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製度2
東漢軍製
中央軍事機構的變化
東漢初建時，統治者接受了西漢末年政治動蕩的曆史教訓，出於強化皇權的目的，對中央行政機構進行調整，中央軍事機構亦相應有所變化，其主要表現有：
1太尉職權相對增強
在西漢時期，太尉有管理郡國常備軍的職責，太尉一旦權重，便會對皇帝構成威脅，所以經常受皇權壓製甚至裁撤。東漢太尉仍為最高軍事行政長官，但因地方都尉及郡國兵的取消，皇帝對其戒心遠不及西漢，以致其職權反而相對擴大，如：太尉在三公中地位最尊。西漢時，三公中的丞相職權較大，常有皇權與相權之爭。到了東漢，太尉的職權超過了司徒、司空，列名於三公之首；太尉屬官較西漢時有所增加。東漢時，將九卿分屬三公。太尉領有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尉有椽史屬二十四人，分為東曹、西曹、戶曹、法曹、兵曹、倉曹、奏曹、辭曹、尉曹、賊曹、決曹、金曹等；太尉有時可以統領中央實權機構尚書台。
2尚書台成為事實上的軍事權力機構。
尚書，在秦與西漢時不過是少府屬官，起初僅掌殿中傳達詔令之事。武帝時，其職權擴大到代替皇帝裁決並下達章奏，至東漢劉秀時已擴充為尚書台，明定其“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成為皇帝身邊一個無所不統的機構，形成朝中“雖置三公，事歸台閣”的格局。在軍事上，尚書台因參與國防、戰略各項決策，而成為事實上的中央軍事領導機構。由於尚書台位卑而權重，所以無論是皇帝、大將軍、太尉，誰掌朝政實權時就聽命於誰，這也是尚書台作為事實上中央軍事機構的一個特點。
3中央禁衛軍的裁編
以往學者多認為劉秀是加強中央軍而削弱地方軍。削弱地方軍是事實，但說加強中央軍，恐怕既不符合劉秀“省兵減政”的意願，也有悖於史實。以下事實證明，東漢的中央軍不是加強而是削弱了：人數銳減。東漢的禁衛軍總人數僅約四萬，遠不及西漢；北軍中的編製，也從西漢時的七校尉壓縮為五校尉，即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成份變化。宮中衛隊的郎中在西漢多係武士，東漢則多從孝廉，博士弟子等文人中選拔。北軍也不似西漢時征自三輔鄉間，而僅出於京師子弟。因此，中央禁衛軍在數量質量上都比西漢時嚴重下降。
4東漢中央軍的基本構成
東漢中央直轄軍的主體是宮廷宿衛軍和北軍。
宮廷宿衛軍又分兩部，一部由光祿勳統轄，下設有七署，即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羽林左、右監。他們所轄的郎官、虎賁郎，羽林郎、羽林左、右騎的主要職責是“陛戟殿中一宿衛侍從”或“出充車騎”。從某種意義上，他們可以視作為皇帝的警衛部隊。
宮廷宿衛軍的另一部分由衛尉統轄。負責警衛南宮、北宮，宮內巡邏，守衛七座宮門等事宜。
北軍也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由執金吾統轄，擔任洛陽城內宮廷以外的巡邏、警衛、備水火非常之事。皇帝出巡時，則充任護衛及儀仗隊。北軍的另一部是五校尉所統之兵，五校尉分別為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他們直接由皇帝指揮，負責宿衛京師，擔任京城守備及扈從車駕、有時也要出征。這是北軍的主力。
東漢晚期，社會危機四伏，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白熱化。宦官與外戚爭奪兵權的結果，是中平五年(188)，設立了西園八校尉。從此，宦官、外戚分掌兵權，互不上下。西園八校尉於是成為東漢晚期中央直轄軍的重要構成部分。
地方軍製的變化
劉秀稱帝不久，便著手削弱地方軍，所以東漢地方軍製的變化相當大，主要有：
建武六年(30)，取消內地郡國都尉，並其職務於太守，又廢都試製度。
次年，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等常備軍，全部複員為民。
建武二十二年，又罷邊郡亭候吏卒。
劉秀取消地方軍隻是一種主觀願望。每當郡國有事，又不得不在郡國屯兵，以代替被取消的地方軍，例如守衛黃河北岸的有黎陽營(今河南浚縣東)，守備三輔地區的有雍營(今陝西鳳翔)，駐守長安的有長安營。終東漢一代，不斷有郡國常備軍的重新組建，例如明帝時在五曼柏(今內蒙古東勝東北)設度遼營以備匈奴；和帝肘為鎮壓南方少數民族起義而置象林營(今越南順化)；安帝時因鮮卑犯居庸，設漁陽營，後又在遼東設扶黎營(今遼寧義縣東)；順帝時在沿海一再設防鎮壓人民起義，在內地則因西羌暴動而於魏郡、趙國、中山、常山設置六百一十六塢，河南建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每塢為一據點，設兵屯守。以上這些地方駐軍，有的名義上劃歸中央指揮，但就其實質與作用而言，與地方軍並無二致，甚至獨立性更強，以致逐漸形成地方割據勢力。由此可見，劉秀取消地方軍，其原意雖是“省兵減政”，但在地方上仍存在一些取消不了的軍隊。
征兵製為募兵製所代替
西漢兵役采取普遍征兵製，適齡男子傅籍後除定期服更卒、正卒、戍卒、衛卒之役外，遇有戰爭還必須隨時聽命應征。東漢劉秀改革軍製，基本取消了征兵製，采取了遇有戰事臨時招集的募兵製。
募兵製是以雇傭形式招募兵員的一種兵役製度，最早形成於戰國時期，例如魏國招募勇士組建成戰鬥力較強的“武卒”，以後齊國與秦國也相繼組成“技擊”、“銳士”。西漢在實行征兵製的同時，曾招募壯士組成“勇敢”、“奔命”、“伉健”等軍隊。不過以上招募並不帶有普遍性，隻是選擇體力強壯、技能突出的人員組成特種精銳部隊。到了東漢初期，經過西漢末年的戰亂，人口流散，加之土地兼並問題未能解決，農民大量破產，征兵製已無從實施。同時西漢的征兵製也存在著不少的弊病，例如被征人員不習邊疆水土，長途跋涉遠離故土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軍費開支，而被征人員視服役為畏途，常有對抗情緒。因此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以後，下令廢止西漢的征兵製，中央軍多采取招募，地方郡縣不設常備軍，遇有戰事臨時招募組成軍隊，在全國實行募兵製。
東漢募兵製招募的對象有農民、商賈、少數民族。招募的辦法大體有以下三種：
1誘以財物。招募士兵往往是臨時遇非常軍情，故非得誘之以利，如劉秀起兵時曾因兵少問策於任光，回答是：“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
2免除賦役。如東漢末軍閥混戰時，孫策曾以“樂從軍者，一身行，複除門戶”為條件募兵二萬餘。
3強行捕索。在漢代募兵通常並不困難，因為吃糧當兵亦貧民一條生路，但在某些時候也就未必然了，如漢末袁紹之子袁譚就曾以招募為名，放兵捕索壯丁。
由於募兵製往往是應急性臨時招兵，又未經平日軍事訓練，缺乏戰鬥力，“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
刺史州牧的崛起與家兵
西漢在地方上基本采取郡縣兩級官製，但自漢武帝始，中央為加強對地方的控製，在秦監禦史製度基礎上創立州刺史製度，即把全國劃為十三州，各派刺史負責監察行政。但從西漢末年起，刺史或更名州牧，或複名刺史，職權逐漸擴大，終在東漢演變為淩加於郡縣之上執掌軍政實權的一級地方機構，並成為東漢軍閥武裝的中堅力量。
刺史州牧在軍事上的崛起，早在王莽時期已見端倪。當時由於社會矛盾激化，為鎮壓地方起義，中央開始賦予州牧軍隊統領權，如地皇四年(23)詔令兗州牧壽良、楊州牧李聖等與太師王匡“亟進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賊”。東漢初，在統一戰爭中出於軍事需要，劉秀賦予州牧統兵作戰權；戰後又從限製地方軍權角度出發，於建武十八年(42)“罷州牧、置刺史”，明確其監察職責而削弱其軍權。東漢中葉以後，社會矛盾激化，地方反抗加劇，刺史監察地方的職能逐漸喪失，統兵領郡鎮壓人民反抗的職能與日俱增，已演變為“內親民事，外領軍馬”的地方軍政最高長官。
除刺史以外，在地方上的太守也能領掌兵權。東漢初年，劉秀“省諸郡都尉，並職太守”，太守的軍權相應增大。郡守原來要有皇帝的虎符才能發兵，但從《後漢書·杜詩傳》記載的“征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奸端”來看，可見當時的虎符發兵製已遭到破壞。郡國的刺史、州牧、太守，不但據有領兵權、發兵權，而且還有募兵權。
東漢實行募兵製，地方軍政長官臨時招募兵士已十分普遍，如劉陶“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數百人；虞詡“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東漢末年，土地兼並劇烈，社會上“遊食者眾”，這些無業遊民就成為各地軍閥割據勢力的招募對象。各地軍閥為了擴大自己的力量，把招募人員按軍事編製組織起來，成為一支私人武裝部隊——部曲、家兵。例如朱為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呂虔“將家兵到郡”，從亡命中“簡其強者補戰士”。此外如許褚、田疇、李乾等，均擁有私人武裝“千餘家”或“數千家”。這些家兵地位低下，一般世襲，並可任意轉讓，如孫堅募召精勇千人，堅死由其子孫策繼領；涼州征西將軍馬騰的家兵，死後也由其子馬超繼領。各地軍閥可以招募士兵，建立私人武裝，削弱了中央集權，成為東漢末年戰亂的根源之一。
三國軍製
三國時期的軍製，對漢製有所繼承和發展。由於各國立國條件不同，所處的地理環境各異，因而三國的軍製，也各具特色。
曹魏的軍製
三國為分裂割據時期，戰爭頻仍，因而各政權的當權者都非常重視軍隊，其中尤以曹操為甚，他一生始終牢牢地掌握著軍權。當時的封建統治者都清楚，掌握著軍權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所以三國軍隊的最高統帥權，總是隨著執掌實權人物的職位的變化而遊動。建安年間，曹操曾先後任漢獻帝的大將軍、丞相、魏王等職。他所建的大將軍幕府、相府和王府，被後世稱為“霸府”，實際上是個變相的朝廷，既管民政和財政，也管軍事，是軍事的最高統帥機構。霸府中設有一整套官僚機構，分掌軍、民、財政。如曹操為大將軍時，幕府設領軍、護軍各一人，為曹操的最高軍事助理，平時輔佐曹操，參與軍事機密與決策；戰時可以代表曹操外出統帥或監護一個方麵的軍隊。曹操任丞相後，權力更為集中，相府的編製也更加龐大，除分曹辦事機構基本不變外，又增加了一大批軍事指揮、管理和參謀人員：領軍、護軍改為中領軍和中護軍，為軍事指揮和管理人員；軍師祭酒，為軍事參謀長，其中有不少參謀人員；左右司馬也主軍務。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代漢，原來的霸府，轉化為國家的政府，皇帝成了國家元首和最高軍事統帥。為防止大權旁落，曹丕廢掉了丞相一職，將行政權力移交尚書、中書掌管，在軍事方麵，任命宗室大臣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代表皇帝統帥全國的軍隊。曹魏後期，君權旁落，“三馬”(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先後執掌魏政。魏元帝景元元年(260)司馬昭重演曹操之故伎，置丞相並親自擔任其職。這樣，相府又成了另一個變相的朝廷，曹魏王朝的軍政大權，又重新轉歸於相府。
曹魏的軍隊，分為中央軍和地方軍兩種，中央軍又分為中軍和外軍兩部分，統由都督中外諸軍事指揮。
中軍即屯駐於京師地區的中央直屬軍，是魏國軍隊的核心力量，它是由曹操的親軍轉化而來。中軍主要由武衛、中領、中護、中堅、中壘五營組成，中領軍和中護軍為五營的正副統帥。五營的分工是：武衛營擔負宮廷的警衛，其它各營則負責京師地區的防守。曹魏的五營兵，既是禁衛軍，又是全國的戰略機動部隊，大約5萬人，戰鬥力很強。他們平時屯駐京師，掌宿衛，戰時則從征作戰，成為戰鬥中的精銳。此外，原漢代所設的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營，仍然保留，也屬中軍，但此時力量很弱。
外軍也屬中央軍，以屯駐京師之外而得名。最初，曹操在官渡之戰後，取得了幽、冀、青、並四州之地，為了加強控製，遂派遣中央官吏任都督，統率一部分中央軍留駐在新區的主要城，鎮，這是外軍的起源。這些軍隊，雖駐外地，但仍屬中央直接指揮，都督區的範圍也經常變動。曹魏建國後，適應著軍事鬥爭的需要，在沿邊諸州，普遍建立了軍事管轄區，“置都督諸軍，東南以備吳、西以備蜀，北以備胡，隨其資望輕重而加以征、鎮、安、平之號”。這樣，在沿邊諸州內，便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一為專管民政的刺史；一為專管軍事的都督。兩者雖有分工，但在戰爭年代，軍權高於一切，都督往往以軍幹政，侵奪刺史的職權，造成兩者之間的矛盾。為協調二者的關係，曹魏遂定二者互兼之製，任命駐軍的將領兼任州刺史之職，或給刺史加征、鎮、安、平將軍之號，使之兼領軍事。這便產生了軍民兩政統於一身的製度。郡一級的政權，也有這種情況，太守每以軍功加將軍之號，負責統兵。州郡所領的軍隊，在製度上屬於地方軍，但仍屬中央的都督中外諸軍事統一指揮和調遣。三國時期，都督加刺史者，還隻是少數，刺史、郡守領兵者，也不多見。自兩晉以後，這種集軍政於一身的製度日益普遍，但軍府與政府兩套班子，仍各成體係，分府辦公，由都督加刺史、刺史加都督或郡守加將軍者統一指揮。這種軍政分府辦公而又集大權於一身的製度，被後世稱為“雙軌製”。雙軌製建製的出現，大大增強了地方官的權力，他們所統的軍隊，名為中央軍，實際已逐漸變成地方長官的私人武裝。這樣，雙軌製建製，就成了培養軍事重臣和地方割據勢力的溫床。兩晉南北朝時期所發生的一係列地方叛亂，以及屢次出現軍事重臣執掌國命的現象，都與此有關。
地方軍也稱州郡兵，為地方武裝，屬州刺史和郡太守統轄。這些軍隊，原是在刺史、太守私人部曲的基礎上組建而成。後來，曹魏實行給客製，地方官員往往把國家所賜的屯田客變成部曲，再加上從地方上招募的壯勇，使地方軍有所發展。雙軌製建立後，州郡的官員又把國家撥給的軍隊(外軍)與地方軍合二而一，大大加強了地方割據的勢力。
曹魏立國中原，地廣人眾，國力最強，全國兵力，常保持在30萬人左右，最多時近50萬人。其中以陸軍為主，水軍為輔，陸軍之中，又包括步、騎兩個兵種。在官渡之戰前，曹操的軍隊大都是步兵，隻有少量的騎兵。但騎兵的優越性，在官渡之戰中已顯示出來。後來，曹操在滅烏桓、征涼州時，收編了不少善於騎射的少數民族部隊，騎兵才有了較大發展。騎兵中的“三郡烏丸(桓)為天下名騎”，戰鬥力很強。此後，曹魏的騎兵，數量雖不及步兵眾多，但已成為在戰場上衝鋒陷陣和決定勝敗的主要力量。吳、蜀兩國的騎兵，均不能與之相匹敵。
曹操在統一北方後，為進軍江南，始創建水軍。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於鄴城玄武池訓練水師，占領荊州後，劉表的水軍，盡為曹操所有。可惜赤壁戰敗，舟師蕩然無存。翌年，曹操退軍至譙，又曾“作輕舟，治水軍”，但數量有限。魏國建立後，文帝和明帝均重視水軍的建設。魏黃初六年(225)，文帝曹丕曾率水陸軍10餘萬征吳，行至廣陵，臨江觀兵，麵對滔滔江水，深感水軍的不足，隻好望江興歎而返。景初元年(237)，明帝為征伐遼東的公孫淵，曾詔北方的幽、冀、青、兗四州“大作海船”，但由於北方的地理條件及人民的習慣限製，魏國的水軍力量始終比較薄弱，遠不能跟孫吳相比。
漢末戰亂不已，人民死亡流散嚴重，國家的人口銳減。各地的軍閥，多以宗族賓客為核心，並招募流亡者，組成私人部曲參加征戰，稱為“義兵”。曹操的軍隊，最初就是由此發展而來。後來，隨著統治區域的擴大和政權的逐漸穩固，為保證兵源的充足和軍隊的供應，曹魏的統治者，便以行政的手段，強行將居民分成三部分，各立戶籍，分係統管理：一是普通民戶，負責農業和手工業生產，隸屬於州、郡、縣地方政府，承擔國家的租調和徭役；二是屯田戶，屬國家的佃農，負責耕種國家的土地，向國家繳納分成租，用官牛的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官民對分。自建安六年(196年)開始，在許昌附近招募農民屯田，當年得穀百萬斛，收效顯著。屯田戶歸國家的各級農官管理；三是軍戶，也稱士家或兵家，單立戶籍，隸屬於軍事係統。軍戶為世兵，即職業兵，平時屯田，戰時打仗，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士家的社會地位極低，當兵又有生命危險，為了防止士卒及將領逃亡或投降敵人，曹魏建立了質任製度，兵將的家屬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作為人質，若將士逃亡，罪及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