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媒體對自殺行為的大肆宣傳渲染
富士康作為一個優秀的民營企業，其充滿傳奇色彩的發展曆程，以及飽受詬病的“血汗工廠”的標簽，讓富士康成為媒體競相報道的對象，一次次站在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上。所以當富士康發生安全事故時，例如員工自殺，社會媒體便競相報道，我們不排除媒體有借助富士康的知名度來提升自身媒體品牌的影響力的可能，但是富士康對於這些媒體的價值遠不止這些。富士康廠區裏的員工，他們年齡相仿，都在同一家企業工作，而且工作環境和氛圍是一樣的，繼“第一跳”之後，所有的自殺員工皆采用跳樓方式，無疑這種方式是對前者的模仿，而且媒體報道與員工自殺數之間呈明顯的正相關模式，員工自殺與媒體報道之間有明顯的滯後性，可以確定是媒體報道引發員工自殺，而排除是自殺引發報道這一反向的因果關係。
四、企業性質對惡果的增強反饋效應
在這激烈的代工競爭中，富士康與其客戶建立的良好合作關係得益於按時保質交付訂單，同時這也是一個加工代工型企業生存的必要條件。富士康誕生之初就決定了自身在後期發展中的高度依賴性。企業性質催生了惡果的增強反饋，高質量的訂單交付促進企業良好的口碑，良好的口碑有利於得到更多的生產訂單，更多的生產訂單需要強有力的生產執行力來保證任務的完成，企業效益提升、規模擴大，反過來又促進這種狀況加劇，產生的惡果需要工人來承擔。
五、結論
富士康作為一家優秀的加工代工企業，其取得的成功令人稱讚，但是一次次的員工自殺事故給這家企業塗上了“血汗工廠”的標簽。而為了達到效益的最大化，富士康采取了嚴苛的控製措施，強製工人完成生產績效。這些控製，是通過暴力與懲罰，是通過對工人的暴力控製實現的，對生產過程的軍事化管理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富士康管理製度為的是達到財富創造的最大化，但卻是以犧牲工人的尊嚴、健康乃至生命為代價的，其本質是對工人的異化、剝削與剝奪。但是這些原因歸根結底是根植於該企業的性質，即壟斷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帶來了嚴苛的生產條件，嚴苛的生產條件又進一步促進了企業的發展，企業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生產條件進一步惡化，這形成了一種惡性增強環路，即使富士康實施改革措施也收效甚微，這些情況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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