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經總要》於慶曆四年(1044)經宋仁宗核定後首次刊行。南宋紹定四年(1231)又曾重刻。但兩宋刊本今均不得見。現存較早的版本是明弘治、正德間(1488～1521)據宋紹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樣提行，廟諱痕跡仍有保留，可以看作是覆宋本。1959年中華書局曾將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讚刻本、明嘉靖刻本、明金陵書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明萬曆三十六年莊重抄本等明刻明抄本都是善本。現存版本中惟以《四庫全書》本和以此本為底本影印的《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最劣，此本的重要問題是內有缺頁，妄事連綴；擅改原著中的“北虜”、“匈奴”等文字；抄寫錯誤；插圖失真。
《武經七書》
《武經七書》又稱《武學七書》，簡稱《七書》。它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理論叢書，收錄從先秦到唐宋間七部重要兵書，即《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這七部兵書已分別介紹，這裏隻介紹作為叢書的《武經七書》的整體情況。
《武經七書》這部兵書叢書是封建社會根據興武備、建武學、選武舉的需要逐漸形成的。早在南北朝時《孫子》就被稱為“兵經”(梁劉勰《文心雕龍·程器》)，宋初也曾出現過“七書”之稱(“七書”指哪七部書不詳，見《太平禦覽》)，但《武經七書》作為一個整體正式頒定並被固定下來是在宋元豐年間。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元豐三年(1080)四月乙未(初二，公曆24日)，宋神宗下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並雕版刊行，號稱“七書”，《武經七書》即源於此。自此，《武經七書》被定為官書，頒之武學，並列學官，設置武經博士。《武經七書》是自宋代以來封建社會武舉試士的基本教材。能否諳熟《武經七書》，成為統治者選拔軍事人才的一條重要標準。
《武經七書》中七書的次序，是北宋國子司業朱服組織校定“七書”時確定的。他校定的順序是：《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現存最早的朱服校定的《影宋抄本武經七書》就是按這個順序排列的。到了南宋，這個順序開始被打亂。宋孝宗時刊本“七書”的順序變成了《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三略》、《李衛公問對》(見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六)。現存最早的宋刊本《武經七書》，即藏在日本靜嘉堂文庫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刊本，又把《六韜》提到了《孫子》之前，其排列順序是：《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到了明代，劉寅著《武經直解》時，又恢複了朱服校定的次序，仍以“孫、吳”居首，《六韜》居尾。後來，雖又出現許多不同的排列次序，但是《孫子》、《吳子》居《武經七書》之首基本上再沒有改變，隻是後邊的幾部書互相移位罷了。《武經七書》
關於《武經七書》的注釋。“七書”頒定之前，各書已都有注釋，注釋最早、注家最多的首推《孫子》。但“七書”頒行時，隻有《孫子》錄有曹操注，其他六種書都未用注。而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宋刊本連曹注也去掉了，隻剩下了“七書”的原文。把《武經七書》作為一個整體統一注釋，始於宋代的施子美《七書講義》。此書既有自己的見解，又廣引史傳作論證，內容豐富，說服力較強。繼施子美之後，注解《武經七書》最突出的是明代劉寅。他所著《武經七書直解》，通俗易懂，言簡意賅，字解與意解相結合，間以史實相參證，是《武經七書》注解中的佳本。明清學者遊士，為應武闈答策之需，注解《武經七書》蔚然成風，出現許多“開宗”、“輯注”、“彙解”、“全解”之類的注釋書，如明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李清《武經七書集注》、陳元素《武經七書評注》、清朱墉《武經七書彙解》等。但這些注釋書都在劉寅“直解”以下，往往輯錄諸家舊說，以彙輯前人注解為主，間有自己的評注，少有創見。
《武經七書》是中國古代兵書的精華、第一部兵書叢書，是宋代官方校刊頒定的軍事教科書。它的頒定，確立了兵書在封建社會的正統地位，促進了古代軍事學術的發展，不但在中國兵學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軍事學術史上也素負盛名。
《武經七書》的版本流傳經受了坎坷的經曆。從史書和書目記載看，《武經七書》是有北宋刊本的。元豐三年就雕版印行過。清代《麗宋樓藏書誌》還載有北宋刊本，可惜今不可見。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刊本，原書藏在日本靜嘉堂文庫，國內通行的是這個版本的影印本。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抄本是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的影宋抄本《武經七書》二十五卷(縮微膠卷，原書藏台灣省)，著錄為宋朱服等校定，張蓉鏡等跋。此外還有宋刻元明遞修本、明初刻本、明嘉靖三十一年陝蕃刻本、明國子監刻本等。注釋本《武經七書直解》曾在明代盛行一時，現在尚能見到的有明成化二十二年趙英刊本、明萬曆九年莫與齋刊本、明崇禎十年翁洪業刊本、明刊本等。然而到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竟未收錄全書，隻收《三略直解》一種。其他六種及至民國才得以從丁氏八千卷樓舊藏中發現出來，影印、排印行世。明清以來各種注釋本相繼刻印，流傳至今的也較多，如明萬曆乙未年籌勝堂刻周國雍注本、明天啟四年李逢申刻李清集注本、明天啟元年茅震東刻王守仁評注本、明萬曆三十二年陳汝忠弘錫堂刻何守法音注本、明末東壁齋刻李贄參同本、明萬曆十六年刻趙光裕標題正義本、明末金陵唐錦池刻標題正義本、明末金閭十乘樓刻陳玖學注釋本、明王立賢刻黃榜重編考注本、明末刻謝弘儀輯注本、明崇禎九年繹世堂刻沈應明輯注本、明崇禎十年吳氏富酉堂刻黃華暢類注本、明龔紹山刻陳元素輯注本、明崇禎刻孫履恒裒穀子商騭本、明崇禎刻沈際飛合箋本、明崇禎九年刻黃獻臣開宗本、明崇禎五聚堂刻開宗本、清康熙沈定遠訂正開宗本、清康熙四十八年寶旭齋刻魯經會解本、清刊(清康熙三十九年刊、四十四年三畏堂光啟堂合刊、康熙年間懷山園刊、光緒二年古經閣刊、輝發索綽氏嶺南校刊)朱墉彙解本、日本寬文辛醜年(清順治十八年)日本嵩山堂刻張居正輯注本、清康熙賜書堂刻丁洪章全解本等。
《虎鈐經》
作者許洞(976—1015)，字淵夫，又字洞夫，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北宋早期軍事理論家。
許洞幼習弓矢技擊，生平以文章自負，對《左傳》有較深的研究。宋真宗成平三年(1000)中進士，被派往今甘肅天水任低級軍官。不久因得罪上司，又加上自己在經濟上有失檢點，被罷歸鄉裏，開始潛心研究軍事理論。據他在《虎鈐經·自序》中說，這本書創意於辛醜(1001)之初，成文於甲辰(1004)之末，共用了約四年時間。較《武經總要》的成書時間(1044)，還早40年。成書後次年，他上獻《虎鈐經》，由於朝廷內部鬥爭的牽連，未被重用，隻當了個均州(今湖北均縣)參軍。大中祥符四年(1011)又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今安徽和縣)主簿。卒於大中祥符八年(1015)。
《虎鈐經》宋刊原本已不可得見。現存較早的版本是明覆宋刻本、明刻本、明抄本。清嘉慶以後的刊本、抄本大多以曾釗的校訂本為底本。現存叢書本主要有《範氏奇書》本、《四庫全書》本、《粵雅堂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等。
《虎鈐經》共二十卷，二百一十篇。鈐為鎖鑰，喻機謀，虎喻將軍。“虎鈐經者，將軍之事也。”它的前十卷基本上是彙集從《孫子》到《太白陰經》等前人論述，參以己意而加以綜合，具有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後十卷多為陰陽占卜等，荒誕不經，撲朔迷離，沒有什麼軍事價值。前十卷的主要內容為：第一卷講述治軍的一般道理，第二卷論述將領，第三卷講兵機、謀略，第四卷講述進攻，第五卷為地形天候的利用，第六卷講安營紮寨，第九卷為各種陣法，第十卷為人馬醫藥。後十卷為各種雜式雜議。
許洞認為：“《孫子兵法》奧而精，學者難於曉用；李筌《太白陰經》論心術則秘而不宣，談陰陽又散而不備。乃演孫李之要而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以及宣文設奠，醫藥之用，人馬相法，莫不俱載。”該書是北宋開國後第一部對後代有一定影響的兵書。
《虎鈐經》的軍事思想，主要可以總結為如下幾點：一是勝敗之事，皆係於人。許洞認為戰爭的勝敗，從大的方麵講，其原因是天時、地利、人事三個方麵，但人事卻是頭等重要的，這是對薑尚、孫武等重視人事思想的很好的強調和說明。二是勝兵先勝，勝在於我。許洞進一步強調了先勝者隻有把各種事情做好了，才能夠取得戰爭的勝利。三是用兵之要，先謀為本。許洞提出既要考慮到矛盾的雙方，又要考慮到勝敗可以轉化，要研究我方由勝轉敗和由敗轉勝的條件。四是用兵之術，知變為大。知變就是見機而作，一切根據情況辦事。
《虎鈐經》在繼承前人的軍事辯證法思想的基礎上，又將古代樸素的唯物思想大大向前推動了一步，頗具曆史價值。
《何博士備論》
作者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福建浦城縣)人。生卒年不詳。北宋武學博士、兵學家。
何去非生活於宋神宗、徽宗年間。他博學喜讀，不僅對經史子集很熟悉，對天文地理、陰陽術數、山川蟲魚等知識也無不通曉。雖然生長在福建，沒有到過邊關，但卻非常喜歡研讀兵書，好學古兵法。這些為他以後的宏偉武論和兵學建樹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何去非經過六次科舉考試後。方以“特奏名”的身份參加了由宋神宗“親策進士”的殿試。在這次殿試中，他以深厚的功力，精辟的兵法和巧妙的對答深得神宗的好評，被任命為右班殿直、武學教授。不久，他又成為武學博士。從元豐五年至元四年(1089)，何去非在京城當了八年武學教授和博士，後於元秸四年底因“不苟合當時公卿”而被貶出京師，到徐州任州學教授。八年後，他離開徐州，踏上了從政的道路。紹聖四年(1097)，何去非任富陽(今浙江富陽)知縣；建中靖國元年(1101)，改任滄州(今河北滄州市東南)通判。由於他勤政有方，政績顯著，又深得百姓擁戴，因此又被調回京城，出任司農司丞。不久，何去非請求調離京城，到外地任職。北宋朝廷改任他為廬州(今安徽合肥市)通判。北宋滅亡前後，何去非在廬州去世。終年73歲。
《何博士備論》全書共二十八篇，現僅存二十六篇。而在《曆代名賢確論》中，除現存二十六篇外，還有《論鄧禹》一篇。這樣，共有二十七篇了，其餘一篇已無從查考。
何去非的軍事著作除本書外，還有《司馬法講義》(三卷)、《三略講義》(三卷)。這後兩種，可惜今天已佚。另外他還參加過《武經七書》的校定。
《何博士備論》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穴硯齋抄本，版心下方有“穴硯齋繕寫”五字。現存刊本有一卷、二卷本兩種版本，一卷本主要有：四庫全書本、指海本、蒲城遺書本、長恩書室叢書本、半畝園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二卷本主要有：明辨齋叢書本、子書百家本、百子全書本、清嘉慶十六年(1811)留香室刊本、日本萬延元年(清鹹豐十年)刊本、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刊本、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等。
《備論》是何去非評論從秦漢到五代，曆代興亡得失和戰略策略的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它“其文雄快踔厲，風發泉湧”。該書頗得蘇軾賞識，為此曾“親奏朝廷”。它采用從曆史經驗與教訓中總結出戰略和戰術規律的方法，來研究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與其業績。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一些發人深省的論斷。
《何博士備論》的主要軍事思想有以下幾點：
一是明確認識到戰爭與政治的關係。他在《六國論》中指出，六國分別為秦所各個擊破，是“連橫”對“合縱”的勝利，是政治策略的勝利。因為有了這個政治策略的勝利，各個擊破六國的戰略方針才得以順利實現。作者在這裏全麵地論述了秦滅六國、政略與戰略的關係，顯示了作者的獨特眼光。二是用曆史事實闡明了“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和“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的道理。三是指出智謀必然戰勝愚勇。四是提出了正確用兵的衡量標準。在《漢武帝論》中，他指出對匈奴不惜忍辱和親而不肯用兵，是因為用兵條件尚不具備。到景帝時，雖有了用兵的條件，又逢七國之亂，到武帝時才正式用兵，這是由於此時條件已經成熟。所以能否用兵關鍵是要看用兵的主客觀條件是否已經具備。這對北宋當時所處的情況，無疑是有其可借鑒之處的。五是強調“古之善戰者，計必勝而後戰”的重要性，也就是我們現代所說的“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冒險主義和拚命主義”。
《權書》
作者蘇洵(1009—1066)，字明允，號老泉。四川眉州(今眉山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詩人。蘇洵曾任秘書省校書郎、霸州文安縣主簿。《權書》是傳世的論兵名篇之一。該書取其權衡之義，其內容是分析比較曆代著名戰爭中戰略上的得失。《權書》分上、下卷，共十篇。各篇依次為：《心術》、《法製》、《強弱》、《攻守》、《明間》、《孫子》、《子貢》、《六國》、《項籍》、《高祖》。
《權書》收在蘇洵的《嘉集》裏。今有無錫孫氏小綠天藏宋抄本《嘉集》。
《心術》、《法製》篇是講治軍的。《強弱》、《攻守》、《明間》篇，以作戰為內容，特別重視“伏兵”作戰。作者認為，伏擊作戰是有把握取勝的戰法，這說明他在戰術運用上比前人有所發展。《孫子》、《子貢》、《六國》、《項籍》、《高祖》諸篇，時間涉及戰國到東漢末年，論及幾位帝王、將帥在幾次重大戰爭中的戰略運用、作戰指揮的勝敗得失。
作者認為孫武是“天下奇才”，但是，孫武在實踐中的用兵並不能做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與書上所說的相距甚遠。孫武率領吳軍打到楚國郢都，雖然取得暫時勝利，但後來在吳國危難時，卻在治國統軍方麵沒有一點辦法，也沒有提出什麼奇謀妙計來。作者最後總結說，孫武的《十三篇》堪為兵家之師，而他的實踐活動和他的兵書相差太遠。作者認為項籍(即項羽)“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他還論述曹操、劉備等人戰略運用的得失。
《權書》對古代治軍及戰略問題的議論，確有不少深邃見地，對後人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明清兵書四、明清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