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進之時，強調奇正之變，主張以奇道取勝。他認為，作戰“不得奇道以佐之則不能取勝”，“一陣有一陣之奇道，一國有一國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時正可為奇，奇亦可為正”，“夫兵進而不識奇道者，愚主也，黯將也。”(卷二自序)
重視初戰，主張要盡全力爭取初戰勝利。他認為，初起之兵“不得已而與敵遇，非戰無以卻之。蓋兵即深入，則敵必並力傾國以圖蹂蕩我，恐我聲勢之成，此而不猛戰疾鬥，一為所乘，魚散鳥驚，無可救矣。誠能出其不意，一戰以挫其銳，則敵眾喪膽，我軍氣倍，誌定威立，而後可攻取以圖敵”。(卷三自序)
作戰之時，強調出奇設伏。他指出，戰爭的情況很複雜，古有百戰之說(如《孫子》的“百戰不殆”，宋代的《百戰奇法》等)，其實遠不止百戰。但無論何種戰爭，要取得勝利，就必須善於出奇設伏。所謂善於出奇設伏，就是能“用眾以覆眾，因弱而為強”。(卷四自序)
乘勝略地，主張用招降之法。一場戰爭取得勝利，便成“破竹之勢”，乘勝略地，擴張戰果，無需繼續用兵，“不煩兵也”(卷五自序)，而以安撫招降為上。但招降之法，必須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對敵造成強大威勢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因為，“勝則人懾吾威，而庇吾勢，利害迫於前，禍福怵其心，故說易行而從者順；若在我無可恃之形，而徒以虛言嬲眾，是猶夢者之墮井，無怪乎疾呼而人不聞也”。(卷五自序)
進攻戰，強調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掃清進退障礙。他認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則進退不能如意，而形相製，勢相禁”。(卷六自序)敵若憑險反擊，“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塊也”(卷六自序)，必置我於死地。他並總結曆史教訓說，“古恒有軍既全勝，而一城扼險，製吾首尾，幾覆大業者”。(卷六自序)進一步強調攻取要害之地的重要性。
防禦戰，強調要固守住對戰爭勝負有決定意義的戰略目標。他指出：“能取非難，取而能守之為難；汛守非難，守而能得其要之為難。昔項羽委敖倉而不守，棄關中而不居，而卒使漢資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較著者也。他如陳稀之不知據邯鄲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舊京而守洛陽，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勝數，而獨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為可笑。”(卷七自序)
在國防後備建設方麵，一是強調立國要有正確的方略和宏大的規模，改革舊製，創立新法，“朝廷之上置中書以總機務，疆場之外，建專閫以總征伐；經理度支，撫馭軍民，適寬嚴之宜，得緩急之序；崇大體，立宏綱，破因循之舊格，布簡快之新條，使人人輯誌，處處向風”。(卷八自序)二是主張屯田，減輕民眾負擔，解決軍隊糧餉。他認為“百萬之眾，無食不可一日支”。(卷九自序)如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節，卒致米盡人散；而劉邦卻以能食敖倉之粟，得以亡楚興漢。“屯田一著，所謂以人力而補天工也”。(卷九自序)
本書在最後一卷，論述了用兵全勝之術，主張在有充分準備的前提下，待機而動；反對死打硬拚，魯莽從事。他以與虎搏鬥作比喻，指出，鬥虎“當設網羅，掘陷阱，圍繞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將自困，若奮不顧身，徑進而與之鬥，鮮不傷人矣”。(卷十自序)鬥敵與鬥虎理同，“故欲克敵者，強其勢，厚其力，謹其製，利其器，然後堂堂陣，正正旗，聲罪致討，而施戎索，乃全勝之術也”。(卷十自序)
《乾坤大略》初以抄本行世。辰州秦聚奎在為本書寫的序中說：他在任職肅水時看到的抄本，往往事不歸類，躊駁頗多。他於清鹹豐四年(1854年)任職饒川時，王餘佑之裔孫王懋亭茂才來饒，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內有此書原本，因重校一遍，始知篇中錯雜重複之處，為後人所竄入，而原書本來是融會貫通的。當時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鈐攻守之術，尤為救時良劑。於是，他據原本重錄一份，與舊本相校，將後人竄入的十三條，刪其重複，另記於後，以資參覽。這就是所謂的秦校本。本書被收入《畿輔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寶興堂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翻刻、山西育才館於民國九年(1920)翻印。這些不同的版本，或以秦校本為底本，將竄入的十三條附於書後，如山西育才館鉛印本；或以舊抄本為底本，但在後人竄入的內容後麵一一注明“秦校原本無此條”，如《畿輔叢書》本即如此。
《兵謀與兵法》
《兵謀》一卷，清初魏禧撰。是一部輯錄《左傳》用兵謀略的兵書。魏禧認為：“凡兵有可見，有不可見，可見曰法，不可見曰謀。法而弗謀，猶搏虎以挺刃而不設阱也；謀而弗法，猶察脈觀色而亡方劑也。”所以，他很重視用兵之謀和用兵之法，便把《左傳》中的有關“謀”和“法”的史實進行剖析梳理，綜合歸納，編成《兵謀》和《兵法》二書。
《兵謀》概括出了《左傳》中的三十二條用兵謀略：(1)和，上下禮讓，同心和睦；(2)息，息民養戰；(3)量，度量敵我；(4)忍，忍辱含垢，以圖大謀；(5)弱，示弱驕敵；(6)弱而示之強，以震懾敵人；(7)致，調動敵人，迫於就範；(8)畏，敬畏，優而不恃，勝而不驕；(9)防，防敵謀我；(10)需，遲緩以老其師；(11)疾，急速乘敵之隙；(12)久，持久固守要衝；(13)激，抑製自己衝動，激怒敵人，使其暴躁，失去常態；(14)斷，果斷不疑；(15)聽，傾聽部眾賢能的意見；(16)詭，詭詐，知人之詭，我以詭人；(17)信，信用禮節；(18)諜，間諜；(19)間，離間，間而撓之，間而離之；(20)內，內奸；(21)釁，間隙，乘敵之隙；(22)逼，以勢逼敵投降，不戰而勝；(23)與，與國，國家之間結盟共同抗敵；(24)脅，脅從，逼迫敵人聽從我調動；(25)假，假借占卜、神鬼、物象等蒙騙敵人；(26)名，師出有名，執義循禮；(27)辭，辭令，以辭令贏得戰爭勝利；(28)備，戒備，未戰備戰，未敗備敗，有備無患；(29)法，賞罰之法製；(30)同，與士卒同甘共苦；(31)本，以民為本，修其本以勝敵；(32)保，保障勝而不敗，保衛勝利果實。
每條謀略之後輯錄《左傳》中有關戰例若幹條，每條戰例都一一注明了《左傳》上的年份，便於查找。如“弱”條下輯錄了“文公退三舍以驕子玉(夾注：僖廿八。即《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等十餘條戰例故事。從全書看，裏麵也夾有輯錄者的觀點，如“聽”條下指出：“或聽於眾，或聽於賢，或聽於能，或聽於尊；不聽則敗，聽於私則敗。”等等。
本書既是讀《左傳》的劄記，又是講謀略的兵書，對研究《左傳》中的謀略思想有一定參考價值。《昭代叢書丁集新編補)收錄有此書，書後有吳江沈茂德《兵謀跋》。
《兵法》一卷，魏禧撰。《兵法》是一部輯錄《左傳》用兵之法的兵書，其體例同《兵謀》，每法之後輯錄《左傳》中的有關戰例故事，並注明《左傳》中的年份。本書將《左傳》中的用兵之法歸納概括為二十二條，即：(1)先，先聲奪人，先發製敵；(2)潛，隱蔽襲敵；(3)覆，埋伏乘敵；(4)誘，示弱誘敵；(5)乘，乘敵不意，攻其無備、如乘於未陣，乘於半濟等；(6)衷，分割包圍；(7)誤，多方誤敵；(8)瑕，罅隙，攻敵薄弱之處；(9)援，聲援，兵必置援以備不虞，且張其聲；(10)分，兵必分道，以攻則奇，以守則固，以罷人則逸，以息民則不勞，以備不虞則不敗；(11)嚐，嚐試，試探；(12)險，戰必知地之險阻；(13)整，軍容嚴整；(14)暇，示閑暇造成敵人判斷失誤；(15)眾，示眾懾敵；(16)簡，簡選精銳；(17)一，統一進退號令；(18)勸，激勵士氣，勸道有四，曰恩，曰威，曰忿，曰身；(19)死，拚死作戰；(20)物，以物助戰，兵之變無所不有，故物無所不備；(21)變，權變，因敵製變；(22)將，統率將領的方法。
該書把《左傳》中的用兵之法進行了係統的梳理分類，為研究《左傳》的軍事思想提供了一些方便。此書收錄在《昭代叢書丁集新編補》中，書後有吳江沈茂德《兵法跋》。
《防守集成》
《防守集成》，顧名思義，是關於防守城池的集大成之作。實際上它是鄉兵團練防守縣城土堡的兵書，與《金湯借箸十二籌》、《救命書》等屬於同一類。原書題朱璐編次。朱璐，字玉泉，清末旌德(今安徽省旌德縣)人。他成年後喜歡搜羅閱讀各家兵書，鉤玄撮要，潛心探索，認為有價值的內容就抄錄下來，分類收藏。他是一位有正義感的青年，對殖民主義者的侵略和清朝的腐敗深惡痛絕，在本書序言中氣憤地說：“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文吏以徇私取巧為能，武弁以退卻偷生幸免，而肉食者，複未能遠謀，一旦有警，則萬姓流離，四方震動，良可慨也。”清鹹豐初年，他到福建做官，原想大幹一番事業，可到任一看，那裏“豪猾當權，賢能斂跡；兵無實用，餉盡虛縻；官弁傷亡，形同刈草；賊氛猖獗，勢等摧枯；有城莫守，有隘難防；進退張皇，上下粉飾”。(《自序》)他為了盡職報效朝廷，便想以著書來挽救敗局。於鹹豐四年(1854)將平時積累的關於防守方麵的軍事資料，重加刪訂，分類纂輯成《防守集成》，刻印三百部，“權為救時之助，以盡涓(捐)報之心”(《自序》)。
《防守集成》共十六卷，十六篇，附圖200餘幅，約10萬字。對於每篇的排列順序，編者動了一番腦筋，都有一定的依據，具有一定的邏輯性。編者認為，本書以講地方官弁防守土地為主，故以“城製”為卷首；有城不可無衛，故以“保衛”為卷二；既有城衛，不可不附民，故以“保甲”為卷三；既有民不可不教，故以“鄉團”為卷四；有城有民不可不足食，故以“積貯”為卷五；內事既備，外患不可不知，故以“烽堠”為卷六；既知敵至，又必先據地利，故以“設險”為卷七；險阻既固，又必預為困寇之術，故以“清野”為卷八；野既清，而城中需用之物不可不備，故以“需備”為卷九；各物具備，更需器械以資捍禦，故以“守器”為卷十；器械足資，則號令不可不明，故以“約束”為卷十一；令行必有禁止，故以“嚴禁”為卷十二；禁令嚴明，尤宜倍加謹慎，故以“慎防”為卷十三；布置周密，敵至臨時措之方可裕如，故以“措應”為卷十四；各項具備，最終目的是為守城，故以“城守”為卷十五；又恐怕當今不知武略的人，或以為本書為紙上談兵，空言無據，故以“引證”為卷十六。一至十五卷的體例相同，先有一段理論闡述，出自編者之手，是全書價值較高的內容。接著是羅列輯錄的有關資料。一至十四卷均附載有圖說，主要有城製圖、防禦工事圖、陣圖、防守器械圖、武器裝備圖、旗幟圖等。第十六卷“引證”係輯錄的從先秦至明代關於防守城池的戰例一百餘條。
全書除卷前一段序文外，主要是輯錄的資料，但也有編者補寫的內容，“編中有武備諸書所未及載者，乃不揣鄙陋，以補其缺。”由於本書所輯資料均未注明出處，編者補的內容也未注明，所以究竟那是編者補充的內容，難以分辨。
本書與同類書比較，在編纂方麵有些特點，一是比較全麵地輯錄了有關民防團練的內容，又刪去了繁衍的部分，比較簡練；二是注意揭露時弊，促進變革。編者在卷十五“城守”篇揭露當時官場，“文吏遊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寶身。閑雅雍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銳之氣喪，一聞寇警，如澆冰水”。並聲言“因錄《城守》以救弊”。他還提出改革城製，學習西域城製，按營陣之法建城，大城包小城。這樣一城破，其他城猶存。三是為便於粗通文字的軍人學習，全書作了斷句。四是所繪陣圖，以兵器、旗幟代替抽象的符號，比較形象易懂。
《防守集成》成書於封建社會的末期，它所防禦的對象，除了外國侵略者及所謂土匪外，主要是防農民起義，所以在政治上有它反動的一麵。但是從軍事的角度看，它所提出的一些防禦思想，還是有借鑒價值的。對於守與攻的關係，它提出“蓋欲善守，必明善攻。預知患端，方能捍患”，(卷二《堡衛》)“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卷四《鄉團》)要以戰為守，積極防禦，“所謂守者，非徒閉門不出，可幸保全也。必按境內山川形勝，何處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令偏師犄角；何處可伏兵挫其先鋒；何處可遊兵，絕其糧道；何處可設機，以陷敵於死地。能以戰兼機術為守，則守固。斷不可遽閉城隅，自投絕路。故善守者，必先自立於不敗之地”。(卷七《設險》)它還總結了一些守城的規律，如“三道”(正道、奇道、伏道)，“五敗”(壯夫寡；小弱眾；城大而人少；糧少而人眾；蓄貨積於外；豪強不用命)，“三可力守”(外有援兵；人士勁勇，芻粟豐備；城池完固，民人富實)，“三可決戰”(外無援兵；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不備；城池不完，士民窮匱)等。對於各種防禦工事的修築標準，它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殺敵為準，“敵台、弩台，俱以殺敵為義，不能殺敵，無貴為台矣”。(卷二《堡衛》)
該書有清鹹豐四年刊本傳世。近現代兵書五、近現代兵書
《國防論》
作者蔣百裏(1882—1938)名方震，字百裏，號澹寧。中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外交家。
蔣百裏出生於浙江石硤鎮一個書香世家，其祖父蔣光煦(字生沐)是當地著名的藏書家。蔣百裏少時即有神童之譽，17歲中秀才。時值甲午戰後，中國為蕞爾小國日本戰敗，蔣百裏以為作為一個愛國男兒，僅憑三寸毛錐難以救國，遂毅然投筆從戎，於1901年東渡日本學習軍事。初在日本初級武學堂城城學校學習。學習期間，思想上傾向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革命派，並組織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發行、編輯《浙江潮》，宣傳民族民主革命，其間還與蔡鍔結為誌同道合的朋友。1905年，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鑒於在日本六年的學習經驗，他認為中國以後國防建設的重點應在東北地區，所以回國後即答應盛京將軍趙爾巽之邀，出任東三省督練公所總參議，幫助練兵，但因受守舊派的排擠，加上有“中國國防當取法乎上，當今之世，德國陸軍最強”的認識，所以同年又赴德深造，在德國第七軍任連長。德國著名軍事學家、《戰略學論》的作者伯盧麥對他期予厚望，說：“從前拿破侖說過，若幹年後，東方將出現一位偉大的軍事家，這也許就應在你的身上吧。”
蔣百裏從德國留學歸來後，適逢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即以29歲的青年軍事家身份擔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決心在這個造就近現代軍事幹部的搖籃(另兩個是北洋武備學堂、黃埔軍校)大展宏圖，培養振興國防的軍人。但因北洋政府的各方阻扼，大誌難伸，遂自殺以示反抗。被救後，整個二十年代，他奔走於各派軍閥之間，力勸他們與革命派組成聯盟，促成中國的南北統一。國民黨建立政權後，他被蔣介石奉為“軍界泰鬥”，成為名貫全國的軍事家，但因不是國民黨員，一直被明尊暗抑，未得實際職權，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他敏銳地指出東北已成為遠東的大火藥庫，日本侵華已蠢蠢欲動，中國應當急起整頓國防，但不為當局所重。“一二·九”愛國運動爆發後，他同情愛國學生，開始重點研究建設現代國防的理論。1935午，奉命前往歐洲考察西歐諸國的戰時總動法，次年回國，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以海戰為主，第二次世界大戰必須以空戰為主導，所以中國國防建設應以建立空軍為重點，因為日本侵略在即，惟一快而又有效的辦法就是發展中國空軍。“七七事變”後，任代理陸軍大學校長，嘔心瀝血宣傳抗日，宣傳軍事理論，以期盡快造就抗戰的軍事人才。終因病累交加，齎誌以歿。死後被國民革命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
蔣百裏被視為近代軍事天才，他多才多藝，尤以軍事學馳名海內外。一生以倡導建設現代國防為職誌，精心研究軍事理論。尤其能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不斷吸收外國軍事理論精華，在融彙中西軍事思想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著述豐富，研究範圍頗廣，其主要著述有《孫子新釋》、《軍事常識》、《國防論》等。其中尤以《國防論》最能代表他的中心思想。他認為，戰爭是交戰雙方政略衝突的結果，而政略是由國家根本利益、基本國策決定的。國防的基本力量是由兵力、武力、國力三個層次構成的。從根本上說，兵力之源在於武力，武力之源在於國力。武力是加以軍事的組織和鍛煉的國力，包含著國民的素質以及經濟的各個部門。國力則是人力、地理環境、物質生產力、工業和政治五者的綜合體。在國力綜合體中，政體和製度又是關鍵的“原動力”，所以要增強中國的國防力量，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實行民主憲政和義務兵役製。這樣，人民有參與政治的權利，也有保衛國家的義務。至於如何建設國防，這是他孜孜以求潛心研究的重點，並提出了許多建議。他主張在國防建設中要貫徹“生活條件和戰鬥條件的一致”，建立“既能吃飯又能打仗”的國防，這是他國防經濟思想的核心，得自於他對古今中外各民族興亡史的考察。在具體措施上，他指出要使國防經費投向有利於國民產業的方向，使國防經費有益於國民生產的發展。軍用民用結合，國營與民營並舉，通過長期不懈努力來建設、發展國防。又提出要立足本國，掌握先進的軍事技術，重視新武器的研製。軍事工業的布局和國防交通的布局要加以統籌安排，以便在戰時有效抗擊外國入侵。在國防教育方麵，他認為對軍人不僅要進行紀律教育、軍事知識教育，還要特別提倡愛國主義。
蔣百裏還在《國防論》中提出了中國國防應以自衛為原則。其書問世於抗日戰爭前夕，對於即將到來的這場戰爭的性質、前途，作了充分估計。認為“中國國家的根本組織，不根據於貴族帝王，而根據於人民。中國國民的軍事天才，不發展於侵略霸占，而發展於自衛。”“利用國民自衛心來保衛國家，沒有不成功的。”提出對付日本的惟一辦法，就是在軍事上反其道行之，“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其疲蔽；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用處。”並提出未來抗擊日本侵略應以京漢鐵路以西為總根據地，逐漸東進。這些看法，總的看來是十分合理和正確的。
應該說，蔣百裏的軍事論述，尤其《國防論》一書，集中反映了近代資產階級軍事理論的優秀成果，所以當時即馳名海內外，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在中國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國防論》一書初版於1937午春，由大公報社刊行，收集了他自1913年以來所作的關於國防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論著，包括論文、講演、意見書、序言等。全書共6篇，約10萬字。1945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第二版，共收7篇，7篇題目是《國防經濟學》、《最近世界之國防趨勢》、《從曆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二十年前之國防論》、《十五年前之國防論》、《中國國防論之始祖》、《現代文化之由來及新人生觀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