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人生
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著世界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嚴格地說，想象力是科學研究的實在因素。——愛因斯坦完整的人生世界名人成功之路愛因斯坦做一個完整的人
愛因斯坦曾經表示：“我自己就體會到，既要從事嘔心瀝血的腦力勞動，又要保持著做一個完整的人，那是多麼困難啊。”愛因斯坦所說的做一個“完整的人”不是指無缺陷、無疤痕的人，不是與“赤金”類比那種意義上的“完人”。他常提到的作為“完整的人”的對立麵，就是指那樣的一些人。
他們沉溺在抽象的問題之中，對人類最迫切的需要視而不見，一碰到政治問題就采取最小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的專業知識裏去。在愛因斯坦看來，這絕不是“完整的人”。
愛因斯坦充分了解到，科學家不是生活在抽象思維和實驗操作的真空裏，科學家是一個人，他必然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道德和政治的氣氛中，而這種氣氛是受到他在的那個國家所製約的。
我們要做一個完整的人，就是要做一個關心政治、關心人類共同命運，對人類作出貢獻的人。科學家辛勤地勞作是為了全人類的事業，是為了人對宇宙世界的認識，而這種事業和認識一方麵推動著社會力量的進步，另一方麵也受到社會力量一定程度上的控製。
科學家創造的成就在付諸應用時同樣由這些社會力量來定向，同時科學家本身也不應該脫離這個社會力量而置身事外，科學家就是社會的一員。
愛因斯坦在感到做一個完整的人顯得困難重重時，心中所焦慮的是社會力量如何對待他心目中的世界圖像，和他所追求的真理的。他始終抱有一個信念：世界是統一的、和諧的、完美的，其規律是那樣的美妙，讓人感到自身的渺小。
愛因斯坦在倫敦演講人所置身的這個社會世界也應該是統一的、和諧的、完美的。對他來說，單純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態度上對正義的維護。
正像對待知識他永遠是一片赤誠之心一樣，對待社會問題他也總是光明磊落，不因強權而屈服，不因邪惡而退縮，不因凶殘而躲避。是生活、事實、政治警告了愛因斯坦不能做一個書齋中的學者。
他和他的理論都經受過風雨嚴寒的襲擊，這種襲擊相當一部分並非來自學術界，因而使他的大腦愈來愈清醒。他所遭到的圍攻、歧視、誤解、人身攻擊，直至被抄家、被淩辱、著作被燒毀、財產被沒收、被剝奪公民權、被懸賞，這一切都曾橫亙在他的麵前，他未曾低過頭。
如果說愛因斯坦對社會正義，對殘殺是出於一種本能的直覺反對的話，那麼當他麵臨著死亡的威脅，麵臨著恐嚇與辱罵的時候，他就已經是一個奮起抗爭的戰士了。甘心於淡泊名利
全世界都在談相對論。各式各樣的哲學家、科學批評家、打油詩人、漫畫家、無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愛因斯坦熱、相對論熱中推波助瀾。
有人是正兒八經地談，有人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趕時髦。一個美國富翁出5000美元巨額賞金，征求一篇3000字的介紹相對論的文章。
市場上的煙販子在叫賣“相對論牌”的香煙和“愛因斯坦式”雪茄。
英國的一家報紙上刊登了一幅漫畫，把相對論和英國人特別愛好的偵探故事結合起來了：夜晚，一個大偵探手拿電筒，照出一束強光，光線繞過兩個大彎，落到正在撬保險櫃的竊賊身上。漫畫的標題是：愛因斯坦，這是小意思！一位打油詩人這樣描寫相對論的尺縮效應：
傑克小子劍術精，出劍迅捷如流星，不料空間一收縮，長劍變成小鐵釘。
到了這個時候，所謂相對論熱已經變成了一場鬧劇。嚴肅的物理學理論竟被新聞媒體煽起的熱浪衝得麵目全非。
愛因斯坦深知人們在崇敬自己的同時，又在填補自身的無知與無聊。和人家的讚譽對著幹，板起麵孔作高深狀，天性善良的愛因斯坦做不出來；順水推舟，在人們淺薄的讚譽中欣欣然，樂融融，愛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會這麼低。怎麼辦呢?
愛因斯坦的幽默與詼諧又一次派上了用場。他寫道：
我走到那裏，我站在這裏，總看到眼前有一張我的畫像，在寫字台上，在牆壁上，在圍著脖子的黑絲帶上。
男男女女懷著仰慕的神情，來索取簽名留念。
人人都從那可敬的好小子那裏，討到一個帶鉤的簽名，有時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時刻我卻想：是我自己已經發瘋，還是我誤入了牛羊群中?愛開玩笑的愛因斯坦，寫下了如此打油詩後，心裏有些誠惶誠恐。人們即使受到他的諷刺，仍覺得是一種難得的榮興，還喜不自禁地說：“看，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誰有這份幽默?”
記者們一撥又一撥地按響了哈貝蘭大街5號的門鈴。
在巨大的榮譽麵前，愛因斯坦沒有驕傲自滿，而是有更高的追求。因此，我們要正確對待榮譽與成績。談話、采訪、拍照、沒完沒了的追問、故作深刻的對話、添油加醋的渲染，還有廉價的吹捧，把愛因斯坦全弄糊塗了，也弄得萬分緊張。
愛因斯坦不無感慨地說：“我最凶惡的敵人是郵遞員，我已擺脫不了他的奴役了！”
每天早班郵件一到，圍攻就開始了。他會收到成百上千封討照片、討親筆簽名的信。
許多信封上連地址也沒有，隻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幾個大字。也有一些討論科學問題的信。
有人請他解釋空間怎麼會彎曲，有人請他證明宇宙怎麼能有限，有人請他說明時間怎麼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長縮短。
也有請求幫助的信：一個青年學生沒有考上大學，請教授在教育部說說情；一個青年發明家的新發明被埋沒了，請教授在科學院裏講幾句話；一個年輕婦女作為“天文觀察者”自薦效力；一家雪茄煙廠廠主告訴他已把自己生產的一種新型雪茄取名為“相對性”。
妻子艾爾莎成了愛因斯坦的收發秘書。她每天得把信件分類，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複信，餘下的交給愛因斯坦過目。這項工作占去她整整半天時間，有時甚至整個晚上。盡管艾爾莎已篩選過，但信件仍使愛因斯坦傷透腦筋。
愛因斯坦說：“我從不擅長說‘不’。但現在，報界文章和信件不斷地向我詢問、邀請和要求，我每晚都夢見自己在地獄裏被火焚燒。郵遞員變成了魔鬼，對我大聲嗬斥，並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頭上擲來，就因為我未對過去的信件作出答複。”
後來，為了對付眾多的信件，愛因斯坦想出了一個一舉多得的辦法：請慈善機關代辦討要照片和簽名的信。誰捐了錢，就拿到愛因斯坦教授的簽名和照片。
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大學校園這樣，既滿足了名人崇拜者的虛榮心，又幫助了窮人，同時還節省了自己的時間。至於討論問題和請求幫忙的信，愛因斯坦就自己複信，實在忙不過來，就請艾爾莎和女兒幫忙。
但是，另一種麵對麵的麻煩則更使愛因斯坦不得安寧：攝影家、畫家、雕刻家，各式各樣的藝術家都來找他。他們或者是想借愛因斯坦的名氣去闖天下，或者想豐富自己的創作目錄，或者想在曆史上留下藝術家與科學家交往的動人佳話。
對於這些人，除了被艾爾莎客氣而優雅地擋走了部分外，餘下的就隻有愛因斯坦教授自己到客廳裏來周旋應付了。
1921年秋天愛因斯坦去日本途經中國上海的時候，瑞典駐上海領事給他帶來了他獲得1921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
這一天是1922年11月14日。就在四天以前，瑞典皇家學會宣布把192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授給愛因斯坦，當時“北野丸號”郵輪正在大海中航行。
愛因斯坦在夫人陪同下剛剛走下郵輪，就被歡迎的人群所包圍。大家爭著伸出手來，祝賀他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一群年輕的中國學生歡呼著把他抬起來，拋向空中。
這確實是值得慶賀的時刻。
諾貝爾物理學獎是世界最高的科學榮譽。諾貝爾是瑞典著名的化學家，因發明硝化甘油炸藥獲得專利，後來成為巨富。諾貝爾因潛心科研，終身未娶。他的遺囑規定，死後把大部分財產獻給瑞典科學院，作為獎勵基金，每年將這筆巨款的利息作為獎金，獎勵世界各國對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事業有卓越貢獻的人。
諾貝爾獎從1901年開始，每年頒發一次。先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有倫琴、洛侖茲、居裏夫婦、湯姆遜、維恩、邁克耳遜、普朗克、勞厄等，其中不少人是愛因斯坦的朋友和同行。普朗克是1918年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獎原因是創立量子論。勞厄獲獎時間還要早些，是1914年，獲獎原因是發現X射線在晶體中的衍射。
愛因斯坦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是當之無愧的。1905年他發表的三篇論文，每一篇都夠格得諾貝爾獎；1915年他完成的廣義相對論論文，應該更不在話下。
讀者一定會覺得奇怪：為什麼直到1921年愛因斯坦才獲得諾貝爾獎呢？莫非瑞典科學院那些評委老先生們打瞌睡了？
而且，這次授獎的方式和內容也是異乎尋常的。授予愛因斯坦的是192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可是瑞典科學院到1922年11月才宣布其決定，而愛因斯坦到1923年4月才實際上收到獎金和獎狀。這種馬拉鬆式的授獎過程，也是找不到先例的。評獎委員會的措詞更為奇特：
瑞典皇家學會根據1895年11月27日諾貝爾遺囑的規定，於1922年11月9日開會決定：無論相對論與引力理論有何價值，將1921年的獎金授予在物理學領域內作出重要發現或貢獻的愛因斯坦，他在理論物理領域，建立了很大的功績，特別是發現了有關光電效應的定律。
這太有意思了。事實上，光電效應隻是愛因斯坦1905年的第一篇論文中的一個小標題！瑞典科學院隻獎勵了十個指頭中的一根小指頭，而把相對論這樣的“大拇指”撇到一邊去了。
這其中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諾貝爾的遺囑中指明，獎金授予在規定學科任何一項上對人類提供最大利益的人，這個規定限製了獲獎內容。自19O1年以來曆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都是有關實驗物理學的發現，其中有一些很難說與科學有什麼直接聯係。例如1908年將獎金授給法國人利普曼，他的成就是發明彩色相片複製法；1912年獲獎的瑞典人達倫，隻是因為發明了海岸燈光自動調節器。評獎委員會對於頒獎給理論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帶有較強的推測性的，一般都很審慎。他們認為相對論即屬於這種情況。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因，就是相對論因為革命性太強，遭到了一些保守的物理學家的強烈反對。勒納德甚至揚言，如果瑞典科學院把獎金授給相對論的創立者，他就要退回諾貝爾獎金，為了避免麻煩，評獎委員會的大師們遲疑了許久，絞盡腦汁，最終才想出這個絕招：以光電效應定律的名義，將獎金授予愛因斯坦。
這飛來的喜訊，並沒有使愛因斯坦受寵若驚。他的成就早已得到舉世公認。沒有諾貝爾獎，愛因斯坦照樣是愛因斯坦；而沒有愛因斯坦，諾貝爾物理學獎才將大為減色。那筆豐厚的獎金，他後來全部寄給了前妻米立娃，作為她的贍養費。
1952年，愛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總統魏茨曼去世不久後的一天晚上，電話鈴驟然響起，又是一位記者打來的。“聽說要請你出任以色列共和國總統，教授先生。你會接受嗎?”愛因斯坦說：“不會。我當不了總統。”
“總統沒有多少具體事務，他的職位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你是最偉大的猶太人。不，不，你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由你來擔任以色列總統，象征猶太民族的偉大，再好不過了。”愛因斯坦說：“不，我幹不了。”
剛放下電話，電話鈴又響了。這次是秘書杜卡斯去接的。“天哪，是華盛頓打來的。以色列大使要和你講話。”她把話筒遞給愛因斯坦。
“教授先生，我想請問一下，如果提名你當總統候選人，你願意接受嗎?”大使說。
“大使先生，關於自然，我了解一點；關於人，我幾乎一點也不了解。我這樣的人，怎麼能擔任總統呢？請你向報界解釋一下，給我解解圍。現在，梅塞街已經很不安寧了。”
“教授先生，已故總統魏茨曼也是教授呢。你能勝任的。”“不，魏茨曼和我是不一樣的。他能勝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個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個猶太人，都在期待你呢！”大使的話是很真摯的。
“那……”愛因斯坦被自己同胞的這一番好意感動了，“我怎麼辦呢?我會使他們失望的。”
當然，提名當總統，拒絕當總統，這樣重大的事情，哪能隨便在電話上決定呢？11月8日，大使先生走進梅塞街112號的綠色大門。他帶來了以色列總理的信，正式提請愛因斯坦為以色列共和國總統候選人。愛因斯坦也在報上發表聲明，正式謝絕。一切有求必應
有一位農民寫信告訴愛因斯坦，他已給兒子取名為阿爾伯特，不知愛因斯坦是否願意寄幾句話，他想把愛因斯坦的話當作“一件法寶”，在他兒子成長時，來勉勵他上進。
愛因斯坦用英文寫了回信：
愛因斯坦熱愛人民，關心人民，因此，我們也要與廣大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雄心壯誌或單純的責任感不會產生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隻有對於人類和對於客觀事物的熱愛與獻身精神，才能產生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那位父親收到回信後，無比欣喜。他又寫信給愛因斯坦，寄上一張小阿爾伯特的照片，並說他要撿一袋土豆送給愛因斯坦以示感謝。後來，愛因斯坦真的收到了一口袋土豆。
一個印度人從新德裏給愛因斯坦寫來一封絮絮叨叨的信，向愛因斯坦求援。他說自己是一位32歲的單身漢，希望自己的餘生全部用來研究物理學和數學，雖然他承認自己在這些方麵才能低劣。他一貧如洗，連寄這封信的郵票也買不起。在年輕時，因生活拮據，使他無法在科學和數學領域打下堅實的基礎，雖然他一向對這些學科十分愛好。
迫於家境，他不得不求職謀生，而這與他的內心是格格不入的。好在一年多以前因一次小口角他被解雇了，所以他現在可以自由地去從事自己真正的使命了。但可悲的是他連維持溫飽的收入都沒有，他下定決心，不管能否得到幫助，都將繼續努力，死而後已。他希望愛因斯坦能夠幫他一點忙。
愛因斯坦用英文寫了一封篇幅較長的信，這封回信不僅彬彬有禮，而且饒有趣味：
來信收悉。你繼續研究物理的熾熱願望使我深為感動。但是，我必須指出，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是同胞們辛勤勞動所創造的，我們應該誠實地回報他們的勞動。我們不僅應該從事一些使自己滿意的工作，而且還應該從事公眾認為能為他們服務的工作。不然的話，不管一個人的要求多麼微不足道，他也隻能是一個寄生蟲。
愛因斯坦與美國理論物理學家
羅伯特·奧本海默貴國的情況更是如此，在那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當加倍努力工作，因為大家都在為改善經濟而努力。
1951年3月21日，加利福尼亞州的一位大學生寫信給住在普林斯頓的愛因斯坦，詢問他是否記得出席過那裏一座小天文台的落成儀式。她接著就向愛因斯坦求教。長期以來，她一直對天文學抱有濃厚的興趣，並渴望成為一名職業天文學家。但她的兩位老師說，天文學家已過剩，並且她在這一領域也不足以有所成就。她承認自己的數學並不出色，她問愛因斯坦，自己是否應該繼續學習天文學，還是應該另選她能夠從事的學科。
愛因斯坦用英文寫了這樣一封回信：
如果一個人不必靠從事科學研究來維持生計，那麼科學研究才是美妙的工作。一個人用來維持生計的工作應該是他確信自己有能力從事的工作。隻有在我們不對其他人負有責任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在科學事業中找到樂趣。
1920年，英費爾德第一次見到了他神往已久的偉人愛因斯坦。當時，他在雅蓋隆斯基大學學習，而在第五學年時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勞厄和愛因斯坦那裏完成自己的學業。但他出生在波蘭，同時又是猶太人。
這在當時的普魯士官僚機構中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是常有的事。猶豫很久之後，英費爾德決定向愛因斯坦求援。他鼓足勇氣，用顫抖著的手給愛因斯坦打了個電話，怯生生地問道：
“愛因斯坦教授在家嗎?”
接電話的是愛因斯坦的妻子艾爾莎說：“在家。”
“我是從波蘭來的學物理的大學生。我想見見愛因斯坦教授。教授見我一下行嗎?”
“那當然。你最好現在就來。”
這個學生放下電話，那激動的心情是永生難忘的。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對那次會麵作了細膩的描述：
我在哈貝蘭大街5號愛因斯坦的公寓門上按了電鈴。我又膽怯，又激動。因為即將會見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心裏喜出望外。
愛因斯坦夫人把我領到一間擺滿了沉重的木器家具的等候室裏。我說明了來意，她表示抱歉，說我還得等一會，因為她丈夫正在和中國教育總長談話。
我等著，由於焦急和激動，臉上一陣陣火辣辣的。終於，愛因斯坦打開了房門。他和中國人道了別，請我進去。
愛因斯坦穿著黑色的短上衣，條紋褲子，褲子上掉了一粒重要的扣子。就是那張臉，我在報紙和雜誌上已經看過許多次，但沒有一張照片能再現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