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即度地，記兵要地誌。子目有：方輿(下分一統圖等十六個細目，詳講內地)、鎮戍(下分薊鎮等九個子目，詳講邊疆)、海防(下分二十七個細目，有“日本人犯圖”、廣東、福建、浙江、南直隸、山東、遼陽等沿海地區總圖、兵險考等，詳講沿海)、江防(下分江防考等五個細目，詳講江河)、四夷(下分四夷總圖等十九個細目，詳講周邊屬國)、航海(講航海所到諸國，即所謂聲教)。茅元儀認為曾公亮《武經總要》“獨載邊塞道裏之遠近，而於方輿之概，戶口兵馬之數，缺如也”，“近王將軍之談地理也，詳與沿革，旁及山川，則太矣，而於關要者仍有缺，非所以言武備也。故我誌武備而終之於度”。(《占度載·度·序》)這部分詳細記載了明代的山川形勢、關隘要塞，道裏遠近，州府及衛所設置、兵馬駐防、督撫監司、鎮守將領、錢糧兵額等內容，尤其是收錄了鄭和航海圖，即《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蕃圖》，以及航海用《過洋牽星圖》，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武備誌》在內容和編纂方法方麵都有自己的特點：(1)廣收博采，內容豐富。茅元儀的祖父茅坤是著名藏書家，又“究極兵家之學，其書多秘諸枕中”(顧起元《武備誌序》)，為茅元儀采輯兵學資料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然而他不滿足於此，又四方搜討傳借，私訪秘圖寫本。“其所采之書二千餘種，而秘圖寫本不與焉；破先人之藏書垂萬卷，而四方之搜討傳借不與焉”。(宋獻《武備誌序》)全書囊括了當時兵學的各個方麵。(2)選材精當。強調資料要可靠，不憑道聽途說；講實用的問題，不采稗官野史，如他在《占度載·度·序》中說：“其聲聲之不通於中華者，不敢據稗而信也；貢獻不通於大國者，不敢信耳而傳也。”緊緊圍繞武備選材，如在《戰略考》和《占度載·度》序言中規定：“非略弗錄”；“於武備稍遠者，聽之輿圖方史可矣”；名勝古跡主要供遊覽、吊古之用，與行軍作戰關係不大，“故不敢詳”等。注意選錄最新資料，全書對明代軍事記載最詳，不僅選錄了先於編者的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治軍、練兵、作戰等方麵的言行，也選錄了與他同時代人的軍事資料，如王鳴鶴的“號令說”等。(3)編排合理，有一定的邏輯秩序。全書五大部分，從理論到實踐井然有序，又不可分割，郎文喚在序言中以醫藥作比喻，生動地說明了它們之間的關係：“首兵訣者，如醫，之探腑髒，論脈理也。次戰略者，如醫之舉舊案，宗往法也。次陣練者，如醫之辨藥性，講泡製也。次軍資者，如醫之分寒溫，定丸散也。終占候者，如醫之考壯弱，斷死生也。”每部分的子目順序也是按照它們的內在聯係排列的，如茅元儀在交待《軍資乘》子目的排列順序時說：“三軍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後氣可養，身安而後患可防，故首以營。營具而可以戰矣，故次之戰。地有異形，時有異勢，不可徒恃其野戰，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時窮，則必濟之水火，水火之資生者大，故其為殺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故次之水。水待於地，火時於天，地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過半矣，然民以食為天，故次之餉。士以馬為命，故次之馬。於茲八者，核其詳，辨其製，是為軍資乘。”(4)評論精煉概括，既講曆史沿革，又講當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如在評論兵器時說：“諸藝宗於棍，棍宗於少林，少林之說莫詳於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闡宗。”(《陣練製·練·教藝·棍·序》)又指出，弩之法不傳，程宗猷革新古弩機，創造出腰開弩，力可達三十六鈞(合當時1080斤)，而力舉三百斤者便可使用。他在“挑壕而營”的上方批評說：“今禦虜者，全用挑壕法，所謂自置其身於死地也。”(卷七十眉批)(5)輯錄了許多他書罕載的珍貴資料。如一些雜家陣法陣圖，連研究陣法的專著《續武經總要》都未記載。尤其珍貴的是收錄了“鄭和航海圖”、“航海天文圖”，及明代一些少見的艦船兵器及火器等。(6)圖文並茂。全書附圖738幅，除《兵訣評》和《戰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圖，生動形象，便於理解說明文字，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們窺見明代兵器、車船等的形製，山川河流的概貌。(7)采用了目錄學中的參照法，對交叉重複的內容進行了說明，便於互相參照。如《軍資乘·戰·器·弩·序》指出：“其詳則見於練製中。”《占度載·度·序》指出：“若漕河，見於餉，不複再。”這樣讀者便可到《陣練製》中去查找弩的資料；到《軍資乘·餉》中去查找漕河方麵的資料。
《武備誌》彙輯了曆代的兵學成果，包含的軍事思想非常豐富，反映了各個不同時代的特點，但不能視其為輯錄者的思想，所以本文不再一一概括介紹，僅據序言和評點對茅元儀的軍事思想作一簡單介紹：呼籲加強武備，富國強兵。他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三代之所以為有道之長也。自武備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當世士大夫不習兵事，遇有戰事驚慌失措，束手無策，誤國誤民。提出“惟富國者能強兵”，“足餉尤先務”(《軍資乘·餉·序》)。主張開礦、屯田、發展經濟。重視軍隊的訓練，認為，“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而不練，則士偶之須眉耳”。(《陣練製·序》)戰時號令不齊，“不歸於戰而歸於練”。(《陣練製·練·懸令》)在國家防禦方麵，主張邊、海、江防要並重。針對西北邊疆的特殊情況提出“人自為守”的戰略方針，指出：“西北諸邊，與虜相犬牙，非隨地為堡，則子女、牛羊、儲糧、蓄芻皆虜資也。虜資糧於我，故我必清野，始可與虜戰。有堡始可以清野。虜人自為戰，故我必人自為守，始可與虜敵。有堡始可以人自為守”，(《軍資乘·守·堡約·序》)對海防提出“其要在拒之於海”。(《占度載·度·海防·序》)又認為江防的戰略地位也非常重要，指出：“迫海而亙中區，外潰則為門戶，內訌則為腹心，故江之要與邊、海均。”(《占度載·度·江防·序》)對於攻與守、盛與衰、強與弱的認識，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例如，他認為我“可攻人，人亦可攻我”(《軍資乘·序》)，“善守者，使不得攻”。(《軍資乘·守·序》)能從攻與守這兩方麵認識問題。他還認識到物極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極盛者，必極衰，天道然也”，“然衰極則盛，理之常也。”並用這一道理論證貢市潛伏危機的道理，勸說明廷振興武備，指出：“貢市者，體極尊，名極美，而財日浚，備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所盛，可不畏哉”，“我不振則彼強，故張皇六師，非黷武也。”(《占度載·度·四夷·北虜考·序》)
由於茅元儀長期與清政權處於敵對陣營，加上他為抗擊後金政權、保衛明廷的著書目的，書中有許多對女真族和後金的不敬之語，所以，這部很有價值的兵書在清代遭到禁毀，清乾隆年間被列入《違礙書目》和《清代禁毀書目·禁書總目》。致使這部兵書的版本發生了較為複雜的流變。明天啟元年(1621)刻印本，由於保持了本書原貌，“多悖礙字句”(姚覲元：《清代禁毀書目·禁書總目·補遺一》)，在清禁書嚴律下，流傳不廣。現在隻有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等幾個大的圖書館藏有此本，而且有的本子被清代人挖掉了一些“違礙字詞”。明天啟年間刻的版塊，後被汪允文收藏。汪允文，錢塘(今杭州)人，室號蓮溪草堂。清初，他對收藏的明刻板塊進行挖改修補後，進行了重印，因書名頁下印有“蓮溪草堂藏板”，故稱為蓮溪草堂本。此本撤掉了卷首李維楨、顧起元、張師繹、郎文喚、宋獻、傅汝舟等六人序，挖掉了茅元儀自序中的“東胡”。清廷取得政權之初，尚無暇顧及禁書，出現了一種刻印較好的據明本覆刻本，由於未著明刻者姓氏和刻書年代，往往使人誤以為明刻本。實際上若細心觀察亦不難鑒別，因為，它為避清諱對原序言進行了篡改，如茅元儀自序中的“東胡”改刻為“兵戈”；郎文喚序中的“東夷小醜”改刻為“域中小醜”；張師繹序中的“建夷匪茹”改刻為“邊陲告警”等等。並抽掉了李維楨序。正文中凡對清“違礙之語”均缺字，並刻成了墨圍，還抽去了第二百二十八卷《四夷》中《女直考》的內容。日本寬文4年，即清康熙三年(1664)，日本須原屋茂兵衛據明刻本覆刻。此本增刻有日文假名訓點，序和正文未作任何刪改，從內容上保留了明本原貌。清至道光時已開書禁，此書得以公開印行。這時的公開印本是木活字本。書前增收了“明史節錄”和“茅待詔小傳”。此本係據清初刻本排印，卷首刪去了李維楨等六人序，“自序”中的“東胡”改排為“幹戈”，書中對清“違礙之語”加墨圍代替，《女直考》亦被刪掉。清末，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湖南以日本刻本為底本覆刻，另外，還有抄本行世。現存各種版本以明天啟元年刻本為最善。
《武備誌》是中國古代部頭最大、類似軍事百科性的兵書。它以豐富的內容、比較科學的編纂方法、珍貴的史料，贏得了後人的讚譽，受到社會的重視。在遭到禁毀的情況下，幾經翻刻，廣為流傳，說明它影響深遠。在國外，日本不僅於寬文年間據明刻本翻刻，而且於1974年以和文出版發行。它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和軍事學術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對於研究軍事史、經濟史、交通史、海外關係史、科技史、曆史地理等均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當然，本書也不是十全十美，無懈可擊，在對有的兵書評論時，未有深究，承襲了以往錯誤的說法，如他評論《三略》說：“本太公所作，黃石公嚐推演之授子房。”又如因襲《續武經總要》、《武編》等明代兵書對宋代兵書《虎鈐經》的記載，將其作者許洞記為元代人等。
《草廬經略》
《草廬經略》，作者不可考，概成書於明萬曆初年。全書共12卷，152篇。每篇先進行理論闡述，然後引用古代戰例或曆代兵家言論加以佐證。《草廬經略》內容豐富，對戰爭目的、戰略戰術、治軍用將、陣形陣法、武器製造、陰陽占卜、屯田糧餉等均有論述。既是對傳統軍事理論的繼承，又體現出對明代戰爭經驗總結的時代特色。其中提出的一些觀點，至今仍不乏借鑒意義。
《草廬經略》現存的主要版本有：清康熙抄本、乾隆抄本、清《粵雅堂叢書》本、《申報館叢書續集》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和民國新建出版社印行本(更名為《中國兵學理論》)等。
《投筆膚談》
舊題作者西湖逸士，生平事跡不詳。
本書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刻本。該書的成書年代和作者的生活年代應在明洪武以後，萬曆以前。該書卷端題“浙江解元鍾吳何守法撰音點注”。有人認為《投筆膚談》的作者很可能是何守法。
《投筆膚談》共分上下兩卷，十三篇。各篇目為：本謀第一、家計第二、達權第三、持衡第四、諜間第五、敵情第六、軍勢第七、兵機第八、戰形第九、方術第十、物略第十一、地紀第十二、天經第十三。它按每篇在戰爭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次第排列，上下連貫，自成體係。每篇之前有解題，概述本篇內容和與上篇的關係；文下有注解，既有文意訓釋，又有戰例參證，增加了其價值。
《投筆膚談》現存版本有明刊《音注武經七書》附刻本、《中國兵學大係》影印本、軍事科學出版社《投筆膚談譯注》本等。
《投筆膚談》理論色彩很濃，軍事思想非常豐富。在戰爭觀方麵，《投筆膚談》主張慎戰、義戰，以戰止戰，救民於水火而又不勞民。它特別重視戰爭給民眾帶來的災難，指出了戰爭危害民眾的五種表現：“三時弛務，妨民之農。隸籍充伍，妨民之業。軍需輜重。妨民之財。擐甲冠胄，妨民之力。鼓行搏鬥，妨民之生。”它認為隻要進行戰爭，這五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它主張在不得已進行戰爭時，要要盡量減少戰爭給民眾帶來的災難。它主張“兵以銷兵，然後興兵；戰以止戰，然後合戰。”最理想的方法是：“拔敵之城而非攻也，致敵之降而非圍也，寢於廟堂之上而非戰也，散於原野之間而非守禦也。”它還認為用兵的關鍵是合乎名和義，主張師出有名，進行義戰。它說的“義”有特定的階級內容，目的是收攬人心，但也有維護民眾利益的一麵。它主張自己一方麵要首先打起正義的大旗，而把惡名加給敵人。
在作戰指導方麵，它主張先使自己一方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圖製勝敵人。認為“用兵之道，難保其必勝，而可保其必不敗。不立於不敗之地，而欲求以勝人者，此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它強調行軍時要警惕敵人截擊，駐軍要防備敵人逼近，前進要考慮退路，在國外作戰要照顧國內。對敵作戰主張乘敵之隙，強調要等待敵人出現破綻時再進攻它，沒有可乘之隙，寧可長期相持也不莽動，以免陷於被動。
《投筆膚談》重視人心士氣在作戰中的作用。它在論述了攻防形式和機變以後指出：“攻守實要於無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氣。”所以，它特別強調爭取敵我雙方的人心，要求“可使敵兵知吾之仁，而不可使吾兵知敵之仁。可使吾兵知敵之暴，而不可使敵兵知吾之暴。”因為若使我軍知道敵人仁慈，就可能引來軍隊潰散。它也從爭取人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極力反對臨陣用刑罰威嚇士卒，戰前用殺戮顯示威嚴，認為這樣做“足以失士之心而激之變”。
在治軍方麵，重視將帥的選拔和任用。它認為“且三軍之勢，如人一身。大將，心也；士眾，四體百骸也。”它認為將帥有能在廟堂之上出謀定計的儒將，有能在戰場上折衝千裏的武將，有通曉天文地理、文武雙全的大將，他們都是“國之柱石，民之司命”，“君王”一定要選擇這樣的將帥，並要給他們機斷行事的指揮大權。它還重視上下級之間的關係，要求上級關心愛護下級，下級擁護上級；將帥要加強對軍隊的訓練，並要身先士卒，關心愛護部下，嚴格治理軍隊，防止軍隊驕縱，玩忽職守等。
《投筆膚談》貫穿著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它認為戰爭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經濟上要有力量，天下一切飛翔的、潛藏的、運動的、靜止的有形之物，都是用兵所依賴的物質基礎，都應該了解、掌握和利用。它認為用兵要首先了解敵情，既要通過間諜獲取情報，又要根據敵人的動態獲得變化的情報。它明確指出，陰陽占卜是惑世誣民之術；同時它又認為陰陽占卜軍中不能廢，因為可以輔助用兵，用以迷惑敵人。它初步認識到了戰爭是一種劇烈變化的事物，注意到了戰爭中各種矛盾的對立及其相互轉化，對於敵我、攻守、進退、難易、虛實、利害、勝敗等戰爭中的各種矛盾能夠從兩方麵闡述問題。
《投筆膚談》是從理論的高度闡述軍事問題的兵書，有重要軍事學術價值。但也要看到，它的唯物主義思想是不徹底的，它一邊反對相信陰陽占卜，稱其為“惑世誣民之術”，同時又認為“亦有自然之天命”，“天命之不可違，而非人謀之所能為也”。
《武編》
《武編》是繼北宋《武經總要》之後，在明代後期成書年代較幹的一部綜合性兵書，對古代軍事技術記載較多，大多為《武經總要》以後的內容，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對軍事技術問題的論述，則側重於對傳統火藥理論，以及諸多火器的形製構造與使用方法的闡發，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被其後問世的兵書所轉錄，也有一些內容為其他兵書所不載，具有補缺的作用。
《武編》係唐順之所輯。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今屬江蘇)人，生於正德二年( 1507)。青少年時博覽群書，嘉靖八年(1529)進士，會試第一，為翰林院庶吉士，曾以郎中身份督兵浙江，與胡宗憲等共同抗倭，屢破倭寇，以功升右僉都禦史，代鳳陽巡撫。他博聞廣識，通天文、樂律、地理、兵法、數學，人稱荊川先生或唐荊川。嘉靖三十九年逝世。有《荊川先生文集》、《廣右戰功錄》等十多種著作傳世。崇禎年間追諡為襄文。
《武編》輯於嘉靖期間，作者在生前並未刊行，隻有抄本傳世，為秣陵(今屬江蘇南京)焦澹園收藏。至萬曆四十六年(1618)，始由武林徐象標曼山館雕版印行，清代有木活字本、抄本傳世。《武編》體例略如《武經總要》，分前、後兩集，各6卷。軍事技術內容散見於各卷之中，以前集卷五最為集中。
《武編》雖然對兵法理論闡發不多，但是《武編》前集卷五、卷六對軍事技術理論的闡發，卻開了明代後期兵書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