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書通覽5
總說
第一套勝戰計
第一計瞞天過海
第二計圍魏救趙
第三計借刀殺人
第四計以逸代勞
第五計趁火打劫
第六計聲東擊西
第二套敵戰計
第七計無中生有
第八計暗渡陳倉
第九計隔岸觀火
第十計笑裏藏刀
第十一計李代桃僵
第十二計順手牽羊
第三套攻戰計
第十三計打草驚蛇
第十四計借屍還魂
第十五計調虎離山
第十六計欲擒故縱
第十七計拋磚引玉
第十八計擒賊擒王
第四套混戰計
第十九計釜底抽薪
第二十計混水摸魚
第二十一計金蟬脫殼
第二十二計關門捉賊
第二十三計遠交近攻
第二十四計假途伐虢
第五套並戰計
第二十五計偷梁換柱
第二十六計指桑罵槐
第二十七計假癡不癲
第二十八計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計樹上開花
第三十計反客為主
第六套敗戰計
第三十一計美人計
第三十二計空城計
第三十三計反間計
第三十四計苦肉計
第三十五計連環計
第三十六計走為上
跋(殘缺)
六套計中，勝戰計、敵戰計、攻戰計，是處於優勢情況下使用的計謀；混戰計、並戰計、敗戰計、是處於劣勢情況下使用的計謀。每計的名稱多取之於廣為流傳的成語典故，形象易記。每計的順序是先出計名，次作解語，再加按語。解語前半部分多引自兵法，後半部分多引自《易經》，理性較強，比較難懂。書中自稱，“解語重數不重理”，認為，“理”隻能說明設謀定計的一般規律，而“數”才能解決具體實際問題。按語又是對解語的闡釋，一般先理論上闡述，後舉實例相參證，較易理解。如第十六計“欲擒故縱”的按語，先解釋“所謂‘縱’者，非放之也，隨之，而稍鬆之耳。‘窮寇勿追’，亦即此意。蓋不追者，非不隨也，不迫之而已”。然後引武侯擒孟獲事參證，“武侯之七縱七擒，即縱而躡之，故展轉推進，至於不毛之地。武侯之七縱，其意在拓地，在借孟獲以服諸蠻，非兵法也。若論戰，則擒者不可複縱”。
《三十六計》可以說是集古代兵家“詭道”之大成，專講軍事謀略的兵書。由於它以《易經》的陰陽燮理，推演兵法的奇正、剛柔、攻守、進退、主客、虛實等的相互轉化，所以，全書含有豐富的樸素軍事辯證法思想。如它在“總說”中就指出：“六六三十六，數中有術，術中有數。陰陽燮理，機在其中。機不可設，設則不中。”從“數”與“術”、“陰”與“陽”的辯證關係，推演出了計謀的運用要根據客觀情況的發展變化，不可生搬硬套和預先憑空安排。這就為全書提供了一個思考問題的辯證方法。它在每一計的解語中都能注意到矛盾對立雙方的相互轉化，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轉敗為勝；還注意到了局部與全局的辯證關係，認為“勢必有損，損陰以益陽”。意思是當戰爭的形勢發展到必然會有所損失的時候，要用局部的損失來換取全局的勝利。全書還貫穿一條戰略戰術原則，即形勢不利不要冒進，敵人強大時不要硬攻。形勢對敵有利時，要“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誘之”；敵人“將多兵眾，不可以敵”。書中還談到了戰爭的一般規律和計謀的關係，認為“戰爭之事，其道多端。強國、練兵、選將、擇敵、戰前、戰後，一切施為，皆兵道也。惟比比者，大都有一定之規，有陣例可循，而其中變化萬端，詼詭奇譎、光怪陸離、不可捉摸者，厥為對戰之策”。意思是關於戰爭之事，內容極其繁多，例如強國、練兵、選將等等，但戰爭有一定規律可循，作戰的經驗也可以取鑒，借以獲得教訓；然而戰爭中的對戰之策，即陰謀奇計卻變化多端、光怪陸離、不易掌握。所以它指出：“‘三十六計’者，對戰之策也，誠大將之要略也。”將帥需潛心研究，因時、因地、因敵製變，恰當運用“攻心奪氣”等戰場的一切詭詐奇變，以實現“勝之轉機”的目的。
這裏有兩點需要指出：一是本書輯錄三十六條計謀彙編成書，隻是借用陰陽學說中的太陰六六之數，來安排它的所謂每套六條，一共六套，六六三十六條計謀。並非軍事上的計謀隻有三十六個。實際上，正如本書跋語中指出的，戰爭中的計謀變化萬端，光怪陸離，不可勝數。本書隻是對古代部分計謀的概括歸納。二是關於“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是說當處於完全劣勢，麵臨敗亡的時候，“走”是上策，而不是說“走”是三十六計中最高明的一策。這從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計”以避魏的戰(事見《南史·檀道濟傳》)和本書的按語詮釋中都能得到證明。它實際是一種“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的戰略。按語中說，當敵勢全勝，我不能勝他時，出路隻有三條，一是降，二是和，三是走。投降是徹底失敗；媾和是一半失敗；退卻不是失敗，而是轉敗為勝的關鍵。
《三十六計》總結了以往戰爭中施計用詐的實踐經驗，包含有較為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至今不無參考價值。但是，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封建糟粕，例如“借刀殺人”、“趁火打劫”、“笑裏藏刀”、“混水摸魚”、“偷梁換柱”、“美人計”、“苦肉計”等計中反映的封建割據戰爭中那些爾虞我詐、掠奪兼並一類落後、反動的思想內容。內容編排上也有許多牽強附會的地方。
《三十六計》現存版本有：成都興華印刷所1941年土紙翻印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圖書資料館1962年內部印本、炮兵學院訓練部1963年譯注本、濟南軍區司令部1964年翻印政治學院印本、武漢軍區司令部1973年和1978年抄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譯注本(社會科學叢書本)。解放軍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李炳彥的《三十六計新編》，刪去了原書的“按語”和“跋語”，每一計增加了“新解”，增補調整了一些古代戰例，增加了一些近代或現代戰例。
《練兵實紀》
明戚繼光撰。明隆慶二年(1568)五月明廷命戚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其節製。他到任以後，上疏痛陳邊備廢弛、邊軍“七害”，“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明史·列傳·戚繼光》，中華書局點校本5613頁)，並針對薊州一帶地形的三個特點，提出車、步、騎戰，“三者迭用”的用兵方略。他整敕軍紀，革除弊政，改進兵器，修建敵台，建立車營和輜重營，使薊門軍節製精明，器械犀利，遂為諸邊之冠。薊鎮“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明史·列傳·戚繼光》，中華書局點校本5616頁)《練兵實紀》就是他在薊門練兵守邊的經驗總結和真實紀錄。
《練兵實紀》，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練兵紀實》。《明史·戚繼光傳》記作《練兵事實》，顯係筆誤。中華書局點校本據《明史·藝文誌》、《千傾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校為《練兵紀實》欠妥，因上述書目作《練兵實紀》，應校為《練兵實紀》為是。
《練兵實紀》是戚繼光練兵中編寫的各種教材和條規的彙編。《練兵實紀公移》說：“譬如遴選營陣行伍號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車營、車步騎合營、野營、行營、野戰、戰勝、教養、曉喻之類，一切未備者，本府逐漸擬定。教練已經二年，各路與人衛將士，雖以台工未及詳舉，而標兵六營，耳提麵命，頗皆堪閱。今將先後給與將士教習過條約，通集成帙，計八卷，一卷大約數十條，又附以練將一卷，乃聽將官自習，不係士伍程督，計共九卷。”這就是《練兵實紀》正文九卷的成書情況，但隻言“教練已經二年”，未說明具體成書年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登壇口授》載：“時帷庚午夏六月，諸邊新台，肇建過半，乃奉製府會同撫院奏，奉暫停以舉練事。”庚午年即明隆慶四年(1570)，斷為寫成於明隆慶五年(1571)。據今人考證，戚繼光練兵始於隆慶二年(1568)，其成書時間當在隆慶四年末或隆慶五年初。《雜集》六卷寫成於隆慶年間至萬曆初年，收入《練兵實紀》當在萬曆年間。
《練兵實紀》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條，具體篇目是：練伍法第一、練膽氣第二、練耳目第三、練手足第四、練營陣第五(場操)、練營陣第六(行營)、練營陣第七(野營)、練營陣第八(戰約)、練將第九。後附雜集六卷六篇：儲練通論(上下篇)、將官到任寶鑒、登壇口授（李超、胡守仁輯)、軍器解、車步騎營陣解。書前還冠有“凡例”即“分給教習次第”共十五條，記述了將、卒各自應學習的內容、標準，教材發放辦法，督促學習的措施等。
《練兵實紀》內容廣泛，涉及兵員選拔、部伍編製、旗幟金鼓、武器裝備、將帥修養、軍禮軍法、車步騎兵的編成保結及其協同訓練等建軍、訓練和作戰的各個方麵。正文一至四卷側重單兵訓練；五至八卷和“雜集”的《軍器解》、《車步騎營陣解》講營陣訓練；正文第九卷和“雜集”中的《儲練通論(上下篇)》、《將官到任寶鑒》和《登壇口授》等篇記述了將帥的選拔培養、應具備的條件等。
《練兵實紀》成書於《紀效新書》之後，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練兵的經驗，又結合北方練兵的實際，其練兵思想在《紀效新書》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主張根據實際情況改革訓練。針對北方地形和敵情，提出改革編製，增設車營和輜重營，並提出車、步、騎三兵種協同作戰的思想，記述了協同作戰的方法。改革兵器，揚長避短。指出敵人力壯，專用刀，善騎馬，我方的刀必須長於敵才能占便宜，就是砍不著敵身上，必先砍著他的馬頭。所以規定，我方各項器械必須各長彼一倍，敵善用弓矢，我則用遠射火器火箭、鳥銃、噴筒製敵。提出要靈活布陣，“各隨地製宜，如地不容若幹車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長長短短，曲直偏彎，隻以地為準，並不相拘。”(《練營陣第五》)
在訓練方法上，提出要分層次訓練，“練將冊給將；練卒冊給卒”(《凡例》)，並對將帥和平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對士卒不要求原文背誦，隻記大意即可；將帥則須條條款款誦熟；將帥必須背誦練卒條款，而士卒不必背誦練將條款。還製定了鼓勵背誦的措施，“若將條約隨俗改為唱曲習學以代戲樂者，有賞。”(《練膽氣第二》)對於觸犯軍法者，若能背誦五條，免打一棍。
在訓練內容上，特別重視學習兵法理論。認為：“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後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師其意不泥其跡，乃能百戰百勝，成為名將。蓋未有不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闔變化運用無窮者。”(《練將第九》)它還規定了學習內容和次第，指出要先讀先講《孝經》、《論語》、《孟子》白文，《武經七書》白文。次第記誦，不專句讀文辭，但求理解精義；次讀《百將傳》，熟知諸將人品、心術、功業，以為借鑒；再讀《春秋左傳》、《資治通鑒》，以豐富曆史知識；最後講授《大學》、《中庸》大意，以修身養性。它還重視練心，要求使將士把實心拿出，“愛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陣的心，必思勝彼之法”。(《登壇口授》)這樣上下同心，就能達到萬人聯異為同，聚少成多，合寡為眾。主張以練膽為先，對於“藝高人膽大”這句諺語有新的認識，認為“必須原是有膽之人，習得好藝，故膽益大。無膽之人，平日習得武藝十分精熟，臨時手軟身顫，舉藝不起，任是如何教習，亦不得膽之大也”。(《儲練通論》)
重視後勤訓練和物質保障。戚繼光針對以往官軍因無輜重常常失掉戰機的實際情況，提出“師行糧從，軍事所先”(《車步騎解》)，新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匹，並規定了輜重營的編製、訓練方法，繪製了輜重營陣圖。認為“輜重無失，便為奇功”。(《練營陣第五》)
重視政治訓練。他認為“將有本，心術是也”。(《練將第九》)所謂“心術”，就是政治素質，即“光明正大，以實心行實事，純忠純孝，思思念念，在於忠君、敬友、愛軍、惡敵、強兵、任難”(《練將第九》)，具體提出要有誌向，懂得生死的意義，明辨利害得失，做好人，守節操，寬度量，禁聲色，尚謙德，惜官箴，牢記貨利、剛愎、驕傲、逢迎、委靡之害等。宣傳為民殺敵而死，雖死猶生的道理，指出：“況使死得當，立廟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後還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傳，是一日活在世間；若生前無聞於世，就活在世間，已是死了。”(《練將第九》)還反複強調拚死作戰則生，僥幸偷生則死的道理。它強調軍隊要尊重人民，將帥要尊重士兵，注重維護人民和士兵群眾的利益，反對擾民和向士兵亂派公差雜役，規定：“行營排陣間，將領敢於行伍中抽一人一騎者，軍法從事”，“軍士擅發塚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女，踐禾稼，伐樹木，奸犯人婦，及將婦女人營者，軍法從事”。(《練營陣第七》)認為將與卒雖位有貴賤，但身無貴賤。反對下級對上級“惟惟奉命，甚至增美其說”。(《登壇口授》)
強調練兵之要，先在練將。書中對將帥的品德、戰術和技術修養有具體的規定和要求。它認為將帥是一軍之長、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全軍的情緒，所以要求先要訓練好將帥。它主張興辦武庠，即軍事學校，對各級軍事統帥進行係統地正規訓練。在學習文化的基礎上，“授以《武經總要》，孫吳兵法，‘六壬’、‘百將’等書，俾各習讀講解其義。仍於騎射之外，如矛、盾、弋、鋌、鉤、弩、炮石、火攻、車戰之法，各隨所長，分門析類，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間一試之，或令之赴邊，使習知山川之勢，北敵之情。或暫隨在營，使熟識旌麾金鼓之節，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複教之。如此，數年之後，必有真材”。(《儲練通論》)它還對將帥提出了許多具體要求，如要求“將官先以舍生為本”，“剛不可吐，柔不可茹”，習武藝學兵法，“必自身率始”(《練將第九》)，“不拘三軍各色武藝，長短器具，必一一習之。既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餘技亦必習知其概”(《儲練通論》)等等。
關於書中的迷信問題。《將官到任寶鑒》等篇中確實有利用時日吉凶預測人事和因果報應等封建迷信內容，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書中又明確規定：“禁妖妄，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眾心者，重治。”(《練膽氣第二》)並聲明：“夫天時不足忌，在盡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祿，所謂人定亦能勝天，陰陽時日，何為者哉!”(《將官到任寶鑒》)這說明作者並不相信迷信，他收錄這些內容，目的是讓將帥掌握，作為一種心理戰術，以達到“定眾誌而作氣”的目的。
《練兵實紀》是明代以講軍事訓練為主的著名兵書。它條理清晰，語言通俗，易懂易記；反映了明代後期火器大量使用後，軍隊編成的變化和訓練作戰的特點，“今以此書，考其守邊事績，無不相符，非泛摭韜略常談者比”。(《四庫總目提要》)因此，它具有較高的軍事學術價值和軍事史料價值，受到後世兵家的重視。
《練兵實紀》現存版本主要有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刑蚧刻本、明天啟二年(1622)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許乃釗刻本、清鹹豐甲寅(1854)光霽堂刻本、清光緒乙未(1895)上海醉經樓石印本、四庫全書本、學津討源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本、瓶花書屋本、京都琉璃廠刻活字本、抄本、多種鉛印本等。抄本十卷，與刻本內容不同，子目為：騎兵、步兵、車兵、輜兵、合營、行營、下營、禁令、兵法、練藝、練器、訓諭、條教、圖解。
《兵機要訣》
明徐光啟撰。是一部新發現的失傳兵書。此書撰於明萬曆年間，曾刊印過：後失傳。康熙二年徐光啟之孫徐爾默撰《文定公集引》，稱徐氏所撰《選練百字括》已刻已毀，《選練條格》未刻而佚。徐光啟十二世孫徐宗澤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搜集到一些新的徐光啟文獻，擬出版徐光啟新集。從上智編譯館第三卷三、四合期(1948年3、4月間)所刊擬議出版的徐光啟新集目錄中發現，內有《兵法選練百字訣》、《火攻要略》、《製藥》、《練藝條格》、《束伍條格》和《形名條格》六篇(均為《兵機要訣》的子目)，可惜新集未能刊刻，所搜集的文獻也隨之散佚。60年代初王重民先生編輯徐光啟集時因沒有找到上述文獻，僅列其目待訪。1982年解放軍原裝甲兵政委莫文驊將軍為支持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的工作，將珍藏多年的一批重要古代兵書送到了軍事科學院，供研究參考。其中就包括了失傳已久的重要兵書《兵機要訣》，為嘉慶九年甲乙(1804)抄本。《軍事卷通訊》特發了一則消息。上海的專家學者聞訊趕到北京，在莫將軍熱情支持下，很快將此書整理影印，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啟著譯集》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