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孔子對農業生產的這種態度說成是由於孔子（以及他所代表的階級）不熱愛勞動、懶惰，肯定是極不負責任的。孔子顯然極能吃苦，而且吃了太多的苦。他帶領眾多弟子，一生奔走棲遑，席不暇暖，幾次差點有性命之憂，這種苦難又豈是農業生產的“餒”所能同日而語的？筆者認為，夫子之反對學稼，並不意味著他認為稼穡曆來就隻是小人之事，而是因為當時學稼無益於救世。他敏銳地洞察到，當時社會的中心問題不再是稼穡的問題。如果夫子認為稼穡能夠救世，他肯定會大聲呐喊，要君民上下，努力生產，他說不定也會成為一個大農藝家，但他不這麼著。比孔子晚些時候的“農家”就是主張“農業救世”的，據《孟子》記載，農家這一派的人也曾周遊列國，遊說各君王“並耕而食”。主張農家思想的人顯然並不是一幫農民，而是一群主張某種農業救世的人，就象近現代那些主張實業救國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實業家一樣，但農家很快就銷聲匿跡了，因為他們沒有把握時代的脈搏。
無論是孔子本人，還是孔門後學或當代學者，都同意孩子和周公思想的繼承性。孔子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對周公的悠然神往：“甚矣，吾之衰矣！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論語·述而》）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對周公思想的了解是深刻而全麵的，但周公一點也沒有輕視稼穡的味道：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是中昃，不遑暇食。（《尚書·無逸》）
周公對於稼穡，一點都不卑視，強調人主也要親事稼穡，更不用說指導農業生產了。這一點在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中的金文已有明證，如《令鼎》中說：“王大耤農於淇田。”
西周的天子一開始是親自“耤田”的，更不用說指導農業生產，這是夏商時代的遺風，但到後來天子“耤田”退化成了一種“藉田禮”《呂氏春秋·孟春》記載了藉田禮的過程：“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之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於保介之禦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大夫九推。”《禮記·祭義》上說：“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盡管已經退化成了一個“瀾尾”，但不妨礙我們由此推知統治者對稼穡的重視，重視到要親自參加的程度。
而且，夫子所最推崇的堯、舜、禹三位上古聖王無一不是親自參加勞動的。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韓非子·五蠹》）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野人者幾希。”（《孟子·盡心上》）禹“操？？”“而九雜天下山川，腓無肱，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莊子·天下篇》），“躬親為民行勞苦”（《荀子·成相》）。堯舜以上，史無可證，但禹之勤勞稼穡，有《詩》為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詩·大雅·文王有聲》）。這一點孔子本人也是很清楚的，孔子說他“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恤。”（《論語·泰伯》）。
如果說這些文獻資料有傳說之嫌疑的話，則殷商甲骨文之可信是公認的。甲骨卜辭有大量關於殷商帝王親自參加和指導農業生產的記載，這裏隻略舉幾例：
丙辰卜，爭貞，呼於唯受有年。（合集9504正）
庚子卜，貞，王其觀耤，惟往十二月。（合集9500）
已亥卜貞，王往觀耤延往？（合集9501）
丁酉卜，爭貞，今春王勿黍？今春王黍於南。（合集9518）
“耤”是耕田，“觀”是視察指導農業生產，“黍”是種黍，由此觀之，商王是直接參加和指導農業生產的全部過程。9可見春秋戰國時期關於上古帝王辛勤農事的傳說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
中國向來以農立國，孔夫子這種對待農事的態度確乎是出於意料之外的，既然上古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農業，並且親事稼穡，那麼對孔子的這種態度再用所謂的“階級局限性”來解釋就顯得過分蒼白無力了。這肯定是有其深刻的曆史和社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