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發表在《文彙報》“筆會”上的《指尖上的漢語——1.9億條短信中的語言災難》（以下簡稱《災難》）一文，借用該文作者郜元寶先生的一句話，“我不知道別人……是什麼感受，我的反應是——心痛，且頭皮發緊”。
《災難》一文作者在注意到一月二十二日《文彙報》一條關於“2004年春節上海一地互致問候的手機短信僅除夕夜就多達1.9億條”的報道後說：“我不知道別人聽到這個數字是什麼感受，我的反應是——心痛，且頭皮發緊。”並認為這是一場“語言的災難”：“一些重要媒體從感情傳遞的角度讚賞‘拇指體操’，並對所謂‘拇指經濟’和‘拇指文化’作出快速反應和積極評價，似乎對這場語言的災難並無察覺。”
當然，作者也承認“？語言中深藏著遊戲的種子，遊戲也為語言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能量。孩子們練習說話，不就整天玩弄文字遊戲嗎？”但是，作者又斷言：“此遊戲不等於魯迅所批評的‘遊戲’，不等於‘玩弄’，不等於‘濫用’，更不等於手機用戶心不在焉地‘轉發’和‘接收’——這些隻可說是遊戲的墮落形態。”
文章不僅對春節期間人們之間使用手機短信互致問候的禮貌表現和善良動機作了扭曲的評價，還提出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觀念。
筆者認為，撇開新年互致良好祝願的民族傳統意味不說，春節期間的短信潮，即使到了泛濫的程度，也隻不過是一種“語言的狂歡”而已——猶如語言的潑水節——眾所周知，水是生命之源。水不僅是人類的生活必需品，水也是動植物生長的必備，但是，在我國傣族新年的潑水節上，水卻是人們表達歡樂和祝福的媒介，在這期間，人們對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朋友，一律以潑水來表示美好的問候和祝願。是的，也許就像《災難》一文評論手機短信中人與語言的關係時所描述的那樣，在這裏，“人和水在形式上無限靠近（手到擒來），實質上卻無限疏離（‘水是生命之源’的定律已然失效），水最後變成與我無幹的皮球，被大家踢來踢去。這其中除了無節製的水的消費與揮霍，何談水的創造、優化與再生？”但是，你能因此就說這是一場“水的災難”，是“遊戲的墮落”嗎？顯然不能。
類似的許多事也發生在我國許多民族共同的傳統節日春節期間。不知道春節期間全中國的孩子們從長輩那裏得到了多少個紅包——至少也要上億吧！這是不是金錢的揮霍？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在春節期間仍要大吃大喝幾頓，這是不是吃的墮落？政府在對煙花爆竹的燃放進行了種種規定之後，又在許多節日裏集中鳴放禮花，這些火藥本來可以用來製造炸彈和雷管，用於娛樂豈不就是火藥的濫用嗎？
不用再羅列了，其實道理非常簡單：不僅如《災難》一文作者本人所言，語言中深藏著遊戲的種子，甚至可以說，生活中到處深藏著遊戲的種子。城裏孩子玩變形金剛和電腦遊戲時，鄉下孩子可以玩泥巴和捉迷藏；政客們在玩弄語言把戲中得到議員的席位或總統的寶座，舞台上的滑稽演員也可以靠說些毫無實際意義的繞口令而博得滿堂彩；在教授作家們舞文弄墨的文壇之下，也保不準冒出幾個設計填字遊戲的高手來，因為給一些“網民”或“手機用戶”帶來了樂趣而長期占據著報紙的一角……
回到語用學本身，語言曆來都不僅僅是如郜元寶先生所理解的那樣隻能用來“進行自由、深入和創造性的交流，並在這樣的交流中不斷優化語言文字本身”。“繁忙的短信發送和接收”，也不是“人類感情虛化的一個表征”。大約自語言誕生那天起，見麵“寒暄”就成了人們之間打招呼的定式，朱自清先生還在《撩天兒》一文中引用《世說新語·品藻》裏的一段話說明古人對“寒溫（即寒暄）而已”的評價竟比“多說俗事（具體事務）”還要高。朱先生在文中說：“人們不論怎麼忙，總得有休息；‘閑談’就是一種愉快的休息。”“西方人很能認識閑談的用處。十八世紀的人說，說話是‘互相傳達情愫，彼此受用，彼此啟發’的。十九世紀的人說，‘談話的本來目的不是增進知識，是消遣’。二十世紀的人說，‘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談話並不比蒼蠅的哼哼更有意義些；可是他願意哼哼，願意證明他是個活人，不是個蠟人。談話的目的，多半不是傳達觀念，而是要哼哼。’”朱先生在文章最後總結道：“就一般人看，閑談這一件樂事其實是不可少的。”按照《災難》一文作者的觀點，那是不是說人類自語言誕生那天起就開始了感情虛化的曆史，而在朱自清先生生活的時代，“一般人”的感情也都虛化了呢？
語言文字不管曾經在表達心靈、承載文化等方麵發揮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估計將來這種作用也不會消失——但是，它畢竟是由人所創造，離開了人類的活動規律，再也沒有什麼獨立的語言文字的發展規律，那種固守某些臆想的所謂語言戒律，強迫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和人類生產生活實踐削足適履的觀念和行為，才會使漢語、漢字和漢文化的根基越來越脆弱，命運越來越不測，直到不待煩言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