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人的情感都是相通的，與孔子同時代的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也曾感歎道：
“人的腳甚至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他的感觸與孔子是一樣的深刻。
他們所發出的感歎，在曆史的角道中回響，至今仍不絕於耳。而這種感歎所包含的意義，還可以從各個方麵延伸，引發我們思考宇宙的奧秘，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如此等等。
春花秋雨，花開花落，人們總是為那些不經意間消逝的美扼腕歎息，卻不願意為身邊的美駐足讚歎，待其逝去，才幡然醒悟。於花如此，於人於事更是如此，不懂珍惜身邊的點滴，直至失去，才備覺惋惜，生活也因而顯得被動。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曾經出了一個有趣的謎語：
“世界上哪樣東西是最長的又是最短的，最快的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廣大的，最不受重視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沒有它，什麼事情都做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東西歸於消滅，使一切偉大的東西生命不絕？”
這是什麼呢？這就是時間。高爾基的回答同樣充滿辯證法：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長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貴，最容易被忽視而又最令人後悔的就是時間。”
時間有長短、快慢、平凡與珍貴的區分嗎？
有，也沒有。
說有，是因為，對個人生命時間來說，時間是有區別的。
說沒有，是因為，時間是不變的，無始無終，是沒有區別的。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時間裏，區別就在於使用時間的方法不同。因而，價值和意義就不同。所以，每個人都想在自己有限的時間裏，實現人生無限的夢想。
怎樣才能使自己的時間不白白度過？
這就需要對自己的生命時間作出合理的安排，從青少年到老年有一個整體的安排和規劃，有步驟地實現人生的構想。
青少年要安排好自己的學習時間。
中年人要安排好自己的工作時間。
老年人要安排好自己的休閑時間。
這樣規劃的原因在於，人都是青少年時期學本領，中年創業，到老年才能坐享其成。
漢代有一首題目為《長歌行》的樂府詩，這樣寫道：
百川東到海，
何時複西歸？
少壯不努力，
老大徒傷悲。
可見古代人對生命時間就有清醒的認識。其實，人一生下來，就應該對自己的生命時間作出安排。在他少不更事的時候，這種安排要由父母來進行，一旦他長大成人，就要對自己負責，就要安排自己的生命時間，以保證實現自己的人生目的。
安排好自己的時間，就要按照時間的安排去實踐，去實現人生的價值。
4.要有一顆虔誠的心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論語·八佾》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論語·學而》
前幾天清明節，眼見著各路人馬奔赴各大墓地，祭祀祖先。從古到今，人們這種慎終思遠的傳統並未改變，但那顆祭祀的心卻有些變味了。那麼應該怎麼祭祀呢？孔子認為“祭祀貴在虔誠”，心誠則靈。
祭祀祖先要像在祖先麵前一樣恭敬，求神要像在神麵前一樣虔誠，這就是所謂“如在”的心。
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請他人代勞。所以孔子說，如果自己不親自參加，那就等於沒有參加。別人替自己燒香求福是沒有用的。
祭祀如此，做人的道理又何嚐不是如此。
一個人立身處世，成家立業，都應該有這種“如在”的心，做到表裏如一。否則，表麵一套，內心一套，當麵一套，背後一套，鬼鬼祟祟，躲躲閃閃，活在世上又有什麼意義呢？
從另一個方麵來看，“如在”的心也就是《大學》所說的“慎獨”的心，“誠其意”的心。通俗地說，就是要求我們要有一顆虔誠的心。
慎獨，是儒家最重要的修身方法。在古代，“慎獨”是流行的內聖修身方法。《禮記·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鄭玄注：“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也就是說，一個人在無人獨處的時候，對自己的行為也要加以檢束，不可放縱。
曾國藩在他的《金陵節署中日記》裏說：
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民主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不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意思是說，內聖的道德原則是一時一刻也不能離開的，要時刻檢點自己的行動，警惕是否有什麼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沒有看到，別人對自己有什麼意見而自己沒有聽到。因此，一個有道德的人在獨處一地、無人監督時，總是小心謹慎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堅持慎獨，在“隱”和“聖”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場和無人在場都是一個樣，不允許有任何邪惡性的念頭萌發，才能防微杜漸，使自己的道德品質高尚。慎獨修身的方法，實質就是提倡高度的自覺性，自己監督自己。
慎獨就是真誠，真誠就是快樂。難怪孟子說，反問自己是真誠的，就是最大的快樂；難怪荀子說，沒有比真誠更好的養心方法了。
曾子是孔子的學生，他對“慎獨”有其獨到的體會。曾子說：“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別人謀劃是否忠心？與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學業是否時常溫習？”（《論語·學而》）
自我每天反省就是“獨”。“獨”這個東西，是君子與小人共同所有的。當小人在單獨一人之時往往會產生一個狂妄的念頭，狂妄之念積聚多了就會產生縱肆，而欺負別人的壞事就辦成了。君子在他單獨一人之時產生的念頭由其稟性決定往往是真誠的。誠實積聚多了就會謹慎，而自己唯恐有錯的功夫就下得多了。
那些小人們，卻不能有實實在在的見識，而去實行他所知道的應做的事。對於辦一件好事，唯恐別人不能覺察到，自己白幹，因而去辦時遲疑不決；對於辦一件不好的事情，僥幸別人不一定窺視到，因而改正得很不痛快徹底。背地裏獨處之時，弄虛作假的情弊就產生了，這就是欺騙。而君子，唯恐去辦一件事辦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墮落的行為；一個壞毛病改正不了，就會像涓涓細流長年不斷地犯錯。暗室之中懍然不動仿佛在白天一般，主心骨堅如金石，單獨行事隻有自己知道的地方，要謹慎而又謹慎，這就是聖人經典的要領，是後世賢人所切實研究的問題呀!
《法華經》說：“人若知自愛，則應慎護自己。有心者應於三時之一，嚴以自我反省。”
儒者的自我反省當然到不了佛教懺悔或基督教日課的程度，也沒有佛或主的神秘色彩。它既不是為死後進天堂，也不是為贖人類與生俱來的原罪而反省，而是為現世的自我完善而進行人格解剖，因此，是一種現實的自我認識，具有鮮明的理性批判精神。
外在的規範，隻限於一個人和他人相處時才發生作用；如果一人獨處時，人們便看不到、聽不到。這樣，外在的規範就沒有作用了。這時，就要看一個人自身內在的品質如何，看他是否能約束自己，做到內外如一、誠實可靠，這就是一個人的慎獨功夫了。
儒家倡導“敬”、“誠”。“敬”就是要遵守天道、良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不可有違天理。“舉頭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欺人容易欺己難。“誠”則是指要內外如一，不存欺騙之心，待人誠實，待己真誠。這些都是教導人們不管在群居時，還是獨處時，都要懷著敬畏、誠實的心態去真實地麵對一切。
俗話說：“隔牆有耳，窗外豈無人？”如果不能真正地以內在約束修煉自己，那在人前一套、人後一套的把戲，終歸會為人識破，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隻有不欺已，才能不欺人，為了自己的修養，從慎獨做起!
5.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論語·八佾》
子曰：“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論語·裏仁》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論語·季氏》
“關關濉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一篇《關睢》，它用平凡的筆調道出了我們這些凡夫俗子都能體會到的人生經曆和道理。孔子對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
孔子對《關睢》的評價，實質上表達的是他對情感控製的看法，也就是凡事講求適度的“中和之美”，再進一步深究，就是《中庸》裏麵所說的：“中庸其至矣乎!”孔子對中庸之道持高揚和捍衛態度。事實上，一般人對中庸的理解往往過於膚淺，看得比較容易。
孔子的學生子貢曾經問孔子：“子張和子夏哪一個賢一些？”孔子回答說：“子張過分；子夏不夠。”子貢問：“那麼是子張賢一些嗎？”孔子說：“過分與不夠是一樣的。”（《論語·先進》）
這一段話是對“君子而時中”的生動說明。也就是說，過分與不夠貌似不同，其實質卻是一樣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的要求是恰到好處，如宋玉筆下的大美人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登徒子好色賦》）所議，中庸就是恰到好處，就是無過無汲，就是“東家之子”！
以中庸之道來評價美與藝術，處理情感與理性的關係，無疑是再恰當不過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評價和處理不同於後世的“道學先生”一味否定情感，而是肯定了“樂”與“哀”的合法地位，隻不過要求“樂”與“哀”都不過分，都有所節製罷了。
這當然是一種古典的審美觀，也是具有古典情趣和修養的人才能做到的。對現代人來說，崇尚歇斯底裏的先鋒藝術，尋找強烈刺激，追求“過把癮就死”的生活，哪裏還有什麼“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涵養呢？
快樂過了度就是地地道道地享樂了。
因此孔子又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孔子說：“有益的快樂有三種，有害的快樂也有三種。以得到禮節的調節為快樂，以講別人的好話為快樂，以交了不少有益的好朋友為快樂，是有益的。以驕縱作樂為快樂，以遊蕩忘返為快樂，以大吃大喝為快樂，是有害的。”概括起來說，精神的心靈的快樂是有益的，物質的感官的享樂是有害的。
那麼是不是聖人就推崇禁欲呢？
當然不是。否則又哪來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呢？(《鄉黨》)
隻不過，第一，不能一味追求感官享樂，不能過分；第二，二者不能得兼時，以心靈的精神的快樂為追求，而舍棄物質的感官的享樂。所以才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的情況。
像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有誰能夠聽巴赫、貝多芬的古典音樂而三個月不知回鍋肉是什麼味道呢？
事實上，我們今天的不少人正是以遊山玩水、大吃大喝、縱情於聲色為快樂的啊。聖人說這些都是有害的，又有多少人聽得進去呢？
近來，有人主張“重新定義享樂”，“給享樂鬆綁”；聲稱要“擯棄那些虛偽的文明，進入一個自由的精神空間與生存狀態”；說什麼“社會進化的曆史，就是享樂的發展史”，“享樂主義是進取精神的親兒”，“享樂的人不迷茫，不懂享樂的人才迷茫”，等等。這種論調是極其錯誤的，也是極其有害的。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人沒有艱苦奮鬥的精神，一味追求感官享受，絕不會造就健康的人生。貪圖享樂竟能使人煥發出“進取精神”，縱情聲色還會使人“不迷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近些年，少數黨員幹部腐敗墮落，大都是從奢靡腐化、自我放縱開始的。生活上的腐化導致政治上的退化，貪圖享樂成了他們靈魂扭曲、思想裂變的“催化劑”。
孔子說：“讀書人立誌追求真理，卻以穿得不好吃得不好為恥辱，那就值不得和他談論什麼了。”（《論語·裏仁》）按照孔子的觀點，一個人既已立誌獻身精神方麵的事業，就不應該以吃穿等物質方麵的生活為追求，因為他的心思不能被物質方麵的欲望所分占。
這種觀點在過去的時代是理所當然，不言而喻的。但自從進入商品經濟的時代，物質文明的誘惑日益滲透精神的領域後，這種觀點遭到空前嚴重的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新一代讀書人已不可能完全清楚地分開精神追求與物質追求的界線。進高檔酒樓，穿名牌服裝已絕不僅僅是一個物質享受的問題，而轉化為一種精神方麵的標記和象征。所以，範文瀾式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也好，陳景潤式的追求“哥德巴赫猜想”的精神也好，似乎都已被所謂“雅皮士”的追求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