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語說，赤腳的不怕穿鞋的。
過去，我們以為楊白勞必然怕黃世仁，而現在，我們越來越感到楊白勞未必就怕黃世仁，就像黃宏那個著名小品中所演的情形。為什麼？因為黃世仁有財產、有房屋甚至還有社會聲譽和地位，總之一句話，他有所顧忌；而楊白勞呢？他可能一無所有，處在社會最底層，當被逼急了，他可以以“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相要挾，跟你來個魚死網破。
那麼，穿鞋的就一定怕赤腳的嗎？
其實，赤腳者與穿鞋者的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某些場合，比如爛泥地、臭水溝之類的場所，赤腳的確實可以以“髒了你的鞋”相威脅，讓愛惜鞋子的穿鞋者屈服、妥協。但是，在另一些場合，比如田徑比賽的跑道上，崎嶇不平的山道上，赤腳者在穿鞋者麵前就不免自慚形穢，退讓三分。
所以，固然赤腳不怕穿鞋的，穿草鞋不怕穿皮鞋的，反過來，穿鞋的卻未必見了赤腳的就害怕，穿皮鞋的也不一定看到穿草鞋的就打哆嗦。
曆史上，大抵赤腳的總希望社會動亂，造成到處是泥坑陷阱的局麵，好亂中奪權，趁火打劫，渾水摸魚；而穿鞋的則多半希望天下太平，大家按照一定的遊戲規則，同場競技，一爭高下。
安於現狀的赤腳者不是沒有，問題在於有時候因為穿鞋者壟斷了社會資源，雖然赤腳者可以跟穿鞋者同台競技，但是因為赤腳者未穿鞋的緣故，在貌似平等的遊戲規則背後，實質上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所以，出現赤腳者犯規甚至毆打裁判的情況也不足為奇。
問題的關鍵是，那些製定規則的人，往往是穩穩地穿著鞋乃至高檔皮鞋的。既然如此，他們在製定規則時難免傾向於照顧穿鞋者的便利，要麼幹脆不設泥地賽跑之類的比賽項目，要麼不準赤腳者進入賽場，即便對穿鞋或赤腳不作限製，在製定評分標準時也會向穿鞋者傾斜……
這樣做看似對穿鞋者有利，實則埋藏了社會動蕩的因子。因為在這樣的規則下，赤腳者要麼會退出比賽，要麼會賽場作弊，嚴重者，還可能攪了比賽，弄得個人仰馬翻，雞飛蛋打。
在這種情況下，要維持賽場秩序，就必須耗費巨大的社會資源，使整個賽場效率低下，競技水平下降，人文環境惡化，比賽難以為繼。
要徹底解決問題，要麼消滅赤腳者——讓他們都有鞋可穿；要麼消滅穿鞋者——把他們腳上的鞋子扒拉下來，讓他們也嚐嚐赤腳的滋味。
據二○○四年六月八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我國城市公眾的自我階層認同有向下偏移趨勢：認為自己處於社會“中層”的城市公眾僅為城市總人口數的四成多，而認為自己身居“下層”的城市公眾則超過七分之一。調查結果表明，自認為身處社會“上層”或“中上層”的城市公眾比例大體與其他國家持平，但自認為身處社會“中層”的人嚴重偏少，而城市公眾中自認為身處社會“下層”的人數比例極高，通常超過其他國家兩到三倍。
中國已經由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引起社會不安的國家。差距過大的貧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過程，這些都是使“相對剝奪感”發酵的酵母。改革不僅僅是一個提高經濟總量與增長速度的過程，也是一個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如果利益分配的規則不公平、利益分配的結果不公正、利益分配格局不均衡，公眾內心深處的“相對剝奪感”就會開始膨脹，改革大局就會麵臨風險。
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已故的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大師約翰·羅爾斯教授，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撰寫了一係列有關“正義”的論文，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在這些論文的基礎上，他又前後三易其稿，寫成了經典巨著《正義論》一書，於一九七一年正式出版發行。在這部集羅爾斯思想之大成的著作中，他認為，社會的公正應該這樣分配：在保證每一人享受平等自由權利的前提下，強者有義務給予弱者以各種最基本的補償，使弱者能夠像強者一樣有機會參與社會的競爭。
羅爾斯教授這一“公平的正義”理論，為當代美國社會帶來了半個世紀的穩定。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高漲，社會矛盾因種族、貧富等差距的日益擴大而產生激化，一時秩序大亂。肯尼迪總統順應時勢，推出了《平權法案》，在教育、福利、就業等方麵，對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等社會弱勢人群以法律的傾斜。《平權法案》實施了，但許多白人又反過來認為不公平。在這個時候，羅爾斯的《正義論》出版了，他的理論讓人們看得口服心服，美國社會的諸多矛盾也因此得以緩解，從而有了長達五十年的持續發展，其綜合國力得到了空前提高。
今日中國，與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頗有幾分相似，羅爾斯的理論或許能給我們某種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