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談到：“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這是新常態第一次作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新理念見諸報端。今年7月，總書記在與黨外人士的座談會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態觀點。
新一屆決策層以新常態定義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變化，並通過新常態透視中國宏觀政策未來的選擇，絕非“一時興起”，而是深思熟慮之舉。
中國經濟在經曆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後，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產業業態以及增長動力都已經今非昔比。中國經濟基本麵不僅發生了量的巨變，更是發生了質的飛躍，用過去的眼光看待中國經濟、用過去的思維思考中國經濟既不準確，也不現實。
那麼，新常態究竟“新”在何處？在不久前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在發言中首次為外界清晰地勾勒出了新常態的內涵。
首先，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多年的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經濟的傳統競爭優勢變弱，潛在增長率開始下降，麵臨著“三期疊加”所帶來的挑戰，經濟增速放緩不可避免。與此同時，考慮到此前積累的諸多矛盾和挑戰，以及繼續強行維持高增長所可能付出的代價，國家也有意增加了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容忍度，從而讓一直緊繃的增長之弦有喘息調整之機。
當然，考慮到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回旋餘地以及保證就業和社會穩定的需要，經濟增速既不會，也不能下滑過多，因此在新常態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將是一個合適的選擇。
其次，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雖然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會有所放緩，但不能簡單地認為增速放緩就是新常態。一般而言，評價經濟發展的標準可以分為兩種——速度和質量。新常態下，對速度的追求雖有所降低，但對質量的提升卻更加重視，這就要求經濟運行的結構更優、效率更高。而這也正是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經濟所發生的最大變化。
最後，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投資驅動型，靠的是低成本要素的大量投入，雖然成果顯著，卻也“後患無窮”。而新常態就是要改變這一粗放的增長模式，逐步向集約的發展模式轉變。但在轉變過程中，既不能讓增速放緩變成一落千丈，又要實現結構更優、效率更高，這意味著不能再依賴於傳統的經濟增長引擎，而隻能更多地向創新要動力。
新常態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之“常”，意味著相對穩定。決策層首次以新常態來判斷當前中國經濟的特征，並將之上升到戰略高度，表明了中央對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變化規律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同時也決定了未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基調。
去年以來，決策層不斷創新宏觀調控方式，抓住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提出了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等新思路，這反映出新常態下，宏觀調控也要創新，要扭轉以往的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要在尊重規律中順勢而為，不動輒進行過度幹預，不搞“大水漫灌”，要更多地為市場機製發揮作用創造條件。
當然，新常態往往也伴隨著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實際上一些潛在風險正漸漸浮出水麵。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教授看來，這些可能伴生的新矛盾和新風險，比如房地產的“去泡沫”、影子銀行與地方債務的“去杠杆”、產能過剩“擠水分”等等，都是對早先累積的失衡因素和矛盾的調整和化解。
所以說，新常態不僅是經濟轉型的過程，同時也是風險釋放的過程，如果不主動積極作為，就會出現經濟增速大幅放緩，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而能不能適應新常態，能不能讓新常態逐漸走向成熟，關鍵就在於全麵深化改革的力度。作為全麵深化改革的“元年”，2014年以來中國改革力度讓人矚目。僅上半年，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重點改革任務中，行政審批事項取消和下放145項，在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等領域推出了多個鼓勵社會資本進入的示範項目，財稅體製改革、戶籍製度改革、公車改革正式出台，國有企業改革重大試點的啟動均有序推出……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國全麵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就要為創新拓寬道路，就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就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