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子不語與農業的穩定性
上文已把“子不語”的內容大致地歸結為兩點：“子不語怪、力、亂、神”和子不語稼穡。孔子的這兩方麵主張有沒有內在的聯係？其根源何在？這是本文要解決的根本問題。筆者認為夫子的主張有其內在的一致性，他的“仁”學思想與他之“敬鬼而遠之”以及輕視農業勞動有內在的必然的聯係，都是其深刻的社會曆史根源。而且隻有理解了“子不語”的意義和緣由之後才能真正理解孔子思想和孔子對於中國文化的意義。
我們首先從農業開始談起。中國自古就是以農立國的，農業的首要地位甚至到現時代都沒有從根本上被動搖，農業的這種絕對優先地位使農業生產成為上古先民的首要關懷，這一點我們從後世的傳說 中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蹤跡。
《周易》的成書年代已經有很多學者作了充分的考證，古《易》的流傳極可能相當久遠。據傳伏羲作八卦，當然不可輕信。然當代學者已經在甲骨卜辭中發現了筮的數字和筮辭，10其流傳之早，可足資證。
《易》中的八經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原本分別代表八種物質現象——天、地、風、雷、水、火、山、澤，這一點《左傳》、《國語》和《易傳》作者都明確地予以肯定，學術界也已達成共識，可見上古先民的首要關懷首先在自然界。《係辭》的作者在追述八卦的來曆時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說明八卦之作乃基於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和認識，這是反映了曆史實事的。他緊接著又說：“包犧作罔罟，”“蓋取諸離”；神農作耒耜，“蓋取諸益”；為市場，“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等等。最明顯地還是神農和後稷，他們本來就是大農藝家，不過把以上種種發明歸諸某幾個具體的人，不一定是信史，但我們所知的上古聖王，無一不是有大功於民，吃苦耐勞的實幹家、發明家和專家。正如《周禮·考工記》所說：“知者創物，巧才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這就是透露出關於上古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上古的所謂“聖王”之所以被後世景仰，首先是因為他們對先民社會的突出貢獻，他們是有創造力的發明家、實幹家、專家。
由此我們可以謹慎的猜測：上古的先民社會乃是一個專家治國的時代。統治者的權威的合理性的根源於他們是某一方麵的專家、實幹家，統治者首先是“公仆”。有了這樣一個猜測性的結論，我們再來看上古社會，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在夏啟以前，中國沒有家天下的傳統，而是實行後世所謂的“禪讓製”，傳賢不傳子。賢者，專家也。《禮記·禮運篇》說：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那是最典型的專家治“國”的時代，堯、舜、禹是他們各自時代最有名的專家，所以被尊為王。但光靠一個專家畢竟是領導不好人民的生產活動的，所以他們都各有一個專家集團。在古代典籍中有“火師”、“火正”、“羲和”、“四嶽”、“農師”、“工正”、“射正”等稱謂，一看便知他們都是某方麵的專家。
上古的專家政治實在是不得不如此的。當民智未之時，人們為了獲得必需的生存資料，隻有團結協作，集體勞動；而集體勞動怎樣進行必賴專家之指導、領導。《堯典》一開始，記載堯的最主要政績就是委派羲、和掌管曆法，“敬授民時”，指導農業生產。文章的最後，堯詢問何人可以代他治理天下，四嶽稱“否德忝帝位”，即才幹不足以當大任，遂共推舉舜繼位。後儒釋“德”為美德，並給舜附上“孝”、“諧”等後世看重的德行，有意或無意地摻進了後世的意識、觀念。這一點看一看舜即位以前的生平事跡就清楚了。首先是“使舜慎和五典”，讀書學習也；“五典能從，乃編入百宮，百官時序”，學習不錯，然後授以官職，當實習生；“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深入實際也；然後“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有政績嘉聲；然後開始“攝行天子之政”，四處巡狩，巡狩者，指導也，二十有八年，而後堯崩，舜乃正式登“天子”之位（參見《史記·五帝本紀》）。舜的成長是個學習、實踐的過程，也就是說，是在長期和人民共同生產的過程中才“克明俊德”，獲得擁戴的。他的身份首先是專家、實幹家、還頭人。前麵提到的大禹也是如此，茲不贅述。尤其是《尚書·無逸》告訴我們，商朝的曆代賢王許多都曾“舊勞於外，愛既小人”即他們都曾經曆了一個長時期的在生產勞動中學習和成長的過程。
專家的兄弟或兒子顯然最容易得到專家的知識，故慢慢地產生出家天下的傳統。同時，作為專家，更不用說首席專家，肯定是有不少特權的——這些特權也是領導生產的必要性使然——所以家天下有其必然性。但這種家天下開始是很不穩固的，因為專家權力合理性的來源是他對生產的權威性，是在生活實踐中獲得和確立的。《尚書·五子之歌》說：“太康屍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鹹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後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如果你忽視對生產的指導、領導，你的專家身份就喪失了，這就是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考察一下桀的被放逐是很地趣味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湯誓》）“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仲虺之誥》）夏桀何罪之有呢？其實是天不佑他，天降災異，連年大旱，而他卻不能解決生產的基本問題，人們的正常生活無法進行，所以他被放逐了。同時的商湯是一個有名的專家，麵對大旱，也隻有祈天求雨。《墨子》等諸多古籍都記載了商湯被推舉後準備自為犧牲，自焚求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