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班的同學，沒有一個來慰問他的，他們都共同表示著一種諷人的微笑罷了。
他依舊地一直找到在我旁邊的座位。
“啊!你……”
“燒了!什麼都燒完了!”
他身上穿著一件新從估衣店裏買來的製服；皮鞋沒有了，隻拖著一雙草履；書，筆，就連一張紙片，也都完全沒有了。
我記得他有一次曾在黑板上有意無意地寫過——
“生下來便是什麼都沒有的。”
這並不是什麼意味深長的話，也不能說它是今日的讖語。那些生下來便富有的人們，天地不知道被他們怎樣解釋呢。
就是在學校最簡易的食堂裏一次也沒有碰到過的野村君，對於這次遭難，是怎樣地給他一個重大的打擊啊!
我所能夠幫助於他的，都盡量地幫助他了。那最有趣而又使我想到所謂“現世現報”的俗語，仿佛在我們之間，“靈驗”了。
他每星期都借給我抄錄的曆史筆記，誰也料想不到他又會借了我的去轉抄一次的；這是最適宜不過了：因為沒有另外一個朋友可以借給他筆記，並且，這筆記又是他親自抄下來的。
過了不到十天，我的曆史筆記又還給我了；可是那上邊已經經過他一次細詳地修改——字寫錯了的更正過來，中間丟落的填補進去……
以後，這冊筆記，便成了我最寶貴最心愛的東西……
第二年的初夏，我便因為種種原故不能升學了，在我還是猶豫難決的當兒，野村君的問候書翰早巳到了。那信是用英文寫的——大約他知道我所能夠了解的英文總要比日文多些似的。
信裏大意說K大學確是一個貴族學校，於我們總是格格不入的，他已經預備另轉其他官立的大學了，最後問我因病是不是就要回國去……
我寫了一封回信去，可是永也沒有再得這位無言的朋友的音息了!
他是轉學了麼?他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不久，我便匆匆地回國了，野村君的消息，更沒有方法探詢了。最可追悔的是我再度去東京的時候，竟沒有親自到K大學去尋個水落石出。
除了記住幾個耳熟的驛站名字，一切對我都生疏了，每當高架電車在田町驛內停留的時刻，我便禁不住地探首翹望那聳立山頭的K大學的樓頂……我是在關心那圖書館的角樓已經修繕好了麼?我是在關心那裝腔作態的英文先生，抑或是那鬆懈的六笠先生呢?不，不，都不是的，我所懷想的那個無言之友，我今生還能不能再默默地和他坐在——起了?……
第二次從東京回來，又已經一年多，我知道現在山手線的高架電車，已經是圍著新的，複興後的大都市駛轉了，但這是不會變的，它依舊很匆忙地從這一站到那一站；車裏擁擠著男和女，飽藏著美與醜，香和臭……
即或有可能的時候，隨著車子轉罷，你可以看見皇城，可以看見海浜，可以看見無數無數的煙突和旗亭……但野村君的黝黑的麵影，真不知到那裏才能尋得著呢。
一九三○，六月作
(選自《唏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