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製度5
軍事物資和戰鬥保障
元朝十分重視軍事後勤建設，對武器裝備、軍需物資和軍事通信都有嚴格的規定。
元朝設立軍器監(後改為武備寺)，專門管理各種冷兵器和火器的生產、貯存和發放。元朝軍隊使用武器以冷兵器為主，各種長短兵器、拋射兵器(弓箭)仍是元軍最主要的武器。但是火器在元代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燃燒性火器(火箭、火筒)和爆炸性火器(鐵火炮)等，已是軍隊經常使用的武器。至遲在14世紀上半葉，已經發明了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火銃。元朝末年，火銃已被廣泛使用。
元朝對武器的管理，有很嚴格的規定。除了由政府組織的武器生產外，任何人都不許私造兵器。漢人、南人不得私藏武器，彈弓、鐵棒等都在禁用之列，違反者要治罪。漢軍和新附軍人隻有在作戰或出戌時才許持有武器，使用之後就要交納倉庫，統一保管。蒙古軍和探馬赤軍人則不受此限製。
為了解決軍隊的糧食供應問題，蒙古國時期已開展大規模的軍事屯田。元朝統一全國後，侍衛親軍各衛和地方的鎮守軍隊都撥出部分士兵從事耕作。軍屯按照軍隊組織係統進行管理，設立屯田萬戶府、千戶所等機構，各級官員都是軍官。每年年底，朝廷要對軍屯的耕田畝數、糧食收成和耕畜情況進行考核，獎優罰劣。被調充屯田軍人的主要是新附軍和漢軍。屯田所用耕牛、農具和種子，大多由國家供給，少數由軍人自備。屯田的收成，大多數上繳國家，少數留作口糧和種子。軍屯對邊疆地區的開發和軍事活動的物質保障，有積極的作用，但是由於軍屯官吏貪汙和壓迫屯軍以及屯田軍人的消極怠工等因素，軍屯的經濟效益較低，不能滿足軍隊的糧食需求，政府每年還要從民戶中征收來的稅糧中撥出部分糧食供應軍隊。
蒙古統治者重視騎兵建設，對馬匹的繁殖、管理和調撥，逐漸形成一套製度。由政府設置、管理的牧場，主要分布在大都周圍和漠北、漠南的草原上，牧養的馬匹一部分供軍事上使用，一部分則用來滿足皇室的生活需要。每當遇到重大的軍事行動，政府即臨時在民間“刷馬”、“括馬”和“買馬”，從民間強製征調馬匹以供軍用；蒙古人與各級官員可以得到一定照顧，漢人、南人百姓的馬匹則往往全部征收。通過這種方法來滿足軍馬的需求，雖然比較便捷，但往往遭到人民的反抗，引起很多矛盾。
為了保證龐大的軍事機器運轉，隻靠軍戶自備武器裝備和提供封椿錢、調發軍人屯田等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每年還要拿出大量錢鈔，支付軍官俸祿、怯薛歲幣、賞賜軍功以及邊備與戰爭費用。政府為屯田軍人提供牛具、種子，組織武器生產，賑濟貧乏軍人，撫恤死亡將士家屬等，也要計入軍費開支。軍費開支一般占朝廷財政收入的1／4或1／3以上，是元朝政府的一個沉重經濟負擔。
為了保證軍隊的通信聯絡，元朝政府建立了完善的站赤(驛傳)係統。驛站設置以大都為中心，通往全國各地。各站都備有馬匹和糧食、肉食，備來往的信使使用。此外，還有急遞鋪，用來往返遞送緊急軍情公文。
軍事法規
元代的軍事法規，既保存了相當多的蒙古傳統，又吸收了前代封建王朝的許多原則規定，形成一種混合的體製。軍人的服役辦法，軍官的職責和獎懲，軍隊的紀律，以及軍事法令的執行和監督，是軍事法規的主要內容。軍官的考核標準是“治軍有法，守鎮無虞，甲仗完備，差役均平，軍無逃竄”；軍官不許擅自離職，違者治罪。軍隊紀律分為群眾紀律和戰場紀律，有很多具體規定，如不得隨意牧放牲畜踐踏農田，作戰時臨陣逃脫處死，同在一個作戰單位的人也要受罰，等等。軍法的執行，原來由軍隊自身負責。忽必烈改革軍政後，從中央到地方的監察機構對軍官的不法行為也實行監督。士兵犯法，由所在軍府核實情況後向上級機構申報處理意見，批準後方可實施處罰；如果事關民間百姓，還要與地方官府合審。由於軍官享有種種特權，軍事法規實際上不能嚴格實行。到了元朝中期，軍律鬆弛，軍紀渙散，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
明朝軍製
軍事指揮係統
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及其繼承者大力強化封建專製中央集權的統治。因此，進一步加強皇權對軍權的控製，是明代軍事指揮係統的一個顯著特點。
明初仿照宋元的樞密院製度，在中央設大都督府作為最高軍事機構，節製內外諸軍，“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洪武十三年(1380)，出於加強皇權的需要，明太祖下令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和在外各都司衛所。同時，又設立兵部，作為朝廷執政機構的六部之一。五府隻管軍籍和軍旅之事，而人事、調遣和政令發布之權則移交兵部，“凡武職、世官、流官、士官襲替、優養、優給”，各府移文兵部請選，“都司衛所首領聽吏部選授”。遇到戰爭，天子命將充總兵官，兵部簽發“出兵之令”，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這樣，明朝的軍事就由五軍都督府和兵部共同管轄，“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兩個機構“合之則呼吸相通，分之則犬牙相製”，便於皇帝的操縱和控製。但到永樂年間，五府實權“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明朝中後期，兵部尚書或侍郎有時可提督或協理京營戎政，直接掌握京營訓練，五府官實際上變成了一種虛銜。
在地方，起初在各省府設立都衛，洪武八年(1375)改為都指揮使司。各都司設都指揮使1人，作為地方的最高軍事長官，掌一方之軍政，各率其衛所隸於五府，同時聽命於兵部。明初各省都指揮使與布政使、按察使“並稱三司，為封疆大吏”，且品級、地位也比布、按官高，威權甚重。但在對內對外的戰爭中，明廷照例派都督府官或公、侯、伯出為總兵官，事後還任。“後因邊境多事，遂留鎮守”，臨時派遣的總兵官變為定設的官員，形成了鎮戍製。接著，在內地的軍事要害地區也派總兵官鎮守，獨任一方之軍務。都指揮使的地位因此日益下降，逐漸變成總兵官的下屬。洪熙元年(1425)，明廷為加強對武臣的控製，又派文臣“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榷機密，於是有參讚參謀軍務，總督邊儲”。宣德(1426—1435)和景泰(1450—1456)以後，朝廷派往地方的巡撫和總督逐漸變為定設的官員。巡撫往往加有提督軍務或讚理軍務、參讚軍務的名義，總督更擁有總督文武、自總兵巡撫而下皆聽其節製的大權，不僅地方的都、布、按三司歸其管轄，連總兵官亦須聽其指揮了。
衛所製與營伍製
明朝建立後，規定軍隊的編製采用衛所製。朱元璋渡江後，隨著軍隊的不斷擴大，編製不一，將校的稱呼極為混亂。後來，他下令進行整頓，立部伍法，規定“有兵五千者為指揮，滿千者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建立明朝後，劉基在這一基礎上，奏立軍衛法。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抵以5600人為l衛，1120人為1千戶所，112人為l百戶所。百戶所下設2個總旗，每個總旗下設5個小旗，每個小旗有軍士10人，“大小聯比以成軍”。全國的軍隊均按此製編入衛所，由小旗、總旗、百戶、千戶、衛指揮使率領。每個衛所駐地固定，軍士皆有定數，將官設置亦有定例。各個衛所官兵分別隸屬於所在地方的都指揮使司，再上轄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
據《明史·兵誌》記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平定後，明朝共設17個都司、1個留守司，有內外衛所329個和守禦千戶所65個，軍隊兵額約有180餘萬。永樂時期，有所增改，都司增為21個，留守司2個，內外衛所增至493個，守禦千戶所359個，兵額也增至270餘萬。後來，軍額又不斷擴增，最高時除錦衣衛等不計外，共有額軍31383萬名。洪武時的軍隊，主要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麵：“從征”，指原先參加朱元璋起義軍的“諸將所部兵”；“歸附”，指先後投降的元朝軍隊和其他隊伍，即所謂“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指因“罪”被罰充軍卒的；“垛集一，指被強製抑配為軍的，具體辦法是將民戶每3家編為l垛，其中l戶充役(正戶)，2戶幫貼資助(貼戶)，後改“令正軍、貼戶更代充役”；元代軍戶，洪武二年規定：“凡軍、民、醫、匠、陰陽諸色戶，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違者治罪”，元代的軍戶在明代仍然是軍戶，必須繼續充役。
為保證衛所的兵源，明朝實行世兵製，規定衛所軍士和武官全部世襲，隻有五府官及都司官為流官，由世職衛所官及武舉選授。為此，明政府將軍民嚴格分籍，衛所軍及武官皆入軍籍，稱為軍戶，屬都督府管轄，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的約束。軍戶優免1丁差徭，但需固定承擔兵役，父死子繼，世代為軍，並隨軍屯戍，住在指定的衛所。若軍戶逃亡或全家死絕，由政府派員到原籍勾補親族或貼戶頂替，稱為“勾軍”或“清軍”。
世兵製下的衛所軍卒，具有很強的人身依附關係，一人為軍，全家便世代不能脫離軍籍，而且與罪徒為伍，社會地位很低。他們需自備弓甲“胖襖”和入伍路費，“月糧”又十分低微，加上軍官的克扣、虐待和役使，生活非常困苦。因此，匿籍逃亡的現象不斷發生，致使衛所軍隊缺額。明中葉以後，作為衛所製經濟支柱的軍屯遭到破壞，軍卒因月糧衣食沒有保障而大批逃亡，世兵製逐漸走向崩潰，衛所製度也日趨廢弛，明朝的軍事力量因而不斷削弱。到萬曆末年，全國兵額隻剩下“一百一十六萬有餘”。
為了補充兵源的不足，明政府又實行募兵製。募兵曾是朱元璋起兵時擴大其軍隊的一個重要途徑，明朝建立後因實行世兵製，雖也斷斷續續采用過，但規模都不大。明中期以後，由於邊境形勢緊張，兵力不敷，又開始大規模募兵。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後，曾“令各處召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統領操練，遇警調用”，京師也“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到嘉靖年問，為了對付日益加劇的邊患，明政府更把募兵製廣泛推向全國，並積極鼓勵各地武官從事召募，“視其所召多寡而輕重其賞”，募兵的數量於是迅速增加，成為明朝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招募的士兵是種雇傭兵，不入軍籍，不世襲，無須終身服役，人身依附關係相對削弱。他們的待遇也比衛所軍優厚，除免本身各差役，並享受比衛所軍多的月糧，還可以得到一筆相當數量的安家銀、盔甲器械銀和鞍馬銀，一人應募，一家可資以養。募兵以營為單位編組訓練，由具體負責召募的將領統帥出征，兵將相習，聚族不離。因此召募之兵的戰鬥力比衛所軍大大加強，到明朝後期成為明軍的戰鬥主力，“兵禦敵而軍坐守一”，衛所軍主守或主屯，而由募兵負責征戰了。
明代的募兵，在嘉靖以前，一部分歸地方官府管轄，一部分由衛所代管。嘉靖以後，在原來鎮戍製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營伍製，募兵便實行獨立的編製。召募來的士兵，一般都編入營伍，按伍、什、隊、哨、總、營的形式編製，由伍長、什長、隊長、哨官、把總、守備、都司、遊擊、參將、副總兵、總兵統轄，再上轄於兵部。營伍設置及人數沒有統一的規製，視需要而定，一般而言從總兵到把總，所領之兵皆可獨立為營。營官亦無定員，以需要而定。營兵服役期限一般都不長，戰時召募入伍，事畢汰兵去營。一般皆隨戰事調發，亦無固定住地。這樣，就在原有的衛所製之外，出現了營伍製這一新的軍事組織形式，二者同時並存，“呼衛者日軍，而募者日兵”。
京軍與地方軍的編製
明朝的軍隊，分為京軍和地方軍。京軍的主要部分是京營，它由全國衛所軍隊的精銳部隊組成，平時宿衛京師，戰時為征戰的主力。據《明史·兵誌》記載，洪武年間，京營有48衛，“士卒之數二十萬七千八百有奇”。明成祖遷都北京，將京營的步騎軍分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正式建立五軍營。同時，每年調河南、山東、山西、大寧(今內蒙古寧城西)及中都(今安徽鳳陽)衛軍16萬至京師操練，稱為班軍，隸五軍營。後來，得邊外降丁3000人，又建三千營。另外，又建立一支火器部隊，稱為神機營。這三大營俱上隸五軍都督府，稱五府兵，共72衛，兵額大約35萬至40萬，加上隸屬京營的畿輔駐軍和京操班軍，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平時，五軍營習營陣，三千營主巡哨，神機營掌火器，戰時扈駕親征。除了隸屬五軍都督府的京營，京軍中還有兩支不隸五府的親軍。一支是侍衛上直軍，洪武時有錦衣、旗手、金吾、府軍、虎賁等12衛，後增至22衛，專門侍衛皇帝，歸親軍都指揮使司統轄。另一支是宣德八年(1433)建立的騰驤、武驤等四衛軍，專職供養馬役，“聽禦馬監官提調”。此外，還有一些既不隸五軍都督府又非親軍的衛軍，如武功等工衛(隸工部)和長陵等陵衛。
明代的京營製度，後來屢有更易。正統十八年(1449)的土木之變，京營精銳喪失殆盡。兵部尚書於謙一麵補充兵員，一麵進行改革。他認為三大營各有總兵官，互不統轄，號令不一，“臨期調發，兵將不相習”，是一大弊端。景泰二年(1451)，從三大營中選出精壯軍士10萬人，分為5營團練，名曰團營法。翌年，將團營軍士增至15萬人，分為10營團練。10營共設總兵1人，受兵部尚書節製。未編入團營的軍士仍歸三大營訓練，稱為老營或老家。團營的設置，乃是對三大營編製的一種改進。成化年間(1465—1487)，又選精壯軍士14萬，分12營團練，命12侯掌之，稱為選鋒，餘軍稱老家，以供役作。正德(1506一1521)時，調數萬邊軍入衛京師，設東、西兩官廳操練，於是邊軍又成為選鋒，12團營反變為老家。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京營“見籍止十四萬餘”，經過改革，重新恢複三大營的建製，隻將三千營改稱神樞營，設總督京營戎政(武臣)和協理京營戎政(文臣)統轄，並募兵4萬，“分隸神樞、神機”。此後，募兵數量不斷增加，逐漸取代京營擔負起征戰的重任。
地方軍的主要部分是地方的衛所軍隊。洪武、永樂年間組建的數百個衛所，除駐紮在京師的京營、侍衛上直軍、四衛軍和工衛、陵衛外，其餘均為地方衛所。地方衛所的軍隊皆統於都司而上隸五軍都督府，分別駐守在北方的九邊、東南的海防要地和內地的軍事重鎮。後來，江南軍士多用於漕運，江北軍士多作為班軍，進京操備，駐守九邊的邊軍人數雖多，但分路把守，勢分力單，“一旦有警，全借京兵”。募兵製廣泛推行後，地方衛所軍的作用也逐漸為募兵所取代。此外，洪武、永樂年間，周邊少數民放地區歸附後，明政府又陸續在當地設立羈縻性質的番夷衛所，“官其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計有“番夷都指揮使司三，衛指揮使司三百八十五，宣慰司三，招討司六，萬戶府四，千戶所四十一，站七，地麵七，寨一”。番夷衛所不隸五軍都督府，而歸兵部的職方清吏司管轄。
明朝的地方軍還包括名目繁多的民兵。內地各府縣有民壯、鄉兵，邊地和少數民族地區有土兵、達軍、狼兵、士司兵，各地的鹽徒、礦徒、僧徒也有各種名目的兵勇。民兵有僉派的，更多則是召募的，皆不入軍籍。他們對維持地方治安起著重要的作用。“邊省凡有攻剿”，明廷往往“就近調用民兵、土兵，故餉省而易集”。
軍餉與屯田
明朝的軍餉，依靠“屯糧”、“鹽引”、“民運”和“京運”四個途徑來解決。“屯糧”指由軍屯士卒交納的稅糧；“鹽引”指用鹽引換取的商屯糧；“民運”指從民田上征收的稅糧；“京運”指由戶部太倉庫撥付的存銀。
明朝前期的軍餉，基本上由“屯糧”和“鹽引”解決。明朝建立後，明政府曾大規模推行軍屯和商屯。開國之後，明太祖即“令軍士屯田自食”，要求衛所軍卒，一部分負責戍守，一部分從事屯墾。具體的戍守比例，開始沒有統一的規製，洪武二十一年(1388)規定：“凡衛所衝要都會及王府護衛，軍士以十之五屯田，餘衛所以十之四。”洪武二十五年改定全國衛所皆以十之七屯種，十之三守城。永樂二年(1404)明成祖又規定邊地衛所“每百戶止選老弱三十名下屯，替回精壯守城”，即七分守城，三分屯種。這樣，就形成了內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邊地七分守城、三分屯種的製度。不過，各地執行情況千差萬別，“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地肥瘠、地方緩衝為差”。每名軍卒種田五十畝為一分，又或百畝，或七十畝，或三十畝、二十畝不等，並可得到耕牛、農具的資助，收成之後須向政府交納賦稅，叫做“屯田子粒”。初畝稅一鬥，建文四年(1402)改為“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即畝稅2鬥4升。永樂二十年(1422)又改為畝稅1鬥2升，遂為定製。明初各都司衛所屯田數額高達8963504頃。內地軍屯“實收子粒，足以充軍食之半”。屯糧不足的部分，由“民運”支付。邊地衛所，屯田軍卒比例較少，屯糧缺欠較多，如由“民運”支付，路途遙遠，運費很高，於是明政府又大力提倡商屯。商屯就是朝廷利用對食鹽的專賣權，招誘商人到邊境地區出資募民屯田，把收獲的糧食交給當地政府充作軍餉，然後向政府領取“鹽引”，到指定鹽場支取食鹽，販賣獲利。這就叫做“開中”法。洪武四年(1371)定中鹽則例，規定商人按道裏遠近，交納5石至1石不等的糧食，可向政府換取l小引(200斤)鹽引。後來則例屢有更改，“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而定。由於商屯的發展，明政府“不煩轉輸”，便可“坐得芻糧，以佐軍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