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實際上是兩個時代的並置，父輩時代是政治對個人追求的壓迫，讓任何人都沒有自我選擇的權利；現在這個時代則是金錢對個體的壓迫，金錢的侵蝕讓這個時代也沒有真正的自由。為了傳遞出兩個時代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崔健采用的是象征效果，比如拉纖和搞音樂之間的對剪，他是想表達一種內在聯係，想要一種對位的感覺，隻是裏麵的空隙太大。為什麼對兩個時代都是非常批判的態度？兩個時代都是最壞的時代，但是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什麼？這裏麵最中心的那個連接點，本應是父輩給子輩造成的創傷，但是那種恐懼對他現實生活裏的作用到底是什麼？這些問題都語焉不詳。
當然，我們還是能夠從中看出崔健確實很有批判性，隻是這個批判特別符號化，難免顯得比較空洞，整體感覺就是滿腹牢騷，沒有讓人感受到真正觸摸到了這個時代。比如現代時空裏的那些元素，大款、小蜜、不得誌的音樂青年，而且音樂青年還跟老板的女朋友有一腿，這種人物關係設定本身就讓人感覺特別廉價和陳舊。
音樂家拍電影都喜歡用超級蒙太奇，采用各種意象的組接和對比，甚至是粗野的對比。這也符合崔健本身的特質，他的力量本就是來自於粗野，而不是修飾性特別強的人。他那個時代，出來的聲音必須要粗野，自然而然是聲嘶力竭的。所以，在電影中，他延續了對“強對比”的喜好，刻意強調正麵和反麵的強烈對比。他一定是在感覺到撕裂感很強的狀態下，才能夠進行表達。
感性大於理性
楊天東
導演、編劇
這部電影在兩個時空裏穿梭，年代戲的部分處理得挺好，但是現代戲的部分，水準就差了比較多，甚至感覺不像一個導演拍的。
作為導演，一定要把理性和感性都能控製得很好的人，如果沒有理性，就會像崔健這樣，整部影片不知道他想要說什麼。談愛情嗎？談音樂嗎？談性嗎？談自由嗎？每一個都想表達，但都沒表達清楚。
導演需要理性，首先要弄清楚自己想表達什麼。《藍色骨頭》裏的這兩個時代，正常來說，應該是有機統一的，可以通過愛情，或者一個道具，把它們串聯在一起。重要的是，兩個時空究竟應該如何讓他們各自成立，同時又有所關聯。《藍色骨頭》有點像魏德聖導演的《海角七號》，做一個前景故事和一個背景故事，互相交織在一起。前景就是當下兒子的生活，背景就是他爸爸來了封信，通過這個設計把兩個時空嫁接起來。但是，《藍色骨頭》很奇怪地把一段時空割裂了，嫁接了另一段時空。
要做雙時空，就要關注連接點，主要是要交代清楚人物的欲望在哪兒，遭遇了什麼挫折。而從這個角度來說，《藍色骨頭》不夠明確。影片的常規剪輯沒有問題，而是時空的剪輯有問題，兩個時空的穿插點如果能夠重新編排一下，可能會更好一點。
此外，影片的視角一直遊移不定，貌似整個視角都在兒子那裏，但是中間有一段又把視角變成了他的爸爸。他爸爸給他來了一封信，他在讀信，崔健也許是希望通過這個橋段進行視角的轉變。能夠看得出來，做編劇的時候，他可能是想過用一封信來做紐帶，不過又沒有把這個結構統一下來。到最後視角又變成了爸爸，他去拉纖，給自己找歸宿，對剪的就是兒子在談音樂。這又變成了雙重視角的故事，甚至都沒有主角和配角的概念，敘事的線索就讓人感到混亂了。
崔健是時代創造出來的人物，帶有鮮明的時代意義。然而在當下的時代，他更像是個迷失者。從音樂到電影的跨界，其實也是個很大的冒險。作為導演，他指導演員沒問題，攝影也沒問題；但他處理不了這麼一個龐大的電影結構，或者說，他缺乏一些理性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