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輪》根據真實的曆史事件改編，講述了1949年1月27日，在從上海開往台灣基隆途中的“太平輪”號，因超載、夜間航行未開航行燈而被撞沉，導致船上近千名達官顯貴、紳士名流、逃亡難民罹難的事件。吳宇森將其對戰爭、離別、愛情的觀感投射在這部災難題材之中，佟大為說第一次看劇本的時候，就在腦海裏想象出電影最後呈現的樣子，那種心裏一震的感覺，一下子把他抓緊了。
巧合的是，在《太平輪》中，佟大為的角色也是一名軍人，這叫人很容易聯想到李教官。但對於表演者自身，角色間卻沒有借力打力的方便。相比於“英勇殺敵”的李教官，《太平輪》中這個名叫“佟大慶”的通訊兵，似乎更有嚼勁，他的生活化、他的接地氣兒，令佟大為在表演上有更多咀嚼、玩味的空間。
開機前兩個月，佟大為輾轉上海、南京兩地，開始了他的采訪之旅。他希望在一個特定的曆史階段，用記憶中盡量多的狀態和細節去還原一位真實的老兵。他也曾嚐試坐在家裏看看二戰紀錄片，聽聽老兵回憶錄，卻發現坐在鏡頭前，人整個的狀態是不自由的，“那些過度修飾後的語言，聽起來太過高大上，一點養分也沒有”。
於是他就自己去采訪，在南京一家不大的養老院裏坐下來，跟那些飽受戰火侵蝕的老人一起曬太陽、攀談。人物的枝丫漸漸在回憶的浸潤中豐滿羽翼，佟大為將富於生活質感的小段子整理成筆記，點點滴滴，最後便成了角色的落腳處。
“在采訪之前我有很多疑問，我好奇士兵在充斥著爆炸、流血、死亡的戰場上心裏到底是怎麼一個狀態，後來跟那些老兵聊天，你會發現人在那種情形下都是自我麻痹的。在戰場上活下來的人，都是迎著子彈往前跑的人，不是說不怕，而是你稍微怕了、分心了，死神就找上門來。所以那時候士兵都喝酒，就是不斷地麻醉自己。戰場上又不常能找到酒，老兵油子兜裏就都藏一個小酒壺，裏麵灌上酒，再放一把炒熟的玉米豆，又下酒，又扛餓。”
這些有溫度的細節後來都被佟大為放到了《太平輪》的表演中，“演員做久了，其實很容易想當然，陷入到一種表演的慣性和套路裏。自己心知肚明，那樣的角色都是行貨，隻有軀殼沒有靈魂。你必須得走出來，讓自己接地氣兒，耐下心來，花點時間，在生活裏滾一遭，熏染些煙火氣。有生命力的表演，根本就是沒有捷徑的”。
淡泊，是和欲望在推手
電影《親愛的》中佟大為律師這個角色站在一群情緒失控的父母中間像是一個旁觀者，這個必須極力保持克製和理性的角色，實在太容易被掩蓋表演的光彩。倒是他自己非常泰然，佟大為把律師“高夏”比喻成“丟了媽媽的孩子”，在和一群“丟了孩子的家長”相會時完成了互補，“就像是一幅太極圖結合的那個地方”。
佟大為總能用一種超凡的平衡感，成為角色激烈對峙中那個巧妙的第三人。這在他與陳可辛第一次合作《中國合夥人》時就已經被證實。三個夥伴中，成東青和孟曉駿相當於光譜的兩極，各有璀璨，也更有衝突。而佟大為扮演的王陽，鋒芒稍遜，通篇難覓爆發力式的呈現，但卻巧妙地維係著角色間的平衡，是一個穩定的戲劇三角中不可或缺的支點。
有了一定名氣的演員通常難以壓製自己在創作上的欲望心，總會試圖去征服更具光彩和張力的角色。從這一點上說，佟大為兩次都沒有拒絕成為陳可辛電影中的“第三人”，這一點連導演自己都覺得意外。
“我會去嚐試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但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覺得每個演員局限性都很大，你不可能演所有的角色。我會去找一些自己還可以勝任的東西去演，雖然在這個過程當中是比較痛苦的，但是我還是會去嚐試。我不會去找一些自己完全勝任不了的角色去試。如果完全勝任不了的話，我會放棄，我不是貪大貪全的人。”
佟大為說，自己並非淡泊名利，隻是懂得取舍，不會一味地被欲望壓製，而是在和它交手的過程中求得圓融、平衡。
就像他和周迅合作《我的早更女友》，郭在容的喜劇風格給了他極大的發揮空間，就算是被暴怒、健忘、選擇困難的“早更女友”虐成了熊貓眼的慘樣兒，佟大為也始終沒像一幹大熱的喜劇一哥們那樣，完全扯下自尊的麵具，始終還是收著一些，不至用力過猛。
佟大為說，演一個喜劇人物是他這些年來的願望。讀大學時他瘋狂迷戀周星馳的電影，把能租到的VCD都看了個遍，那時候他豔羨周星馳天生的才華，渴望著未來自己能像他一樣施展拳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