在於對情況的透徹了解。李靖把這些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說：“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審敵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守地而不失，是為必勝之道也。”
李靖還在理論上提出了“戰略持久”的問題。他說：“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欲輯，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耶?”“若此，則當卷跡藏身，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之持久，安可犯之哉!”這種對戰略持久理論的論述在以往兵書中是不多見的。
李靖在戰術上也有所創造與發展。李靖在其《部伍營陣》中，有不少新的創見，其中“七軍六花陣”尤為突出。在實戰中，李靖通常采用楔形隊形，也就是《孫臏·十陣》中的“錐行之陣”。孫臏說：“錐行之陣，卑之若劍……末必銳，刃必薄，本必鴻。然則錐行乏陣可以絕決矣。”錐行之陣是進攻隊形的一種形式，便於突破、分割敵人陣勢。在此以前，進攻一般是采用方陣。李靖把“錐行之陣”用作經常的戰鬥隊形，是個創舉。這也說明他在戰鬥中，勇於對敵進行突破與分割的攻擊精神。
李靖還首創了逐次抵抗，交互掩護的撤退方法，這種方法至今仍在采用。李靖在一千多年前就創立這種戰法，確是難能可貴的。此外，李靖的“行軍統行法”、“方陣行列”與行軍警戒、駐軍警戒等均極嚴密。足為後世法。
總之，李靖以其對古代兵法的精通，結合自己豐富的戰爭實踐經驗，在戰略、戰術上不止繼承了前人的優秀遺產，加以靈活地運用，而且有所創造有所發展，在軍事技術裝備上也有所創新，使得該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
作者王真，生卒年不詳，約活動於唐憲宗時期，唐代兵家。
王真少習儒業，後“久從戎府”，曾以朝議郎出任漢州刺史兼掌軍事。鑒於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戰亂不止的局勢，他企圖為唐王朝開一劑不用武攻而用文治消除戰亂的藥方。王真遂於元和四年(809)七月向憲宗上此述。明正統《道藏》、《宛委別藏》等有收錄。《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又稱《道德真經論兵要義述》、《道德經論兵要義》，是作者從軍事角度注釋《老子》的一部著作，基本上繼承和發展了《老子》中的軍事思想。
在對戰爭的態度方麵，王真繼承了《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他反對因個人恩怨或爭奪別人的財物而隨意發動戰爭。他探討了戰爭的起源問題，認為戰爭之所以會發生，主要起源於人們的好惡之爭。對於老子的“柔弱勝剛強”，王真也有自己的解釋，他更多地強調要處於剛強的一方。
認為治國治軍要道、德、仁、義、禮兼而用之，統治者要謙柔角晦，對人民要“慈”，如此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王真還認為對戰爭要有準備，注重為止戰而備兵，反對麻痹輕敵；對戰爭的到來要有預見性，以“戢兵於未動之際，息戰於不爭之前”。在戰略上以不欲求欲，以不為求為，以迂求直，以損求益，以柔克剛，以無事取天下。認為非勝非難，持勝難；要持勝，君主就要有道，善於自為卑小，常示寡弱，而不可為強梁於天下。
王真也吸取了老子“以奇用兵”的思想，但他把“奇”和“道”聯係起來，提出“以道用兵”。他認為“道”就是“無為”，實際上否定了用兵的存在，這也正是其自身的矛盾所在。
《長短經》
作者趙蕤，字太寶，唐代梓州鹽亭(今四川鹽亭縣)人。生卒年不詳。
孫光憲《北夢瑣言》中說他博學韜鈐，善於治理世事，但卻矢誌歸隱。《四川總誌》上說唐玄宗幾次征召都不去，李白還曾親自去其住處請他。《全唐文》上記載他隱居在長平山安昌岩，有人說他因遭受讒言而死。
《長短經》一書成於唐開元四年(716)。關於卷數和篇數，趙蕤在傳世本自序中稱共63篇，合為10卷。《北夢瑣言》、《唐書·藝文誌》也都稱此書有10卷，明朝洪武丁巳年沈新民在跋中稱第十卷載陰謀家，今已不存，因此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是9卷本的《長短經》。沈跋中稱此書共64篇，與趙氏自序不合。我們檢查後，發現確為64篇，那麼這可能是趙序或傳寫的錯誤了。
《長短經》現存9卷64篇，各卷依次為《文上》、《文中》、《文下》、《霸圖》、《七雄略》、《三國權》、《權議》、《雜說》、《兵權》。其中各卷篇目如下：第一卷各篇依次為大體、任長、品目、知人、察相、論士、政體等。第二卷各篇依次為君德、臣行、德表、理亂等。第三卷各篇依次為反經、是非、適變、正論。第四卷隻有一篇“霸圖”。第五卷和第六卷分別為“七雄略”和“三國權”。第七卷各篇依次為懼誡、時宜。第八卷各篇依次為鈞情、詭信、忠疑、用無用、恩生怨、詭順、難必、運命、大私、敗功、勝智、卑政、善亡、詭俗、息辯、量過、勢運、傲禮、定名等。第九卷共有二十四篇，依次為出軍、練士、結營、道德、禁令、教戰、天對、地形、水火、五聞、將體、料敵、勢略、攻心、伐交、格形、蛇勢、先勝、圍師、變通、利害、奇正、掩發、還師。
《長短經》的版本，據記載，南宋時流傳有鏤刻本、健庵收藏圖書刻本及徐乾學本，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有清朝的《讀畫齋叢書》本，中華書局據此出版了影印本。
《長短經》一書主要闡述如何稱王(霸)於天下，如何治理國家，如何靈活權變等策略。作者認為“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悼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因此應該善於時變，按不同條件施用不同政策。隻要能匡扶國政，不妨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而不應局限於一些舊的框框。所以作者在書中從長遠的觀點出發，為統治者提出了一係列經世濟民的方法和策略。
《長短經》也是一部重要的兵書。它繼承了我國優秀的軍事思想，並加以發揮闡明。其所述之戰略、戰術、智謀及戰爭客觀規律，對於現代軍事甚至其他行業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長短經》關於軍事方麵的論述比較全麵，內容比較豐富。作者認為，勝利的軍隊要了解士兵，按照其才能授給職務，各職所長。作者強調將帥要與士兵一起同甘共苦。作者還指出善戰者要善於任勢、造勢，充分認識並加以運用軍事力量。此外，他還闡發了“奇”和“正”的理論。此書成於封建時代，也不免存在迷信等糟粕，對後世的兵書也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這是應該注意的。
《百戰奇法》
《百戰奇法》又名《百戰奇略》，最早著錄見於明楊士奇撰《文淵閣書目》，其後見於明晁琛的《寶文堂書目》，明周弘祖的《古今書刻》，明焦的《國史經籍誌》等書目，均未著錄作者。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李讚刻《武經總要》附刊本，此本《百戰奇法·序》中說：“書亡作者姓氏。”說明作者已不可考。清黃虞稷等撰《補遼金元藝文誌》著錄有《百戰奇法》，有人便以為是元代作品。但明李讚把它與宋代兵書《武經總要》合刻在一起；明茅元儀撰《武備誌·戰略考·序》中明確指出“宋有《百戰奇法》，繼有《百將傳》、《續百將傳》、《史略戰宗》”；明崇禎年間刊行的軍事叢書《韜略世法》，以《新編百戰百勝合法引證》為題全文收錄《百戰奇法》，卷端著錄為“宋謝枋得編輯，明汪淇參訂”。明鄒複序中指出，《百戰奇法》“未詳作者姓氏，……殆宋人手筆，張預、戴溪之流亞也”；又核查書中征引近百個戰例均為五代之前的，而不見宋以後戰例的蹤影，據此推斷，它當成書於宋代。清遊統道人輯的軍事叢書《水陸攻守戰略秘書七種》和清抄本軍事叢書《帷幄全書十四種》，均收有《百戰奇略》，題明劉基(字伯溫)撰，將其與明刊本《百戰奇法》對照，內容相同，由此可見，清刊《百戰奇略》即為《百戰奇法》，題名明劉基撰顯係偽托之舉。對此，清鹹豐三年麟桂重刻《水陸攻守戰略秘書七種》時，在其為《百戰奇略》的題詞中已經指出：“此書題劉伯溫作，蓋亦托名。”近年學術界開展了對《百戰奇略》的考辯，一種意見認為是劉基所撰，並斷定是劉基“隱居力學”八年期間，攻讀《武經》時寫下的筆記。(郝兆矩《劉基軍事思想述評》，載《浙江學刊》1984年第2期)另一種意見否定為劉基所撰，其中有的並具體認定為清遊統道人根據明劉寅《武經七書直解》的資料改編而成。稱“擗統道人既不是馳騁沙場之名將，也不是運籌帷幄的軍事謀略家，然而有了《武經七書直解》這部戰略理論與史例引證齊全的寶藏，就輕而易舉地托出《劉伯溫先生百戰奇略》這部偽書”。(周大海《(百戰奇略)辯偽》，載《浙江學刊》1985年第5期)以上意見和考辯都局限於清代偽稱劉基撰的《百戰奇略》的抄本或刊本，沒有與《百戰奇法》聯係對照起來進行考證，所以用功甚勤，然而結論卻大謬。
《百戰奇法》是一部有編纂特點的兵書。本書作者廣收博采，將戰爭的諸方麵概括歸納為一百個題目，即書名所講的“百戰”，每篇先闡發自己的認識，然後引一句古代兵書(主要是《孫子》)中的名言粹語概括本篇內容，最後引用戰例或將帥事跡言行以證之。如《謀戰》：“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接著引證了春秋時，晉齊兩國君臣相互伐謀的戰爭實例。它融兵法理論和戰爭戰鬥實例於一體，便於理解和掌握，是其一大優點。
《百戰奇法》的篇目有：計戰、謀戰、間戰、選戰、步戰、騎戰、舟戰、車戰、信戰、教戰、眾戰、寡戰、愛戰、威戰、賞戰、罰戰、主戰、客戰、強戰、弱戰、驕戰、交戰、形戰、勢戰、晝戰、夜戰、備戰、糧戰、導戰、知戰、斥戰、澤戰、爭戰、地戰、山戰、穀戰、攻戰、守戰、先戰、後戰、奇戰、正戰、虛戰、實戰、輕戰、重戰、利戰、害戰、安戰、危戰、死戰、生戰、饑戰、飽戰、勞戰、佚戰、勝戰、敗戰、進戰、退戰、挑戰、致戰、遠戰、近戰、水戰、火戰、緩戰、速戰、整戰、亂戰、分戰、合戰、怒戰、氣戰、歸戰、逐戰、不戰、必戰、避戰、圍戰、聲戰、和戰、受戰、降戰、天戰、人戰、難戰、易戰、餌戰、離戰、疑戰、窮戰、風戰、雪戰、養戰、書戰、變戰、畏戰、好戰、忘戰。
《百戰奇法》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諸如戰爭性質、戰略戰術、軍事謀略、國防戰備、作戰指導、後勤補給、軍事地理、將帥修養等方麵都有所論述。在戰爭觀方麵，它繼承了古代傳統的軍事思想，反對黷武窮兵，認為“不可以國之大，民之眾，盡銳征伐；爭討不止，終至敗亡”，同時又主張“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認為“天下雖平，忘戰必傾”。在作戰指導方麵，它主張靈活用兵，認為“兵家之法，要在應變，好在知兵。舉動必先料敵，敵無變動則待之；乘其有變，隨而應之”。主張“以計為首”，“先勝後戰”。在確有勝利把握的情況下，要不失時機地進攻，“見可而進”；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要硬拚，要避其鋒芒，“知難而退”，伺其空隙，待機而動。全書以大量篇幅論述了不同兵力對比、不同作戰對象、不同作戰形勢、不同天候地形條件下的不同戰法。如山戰要居高阜；穀戰要依附山穀；水戰要半渡而擊；火戰要掌握風候時機等。在治軍方麵，主張先教而後戰，賞罰必信，恩威並重，將帥要關心愛護士卒，士卒要聽從指揮。在後勤補給方麵，特別重視糧秣的供應，對己要確保糧道暢通和糧秣供應；對敵則要設法斷其糧道，迫敵屈服。在軍事哲理方麵，由於它彙集了曆代兵法和戰史的許多精華，所以通篇充滿著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如它特別重視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反對巫祝卜筮等迷信活動。它在《人戰》中指出，行軍作戰中出現貓頭鷹落在帥旗上，或者旗杆突然折斷等異常現象時，主帥要及時給予恰當的處置，穩定部隊士氣。隻要禁止迷信的流行，消除部隊的疑惑，就是戰死也不會退逃。它在解釋“窮寇勿追”時，明確提出了“物極則反”的觀點，指出：“凡戰，如我眾敵寡，彼必畏我軍勢，不戰而遁。切勿追之，蓋物極則反也。宜整兵緩追，則勝。”意思是，在戰爭中，我眾敵寡，敵軍畏懼而逃跑，這對我是有利的態勢，但這時不能急追，急迫會迫使敵人由逃跑轉化為拚死抵抗。這樣對我不利。“勿追”不是不追，而是緩追，待機殲敵。它還用轉化的觀點論述了強與弱、眾與寡、勝與敗、安與危，以及將帥愛士卒與士卒尊將帥的辯證關係。
另外，《百戰奇法》對《孫子》的許多觀點的詮釋和闡發有獨到見解。如《孫子》的“其下攻城”，一向被指為曆史的局限性。《百戰奇法》的作者似乎不同意這種觀點，並認為“其下攻城”是一般的戰爭指導原則，是與“伐謀、伐交、伐兵”相對而言的。是主張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不希望以大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它指出：“凡攻城之法，最為下策，不得已而為之。若彼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糧，外無救援，可羈縻取之，則利。”它征引前燕與東晉廣固之戰戰例，用燕將慕容恪的話表達了這一思想：“若我強敵弱，敵人外麵又沒有援兵，我軍有足夠力量製服敵人，這時就要先牽製住敵人，慢慢圍困他們，等待敵人陷入絕境。《孫子兵法》上說有十倍於敵的兵力就包圍它，有五倍於敵的兵力就進攻它，即是這個道理。東晉的段龕很注意團結部屬，其部屬沒有背叛他的跡向。現在他們憑借著堅固的城牆，上下一心防守。如果我們使用全部精銳部隊進攻它，用幾十天的時間雖然也能攻下來，但那樣我們要死傷許多將士。所以用兵作戰，最重要的是靈活機動。”最後慕容恪用圍而不攻的戰法，征服了廣固。再如對《孫子》的“圍師必闕”，它從敵我兩個方麵闡述了“圍師必闕”的實質是一種精神戰術，手法是虛留生路，目的是動搖敵人堅守意誌，誘敵逃跑。圍攻敵人要“圍其四麵，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敵戰不堅，則城可拔，軍可破”。這一戰術我可用，敵也可用，所以它又指出了對付這一戰術的方法：敵人圍攻我時，“當圓陣向外，受敵之圍。雖有缺處，我自塞之，以堅士卒之心。四麵奮擊，必獲其利”。
《百戰奇法》彙集曆代兵法精粹和戰史資料，條分縷析，分類排纂，言簡意賅，既可作為兵法理論來閱讀，又可作為工具書供查閱戰史資料來使用。明王鳴鶴將本書前五十戰收入他的《登壇必究》，並評論說：“《百戰奇法》五十款，款下各附合於孫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證之，利害得失昭然於心目之間，殊足以啟發後人，而戰道略備矣。”(《登壇必究》卷二十)其體例對後世影響頗大，明清的許多兵書如《白毫於兵》、《兵經百篇》、《三十六計》等都采用這一體例。流傳甚廣，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是，書中也充滿著許多封建糟粕，閱讀時需要加以批判；有些篇題立論不夠恰切，如“害戰”聽起來很費解，實際講的是要塞地區防禦作戰戰法；有些兵法、戰例選擇不夠精當；前後體例不夠統一，如引用戰史資料，隻有個別篇章注明出自《南史》、《北史》、《五代史》，大多數均未注明來源，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缺陷。
《百戰奇法》未見有宋、元刊本。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李讚刻《武經總要》附刊本，之後又有明金陵書林唐富春刻《武經總要》附刊本、明嘉靖七年李詔德刻單行二卷本。明崇禎年間刻《韜略世法》收錄此書時改名為《新編百戰百勝合法引證》。清雍正以後，《帷幄全書》、《水陸攻守戰略秘書七種》等叢書及抄本將其更名為《百戰奇略》，並偽稱明劉基撰，影響很大。直到近年有的出版社出版的鉛印本、注釋本仍沿襲這一錯誤說法。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百戰奇法淺說》，恢複了本書的原稱，糾正了劉基撰的錯誤說法，明確了本書為宋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