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楊認為中國傳統史學，也就是二十五史之類，“更多的隻是滿足於片段的、表象的或過程的描述”。所論精辟。
老楊打比方說，中國傳統史學和西方史學的區別是中醫與西醫的區別。我對此說存疑。說西方史學像西醫，道理上說得通，中國傳統史學卻不是中醫。中醫講究經絡、血氣、寒濕，都是內在之物，肉眼不見，傳統史學明明隻呈現表象，怎麼能說是一回事？
在我看來，目下的史學研究，倒是應該向中醫學習，好好拿捏一下前人的經絡、血氣和寒濕。晚清七十年，事無一成，不就是經絡淤堵、血氣不足和寒濕太重造成的？
不打筆墨官司。老楊玩西醫學術，老侯玩中醫隨筆，各玩各的。
但老楊的書，不能不讀。今天讀到這裏。待續。
2月23日
再讀《學問有道》。
英國史學家阿克頓說：“一個時代成為過去，我們才能確切地了解它。”時間的沉澱極為重要。此觀點老楊似乎並不反對。
我們看不懂目下。沒有經過沉澱的史實，是一片霧霾，能見度很低。活在目下，我們懵懵懂懂。
老楊說，對曆史的理解，需要人生的體驗，比如對舊文化的顛覆有切膚之痛的餘英時，對新政權充滿自豪的金衝及，在史學上都有所成。
一個人的曆史痛點或者興奮點，很重要。尤其要關注痛點。什麼時候讀讀餘英時，這人有痛點。
老楊說，曆史研究是對人，無論一個還是一群，所經曆的事及原因、作用和意義的研究。
老楊說：“真正有能力的曆史研究者，必須要能夠正確解讀研究對象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了解他（們）所言、所行的內在動機和原因，深入而準確地分析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說、這樣做，為什麼沒有如我們後人所認為的那樣說、那樣做。”
這話，聽來也像是對小說家說的。小說也是曆史敘事，但有史家眼界的小說家難覓蹤跡。歌頌也好，批判也好，注重人性也好，都是小兒科。所謂當代文學，是先歌頌，後批判（傷痕文學，其實就是批判文學），然後人性。人性也是簡單化的人性，動不動就上床，好像不上床就不人性。
我們有很長的小說，還有很長很長的小說，可就是沒有“大作”。沒有大才，怎麼會有大作？
老楊說：“讀字讀心，難麼？當然難。但更難的是，既要主觀，也要客觀。”讀字如此，寫字呢？要不要寫心？細細看去，寫心的文字，是那樣少，見風使舵的，眉來眼去的，又那樣多。
老楊說：“好的曆史著作應該具有幾個特點：一是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撐和出處清晰的引證；二是對曆史的複雜性及各個方麵要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三是要能夠給今人以啟發和深入思考的空間。”由此出發，老楊不喜歡一邊倒的曆史評論，要麼簡單肯定，要麼簡單否定。他說：“任何讀起來痛快、解氣的所謂史書，其客觀性和準確性都值得懷疑。”以此參照，可以鑒別史學優劣；以此參照，可知曆史評論如何下筆。
陡然想到，我們目下沒有好的反右敘事，也沒有好的文革敘事，當然也沒有好的大躍進敘事。都是一邊倒。所謂當代史，一筆糊塗賬。
老毛病很難改啊，要麼妖魔化，要麼神話。
謝老楊指點。
2月26日
讀老人的書，一要著重作者的經曆，二要著重作者的灼見。對周有光這樣閱曆豐富的學者，兩者皆可玩味。
周老曾經跟愛因斯坦聊過兩次天，說是像聊家常一樣。周老對愛因斯坦的印象好極了。愛因斯坦的一句話，周老到晚年還記著：“人的差異在業餘。”
想想，人的差異，的確在業餘。
周老談論北洋軍閥時代，說：“晚清下來是軍閥時代，後來是國民黨、共產黨。軍閥時代做了很多好事情。軍閥怎麼會做好事情呢？那時候是民主製度，國會製，請蔡元培做教育部長，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軍閥時代提出來的。”又說：“軍閥不壟斷整個政府。文化部門、教育部門讓進步的人來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壞的時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周老這一段敘述很奧妙，還貌似自相矛盾。“做了很多好事情”的時代，怎麼會是“最壞的時代”呢？
在主流話語體係中，北洋軍閥時代，一向被稱為“最壞的時代”。周老大概是崇尚“文德敬恕”的古訓，不與人爭。重點在後麵，“做了很多好事情”，才是內心真正的想法。
周老此番言語，跟曆史學者端木賜香的言論同出一轍。端木有一文《燒炭的曆史學者與北洋的被汙名化》，列舉對北洋潑汙的史籍，有如下幾種：一是《段祺瑞真傳》裏徐徹先生寫的總序，把北洋時代稱作“沉渣泛起、物欲橫流、良知泯滅、野蠻稱霸的時代”，“黑暗的醜惡的肮髒的愚昧的時代”，“曆史大倒退的時代”。二是來新夏的《北洋軍閥史》，說北洋軍閥們“所製造的曆史現象也多是黑暗反動，禍國殃民”。三是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說“北洋派是中國近代史上繼往開來、臭名昭著的一個封建軍事政治集團。它繼承了曾國藩、李鴻章等出賣國家和反人民的罪惡事業，又替蔣介石匪幫提供了軍事獨裁的可恥榜樣”。四是章伯鋒的《皖係軍閥與日本》，說“北洋軍閥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反動的軍事政治集團”。五是來新夏的《北洋軍閥史》，說“北洋軍閥集團無疑義地是一個反動的政治軍事集團。它在辛亥革命前後各十六年的曆史進程中主要是扮演了曆史舞台上為人唾罵的醜角”。
就是這樣一個時代，卻“做了很多好事情”。這足以引起我的好奇。什麼時候，好好端詳一下這個時代。
按端木的總結，北洋軍閥做的好事情，主要表現在“現代化”的推進方麵。端木說：“現代化的指標是多樣化的，政治、文化、經濟、軍事、社會、團體、新聞、出版、交通、教育、婚姻、人生、信仰、科學、道德、建築、藝術、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權利意識、公民參與等等，都是衡量社會轉型及文明進步的指標。”
綜合兩種觀點，我傾向於周老和端木的說辭。哪個時代，會隻有夜晚沒有白天？
3月9日
《讀庫1305》，有孫玉祥的《私人文學史》，列舉1972年至1982年間，也就是“魯迅走上金光大道”時期，他個人的文學閱讀，計有《長白山兒童故事》、《小布頭奇遇記》、《高玉寶》、《會說話的路》、《野火春風鬥古城》、《向陽院的故事》、《戰地紅纓》、《紅雨》、《三探紅魚洞》、《新來的小石柱》、《春潮急》、《劍》、《西沙兒女》、《大刀記》、《萬山紅遍》、《林海雪原》、《福爾摩斯探案集》、《李宗仁回憶錄》、《傘》共十九種。
沒想到這麼多。其中《林海雪原》是當時的禁書。那時候，《紅岩》、《紅日》、《紅旗譜》也都是“封資修”，在封殺之列。
看來，那個時代不光有魯迅，有《金光大道》，還有不少“文學”作品。當然都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為主的作品。無處不在的意識形態，控製了我們的生活。
我熱衷於文學閱讀的時代，比孫玉祥稍晚幾年，大概從1975開始。說來慚愧，從1975到1982年這個時間段，孫玉祥提到的那些書我隻讀過三部，《西沙兒女》、《福爾摩斯探案集》，再就是被孫斥之為“味同嚼蠟”的《金光大道》。我跟孫的感覺不一樣。我讀《金光大道》 ，津津有味。那是我讀到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此外我還讀過什麼呢？想想啊，有林漢達的《中國曆史故事集》和《上下五千年》，很喜歡。
羨慕孫玉祥那時候就讀到《李宗仁回憶錄》，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執筆。我是前兩年才買到。好書。
在最熱衷於閱讀的時代，孫玉祥所讀大多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文學”，我呢，連這樣的“文學”也讀得極少。那時候，我的家境連吃飯都成問題，哪敢奢談買書。同學也大多是農家子弟。隻在小學時，一個下放右派的女兒，手裏有不少書，討了好多次，想借一兩本看看，小丫頭偏偏不肯。
我有一個想讀書而讀不成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怨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