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經百篇》又名《兵鏡百篇》、《兵法百言》、《兵經百字》、《兵略》、《揭子兵書》、《兵法圓機》等。清道光六年(1826)成書的《皇朝經世文編·兵政門》錄有此書(以下簡稱文編本)。全書分智篇、法篇、術篇上、中、下三卷，由一百字為題組成一百篇。但文編本所收內容不全，《智篇》刪去了“言”字；《智篇》之“左”字，《法篇》之“較”字，《術篇》之“蹙、嘍、半、靜”等字均佚。清光緒年間江都吳明經酉書從沈陽書肆中購得一書，題名為《揭子兵書》，其卷次和百字分目與文編本均相同，而且文編本所刪一字和所佚六字具存，為本書的完璧本。其與文編本所不同的是，下篇“術”字為“衍”字。孰對孰誤?一種意見認為“衍”對，理由是下篇28字非智、法二篇所能概括其範圍，故以“衍”名篇，取諸推闡無盡之義，文編本係由“衍”“衡”(術的繁體字)形似而致誤；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術”對，其理由是“術”字在《說文》裏訓為道，古代兵家莫不以智、法為用，以道為體，下篇28字始於“天”而終於“藏”，“天”為道之本原，而“藏”為道之歸宿，以“術”名篇是正確的。
《兵經百篇》將軍事上各方麵的問題概括歸納為一百個字，每字之下有一段論述，又大體按權謀、形勢、陰陽的分類標準，按內容屬性分為智、法、術三篇(有的版本“篇”作“部”)。智篇主要講計謀方略，共收28字，即：先、機、勢、識、測、爭、讀、言、造、巧、謀、計、生、變、累、轉、活、疑、誤、左、拙、預、疊、周、謹、知、間、秘。法篇主要講練兵用兵之法，共收44字，即：興、任、將、輯、材、能、鋒、結、馭、練、勵、勒、恤、較、銳、糧、行、移、住、趨、地、利、陣、肅、野、張、斂、順、發、拒、撼、戰、搏、分、更、延、速、牽、勾、委、鎮、勝、全、隱。術篇主要講天文、術數、偵察通信等用兵的輔助條件，共收二十八字，即：天、數、辟(一作閉)、妄、女、文、借、傳、對、蹙、眼(一作目)、嘍、捱(一作持)、混、回、半、一、影、空、無、陰、靜、閑、忘、威、繇、自、如(一作藏)。
《兵經百篇》是一部理論性較強的兵書。它繼承了古代優秀軍事思想，並結合自己的研讀心得和清代的軍事實踐，用當時較為通俗的語言進行了闡發，對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戰爭觀方麵，對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進行了具體發揮，認為“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為暴”。(《法篇·全》)所以，主張“於無爭止爭，以不戰弭戰，當未然而寢消之”，(《智篇·先》)“無功之功乃為至功”。(《智篇·爭》)即使戰爭真得打起來，也要“定不攻自拔之計以全城；致妄殺之戒以全民；奮不殺之武以全軍；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驚，郊市若故”。(《法篇·全》)在治軍方麵，提出以將製將、不要聽信讒言，“毋聽讒，讒非忌即間也。故大將在外，有不俟奏請，贈賞誅討，相機以為進止。將製其將，不以上製將”。(《法篇·任》)重視軍隊內外、上下之間的團結，認為團結是治國行軍的重要思想基礎，指出：“輯睦者，治安之大較。睦於國，兵鮮作；睦於境，燧無警。不得已而治軍，則尤貴睦。君臣睦而後任專；將相睦而後功就；將士睦而後功賞相推，危難相援。是輯睦者，治國行軍不易之善道也。”(《法篇·輯》)提倡廣開言路，傾聽各類人員的意見，“獻謀獻策，則罔擇人，偶然之見，一得一長，雖一卒徒，必亟上推，言有進而無退，雖不善而不誅，則英雄悉致”。(《法篇·材》)他還提出了“勝天下者用天下”的觀點，認為不管是本國，還是與國、鄰國、敵國，凡是可用之材，可用之力，都要充分利用。重視關心愛護士兵，除了重申以往兵家所謂與士卒同生死共患難之外，對愛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使陷於敵，不使陷於法”(《法篇·恤》)。特別強調糧餉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為“食者，民之天，兵之命，烏可緩也”(《法篇·糧》)。並根據新的戰爭經驗對孫子的“因糧於敵”和檀道濟的“籌糧沙”之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種辦法隻能救一時，不能完全依靠，“因糧於敵，與無而示有，虛而示盈，運斷圍久，索百物為飼者，間可救一時，非可常恃”。(《法篇·糧》)對糧餉必須做到取之不盡，運輸暢通，嚴密守護，節約使用，“故必謀之不竭，運之常繼，護之維周，用之恒節”。(《法篇·糧》)
《兵經百篇》在軍事哲學方麵具有明顯的進步傾向。首先，它用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解釋古代的天文術數，認為“星浮四遊，原無實應。”(《術篇·天》)風雨雲霧是一種自然現象。這些自然現象的產生與社會活動沒有必然聯係，但人們可以利用這些現象為社會活動服務。所以，它反對觀天意，而主張觀天象而用兵，並總結了惡劣氣候往往是進攻一方喜歡利用的時機，提出：“疾風颯颯，謹防風角。眾星皆動，當有雨濕。雲霧四合，恐有伏襲。疾風大雨，隆雷交作，急備強弩，謹防敵突。善因者無機而不乘，善防者無變而不應。天未嚐不在人，惟智者能因之取勝耳。”(《術篇·天》)它對術數完全持否定態度。所謂術數是指以種種方術，通過觀察自然界的現象來推測人、軍隊和國家的氣數和命運。它認為戰爭勝負與術數無關，是人決定“氣數”，而非“氣數”決定人。指出：“兵貴用謀，何可言數。而數亦本無，風揚雨濡，在天隻任自然；冰堅潮停，亦是氣候偶合”，“事所未意，而機或符，皆以人造數，而非有數造人，數係人為，天著何處。”(《術篇·數》)所以，它極力反對以占卜的所謂憑據、禁忌來決定軍事行動，“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則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憑，憑則軍氣不激”。(《術篇·辟》)主張以人事和時務來製定戰爭決策，“以人事準進退，以時務決軍機，人定有不勝天?誌一有動氣哉”。(《術篇·辟》)但是，它又主張假借鬼神而用兵，“兵法以能妄而有功”，鬼神、夢占、謠讖等都可以用來鼓舞軍心，沮喪敵人士氣。其次，它明確提出了軍事事物具有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麵，指出：“義必有兩，每相對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術篇·對》)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它對軍事上的許多問題都能從正反兩方麵來論述，如在講到以計破敵時，強調我用計，敵亦用計，我變敵亦變，隻有考慮到這一點，才能高敵一籌，戰而勝之，指出：“我以此製人，人亦可以此製我，而設一防。我以此防人之製，人亦可以此防我之製，而增設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應增一破彼之破。遞法以生，踵事而起。”(《智篇·累》)第三，認識到事物之間的相互變化，主張以變製變，活用兵法。認為“動而能靜，靜而能動，乃得兵法之善”。(《術篇·靜》)陰陽、主客、強弱都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於隨機應變，因敵之巧拙，因已藝之長短，因將之智愚，因地之險易而靈活用兵。
《兵經百篇》思想內容比較豐富，而且不雜抄硬拚，語言也較簡練，是清代的一部重要兵書，具有一定軍事學術價值，在清代後期有較大影響。
《兵經百篇》初以抄本傳世，後被賀長齡、魏源收入《皇朝經世文編》，李鴻章收入《兵法七種》刊行。光緒年間浙江學堂教員侯榮逐字釋義，並引戰例相參證，於光緒三十四年由齊國璜整理出版。民國年間又有多種鉛印本行世。
《曾胡治兵語錄》
蔡鍔編輯。蔡鍔(1882～1916)原名艮寅，字鬆坡，湖南邵陽人。1895年以優異成績入學為秀才。1898年考入湖南時務學堂，從梁啟超學習。1899年東渡日本，進入以梁啟超為校長的東京大同高等學校。1900年輟學返國，參加唐才常等組織的自立軍起兵反清。起義失敗後重新東渡日本，進入由大同高等學校改組的東亞商業學校。此時他痛心祖國風雨飄搖，決心學習陸軍。1901年以自費進入成城學校習陸軍。1903年考入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深造。1904年冬從士官學校畢業返國，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雲南訓練新軍。1911年被李經羲任命為雲南新軍第19鎮37協統領。武昌起義爆發，與雲南講武堂總辦李根源在昆明響應，組織了“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蔡鍔為軍都督。1913年被袁世凱調至北京，暗加監視。1915年潛出北京，12月在雲南組織護國軍起兵討袁，與袁世凱軍激戰於四川瀘州(今瀘縣)、納溪。袁世凱死後，任四川督軍兼省長。1916年因病赴日治療，不治逝世。後人輯有《蔡鬆坡先生遺集》、《蔡鍔集》等。
《曾胡治兵語錄》中的曾、胡，指曾國藩和胡林翼。曾國藩(1811～1872)，字滌生，湖南湘鄉人。清道光進士。湘軍首領。1853年為對抗太平天國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辦團練，後擴編為湘軍。率兵阻擊太平軍，並出省作戰，奪取武昌和田家鎮。1855年敗於太平軍，退守南昌。1860年任兩江總督，次年節製浙、蘇、皖、贛四省軍務，主張“借洋兵助剿”，夥同英法侵略軍夾攻太平軍，1864年攻陷天京。1865年調任欽差大臣，對撚軍作戰，戰敗去職。與李鴻章、左宗棠創辦江南製造局、福建馬尾船政局等軍事工業。胡林翼(1812～1861)，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動人物，是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劊子手。他們同屬“儒將”，注意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和軍事思想，善於總結和理性思考，在治軍和作戰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鑒的軍事思想。《曾胡治兵語錄》就是他們有關軍事言論的選錄。
《曾胡治兵語錄》編輯於1911年。這年春天，經同盟會員李根源、羅佩金向雲貴總督李經羲推薦，蔡鍔赴雲南擔任新軍訓練工作。他初到時未受到重用，便住在教練處，整天手不釋卷，輯錄曾國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論，附以按語，編成《曾胡治兵語錄》。六月，李經羲任命蔡鍔為雲南新軍第19鎮37協統領。鎮統鍾麟同委托蔡鍔編“精神講話”教材，遂將《曾胡治兵語錄》以代“精神講話”，印發新軍官兵。
《曾胡治兵語錄》書前有自序和梁啟超1917年作的序，全書共十二章：第一章《將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誌》；第四章《誠實》；第五章《勇毅》；第六章《嚴明》；第七章《公明》；第八章《仁愛》；第九章《勤勞》；第十章《和輯》；第十一章《兵機》；第十二章《戰守》。前十章主要講治軍，後兩章講作戰。每章先選曾、胡有關言論若幹條，然後加上按語，或對本章概括歸納，或對曾、胡言論加以評述，或借題發揮，闡述自己的軍事思想，提出對時局和作戰問題的看法。如第十二章《戰守》之按語：“右揭戰守之法，意括而言賅，曰攻戰，曰守戰，曰遭遇戰，曰局地戰，以及邊防之策，攻城之術，無不獨具卓識，得其要訣。雖以近世戰術之日新月異，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論夜間宿營，雖僅一宿，亦須深溝高壘，為堅不可拔之計，則防禦之緊嚴，立意之穩健，尤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鹹同時，戰爭兩方，多為不規則之混戰，來去飆倏，不可端倪，故紮營務求堅固以防侵襲。)曾胡論兵，極重主客之見，隻知守則為主之利，不知守反為客之害，蓋因其時所對之敵，並非節製之師，精練之卒，且其人數常備於我，其兵器未如今之發達，又無騎炮兩兵之編製，耳目不靈，攻擊力複甚薄弱，故每拘泥於地形地物，攻擊精神，未由奮興，故戰術偏重於攻勢防禦，蓋亦因時製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兩大戰役以後，環球之耳目一新，攻擊之利，昭然若揭，各國兵學家，舉凡戰略戰術，皆極端的主張攻擊，苟非兵力較弱，或地勢敵情，有特別之關係，無複有以防守為計者矣。然戰略戰術，須因時以製宜，審勢以求當，未可稍事拘滯，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於人，勢將如跛者之競走，鮮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勢，固也，必須兵力雄厚，士馬精練，軍資(軍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勝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貿然以取攻勢，是曾公所謂徒先發而不能製人者也。普法戰役，法人國境之師，動員頗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軍資亦虞缺乏，遂致著著落後，陷於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軍以交通線僅恃一單軌鐵道，運輸不繼，遂屢為優勢之日軍所製，雖迭經試取攻勢，終歸無效。以吾國軍隊現勢論，其數則有二十餘鎮之多，然續備後備之製，尚未實行，每鎮臨戰，至多不過得戰兵五千，須有兵力三鎮以上，方足與他一鎮之兵相抗衡，且一有傷亡，無從補充，是兵力一層，決難如鄰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國軍隊，能否說到精練二字，此稍知軍事者，自能辨之。他日與強鄰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難作僥幸萬一之想。至於軍資交通兩端，更瞠乎人後。如此，而曰吾將取戰略戰術上最有利益之攻勢，烏可得耶?鄙意我國數年之內，若與他幫以兵戎相見，與其為孤注一擲之舉，不如采用波亞戰術，據險以守，節節為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為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而殲滅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侖於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鑒也。”上述深刻入理的分析，嚴密的論證，與其說是一篇序言，不如說是一篇精彩的軍事論文。
1924年蔣介石任黃埔軍校校長期間，增補第十三章《治心》，並作序言，名曰《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印發黃埔軍校“人各一編”。然蔣補《治心》一章，實為儒家修身養性之道，且冗雜離治兵甚遠，大不如蔡鍔所選精練。
曾、胡軍事思想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戰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既有反動成分，亦有虛偽之言。但他們同是書生從戎，“儒將”治軍，熟悉曆史和兵法理論，注意吸收古代優秀軍事思想並運用於實踐，所以其中不乏有借鑒價值的觀點。在治兵方麵，主張恩威相濟，“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既強調仁愛士卒和民眾，“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又強調令行禁止，賞罰嚴明，用兵“先明賞罰”，“號令未出，不準勇者獨進；號令既出，不準怯者獨止”。重視將帥的選拔和修養，認為，“兵易募而將難求；求勇敢之將易，而求廉正之將難”，“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尤其重視智略，認為“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將才不外智勇二字”，“智多勇少，實力難言；勇多智少，大事難成”。重視人的作用，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反對對人求全責備，主張用人所長，“用人不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術，尤在用人者運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顯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已”。對將帥主張以誠相待，“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強調練兵要嚴格，以“養其精神，煉其體魄，嫻其技術”。認為“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必以苦其心誌，勞其筋骨為典法”，“久逸則終無用處”。在戰略戰術方麵，其主要思想是“慎”和“穩”。主張寧可幾個月不開一仗，也不可打無計劃安排無準備的仗。強調行軍以“穩”字為先。反對輕易踏險，輕用奇謀。強調“以靜待動，先謀後戰，穩紮穩打”。認為“交戰宜持重，進兵宜迅速，穩紮猛打，合力合枝，足以括用兵之要”。主張後發製人，反對不能製人的“先發”，但是不是一概反對先發製人，主張把兩者結合起來，“先發”、“後發”要看具體情況如何來定，認為“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誠為用兵之至要”。
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動人物，其言論中存有糟粕是必然之事；蔡鍔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稱太平天國為“粵寇”，對曾、胡大加讚美，這是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既應該批判，又應該曲諒。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蔡鍔在本書序言中，將曾、胡譽之為“中興名臣中錚皎者”，“懿行嘉言，皆足為我師資”。要人們“細加演繹，身體力行”，然而窺其本意，並非完全出於為曾、胡立言的動機，主要是有感於民族危機的嚴重，希望借此能對新軍的訓練有所“挽回補救”。
《曾胡治兵語錄》問世後流傳甚廣。1917年於上海公開印行，梁啟超親為作序。1919年李根源於廣州重印。1924年蔣介石增補後再版。1943年八路軍軍政雜誌社編輯《中國軍事思想叢書》，將《增補曾胡治兵語錄白話句解》收入出版。現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鉛印本、1922年鉛印本、1937年馮治安鉛印本、1941年中興書店《古代兵經》本等數十個版本。
《乾坤大略》
明末清初人王餘佑撰。王餘佑，字介祺，自號五公山人，卒後其學生私諡文節先生，《自序》稱己為獻縣(今河北獻縣)人，一說為直隸新城(今河北新城縣)人(《中國人名大辭典》)。早年受業於孫奇逢(明萬曆進士)，學習兵法，並隨其征戰。明朝滅亡，又從奇逢講性命之學，隱居五公山聚眾授徒，五公山人即由此而來。他雖隱居山野，“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爛草擲此生平，雖巢棲薇茹，時一室叫跳，輒覺須眉如刀槊。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複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然後標為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評。”(《乾坤大略總序》)撰成《乾坤大略》。此外還著有《八陣圖》、《萬勝車圖說》、《兵民經略圖》等。
《乾坤大略·跋》指出：“此非談兵也，談略也。兵則千百端而不盡，略則三數端而已明矣。”“至於選將、練兵、安營、布陣、器械、旗鼓、間諜、向導、地利、賞罰、號令種種諸法，如人之耳目口體一物不可少者，則各有專書，不在此列矣。”意思是本書不含軍事上的具體問題，而隻講扭轉乾坤的用兵方略，即“乾坤大略”。因本書按類彙輯曆代戰爭戰例，以為用兵的借鑒，所以，山西育才館民國9年(1920)鉛印本又題《兵鑒》。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進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為上；
卷四：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卷五：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卷六：攻取必於要害；
卷七：據守必審形勝；
卷八：立國在有規模；
卷九：兵聚必資屯田；
卷十：克敵在勿欲速；
補遺：佐勝之著，編中未錄者，偶記於此。
《乾坤大略》是一部輯評曆代用兵得失的兵書。“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觀其內容，各卷之間互相聯貫，自成體係。其體例與他書有所不同，全書之前有“總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去掉這些序文，便成為一部純粹的軍事類書。每卷圍繞某個主題，輯錄了較為豐富的曆史上的軍戰史資料，如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就輯錄了紀信假扮劉邦詐降誑楚，大勝項羽等二十餘條曆代用兵故事。“自序”著重是對某個軍事問題的評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軍事思想。下麵按照原書的順序對其軍事思想作一簡述。
兵起之先，強調要審敵強弱，選準正確的進攻方向，確定正確的戰略部署。他認為，戰爭往往在瞬間決定勝敗；優柔寡斷，進攻方向不明，注定要失敗。明確進攻方向以後，一要“進取”、“疾速”，“兵貴進取，貴疾速。進取則勢張，疾速則機得。”(卷一自序)二要避實擊虛，“敵弱或可直衝其腹；敵強斷宜旁剪其支”，“乘勢而趨利。”(卷一自序)這樣，就能使敵驚駭萬狀，而我則軍威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