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答道：“我知道我會得救。我生平不曾做過一件虧心的事，從工廠出來便到禮拜堂，從家裏出來便到工廠。我知道上帝會保佑我的。”
小泉先生的工廠，便是他的學校，而他的禮拜堂也便是他的學校。他是確確實實的不曾到過第三個地方去；從家裏出來便到學校，從學校出來便到家裏。
他在家裏是一位最好的父親。他當然不是一位公子少爺，他父親不曾為他留下多少遺產，也許隻有一所三四間搭的瓦房——我已經記不清了，說不定這所瓦房還是租來的。他的薪水的收入是很微小的，但他的家庭生活很快活。他的兒子炎甫從少是在他的“父親兼任教師”的教育之下長大的。炎甫進了中學，可以自力研究了，他才放手。但到了炎甫在中學畢業之後，卻因為經濟的困難，沒有希望升學，隻好也在家鄉做著小學教員。炎甫的收入極小，他的幫助當然是不多。這幾十年間，他們的一家，這樣的在不充裕的生活中度過。
但他們很快活。父子之間，老是像朋友似的在討論著什麼，在互相幫助著什麼。炎甫結了婚，他的妻是我少時候很熟悉的一位遊伴，她在他們家裏覺得很舒服，他們從不曾有過什麼不愉快的爭執。
小泉先生在學校裏，對於一般小學生的態度，也便是像對待他自己的兒子炎甫一樣；不當他們是被教誨的學生們，不以他們為知識不充足的小人們；他隻當他們是朋友，最密切親近的朋友。他極善誘導啟發，出之以至誠，發之於心坎。我從不曾看見他對於小學生有過疾言厲色的責備。有什麼學生犯下了過錯，他總是和藹的在勸告，在絮談，在閑話。
沒有一個學生怕他，但沒有一個學生不敬愛他。
他做了二十年的高等小學校的教員、校長。他自己原是科舉出身，對於新式的教育卻努力的不斷的在學習，在研究，在討論。在內地，看報的人很少，讀雜誌的人更少；我記得他卻訂閱了一份《教育雜誌》，這當然給他以不少的新的資料與教導法。
他是一位教國文的教師。所謂國文，本來是最難教授的東西；清末到民國六七年間的高等小學的國文，尤其是困難中之困難。不能放棄了舊的《四書》《五經》，同時又必須應用到新的教科書。教高小學生以《左傳》《孟子》《古文觀止》之類是“對牛彈琴”之舉，但小泉先生卻能給我們以新鮮的材料。
我在別一個小學校裏，國文教員拖長了聲音，板正了臉孔，教我讀《古文觀止》。我至今還恨這部無聊的選本！
但小泉先生教我念《左傳》，他用的是新的方法，我卻很感到趣味。
仿佛是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從了小泉先生念書，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愛的先生。這對於我愛讀書的癖性的養成是很有關係的。
高小畢業後，預備考中學。曾和炎甫等幾個同學，在一所廟宇裏補習國文、教員也便是小泉先生。在那時候，我的國文，進步得最快。我第一次學習著作文。我永遠不能忘記了那時候的快樂的生活。
到進了中學校，那國文教師又在板正了臉孔，拖長了聲音在念《古文觀止》！求小泉那個時代那麼活潑善誘的國文教師是終於不可得了！
所以，受教的日子雖不很多，但我永遠不能忘記了他。
他和我家有世誼，我和炎甫又是很好的同學，所以，雖離開了他的學校，他還不斷的在教誨我。
假如我對於文章有什麼一得之見的話，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啟蒙先生”、真正的指導者。
我永遠不能忘記了他，永遠不能忘記了他的和藹、忠厚、熱心、善誘的態度——雖然離開了他已經有十幾年，而現在是永不能有再見到他的機會了。
但他的聲音笑貌在我還鮮明如昨日！
1934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