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
這是聖人所不能容忍的。
說者容易做者難。
所以，一個人說話一定要注意，大言不慚，誇誇其談，把牛皮吹出去了卻收不到口口，不能兌現，往往被人看白了。
孔子也不喜歡經常發牢騷、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不怨天，不尤人”的原則。
注重實踐，提倡知行合一，就是說要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以理論指導實踐，以實踐檢驗理論，從而改正理論中的不足之處，進而更好地用於實踐。這是一個良性循環過程。如果隻知死讀書，讀死書，那就真成了“書呆子”。手無縛雞之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脫離了生活，脫離了現實，是無法在社會中生存的。
做人做事，如果不知行合一，隻知瞎指揮，不切實際，通常就會勞民傷財，事倍而功半。凡事隻有親自實踐方知艱辛。
要做到“知行合一”，就要堅持“五到”原則，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謂“身到”是指，比如身為基層官員，就應該親自去查驗有民情等基本情況，親自到鄉村去調查；身為教師就應該親自巡視學生，與學生打成一團。所謂“心到”是指，首先要能分解開，最後要能綜合得起來。所謂“眼到”是指，留心觀察他人，認真研讀他人。所謂“手到”是指，對於人們的優劣是非、事情的關鍵要點，應隨時記錄，用以防備遺忘。所謂“口到”是指，在差遣人事情、與他人交談等這樣的言辭方麵，不但要坦誠相等，還要不怕煩勞反複苦口叮嚀。
不管怎麼說，還是多做少說，言行一致為好。
3.過猶不及，凡事要有度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論語·先進》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論語·憲問》
沒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變的，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做好事超過了一定的度，則變成了壞事，而看似有違仁道的事，但由於拿捏的恰到好處，反而變成了好事。
從前，孔子的學生子路去郈這個地方給權臣季氏做官，季氏希望在五個月內開通一條河。子路為了鼓舞工人的幹勁，盡快完成工程就掏自己的腰包買來糧食做飯給大家吃，按應有的禮數招待做工的人。孔子聽說後，馬上派子貢前去，把子路做好的飯都倒掉了，把鍋灶、飯碗也毀掉了。子路迷茫地對孔子說：“您這不是阻止我行仁義嗎？”孔子說：“按禮製，當皇帝的愛普天下的老百姓；當諸侯的愛境內的老百姓；當了大夫的，隻管自己職責範圍以內的事；普通老百姓，隻愛自己的妻子兒女。如果你的愛超出了範圍，就侵犯了別人的權力。”
在漢武帝的時期，封在河間的獻王劉德朝見漢武帝，他的言談舉止、進退起居都很合乎禮儀。漢武帝看到以後，表麵表現的很高興，但內心卻很氣憤，對獻王說：“湯武當年起來鬧革命，土地不過才七十裏，文王也不過是以方圓百裏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現在的領地比他們大多了。好好幹吧!以後或許可以稱帝加冕。”
獻王明白了武帝的意思，回去後放蕩形駭，縱情聲色，以消除武帝的戒心。
從這兩個故事中可以看出，要行仁義、獻愛心、表禮數，都不能超過自己的職責和名分。正如屍子所說：“君臣父子，上下長幼，不論貴賤親疏，人人都要守本分，這就是理。對別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現愛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義；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慮計謀，就是智；恰如其分地行動，就是適；恰如其分地說話，就是信。總之，一言一行都要恪守自己的本分，才可以成為聰明人了。”
事實上，人們往往會像子貢一樣，覺得做過頭總比沒做到要好一些，其實這是一種心理誤區。有時候，過頭了比沒有夠還糟糕得多，危害也大得多。別的不說吧，就說說最簡單的飲食問題：一頓飯吃少了一點，或者說根本就沒吃飯，那不過是餓得快一點而已；可是，如果是吃多了，就不那麼簡單了吧，輕則吃酵母片、多酶片，重則拉肚子，進醫院。這是大家都有的生活體驗。
你喜歡眼光明亮，這樣過了頭，就會沉溺於色彩，追求華麗。你要求耳朵清楚，這樣走過頭，就會迷惑於音樂，追求空洞不實的東西。
你喜歡仁，過分苛求，就會與人們的日常習慣發生衝突。你喜歡義，不顧常情，就要違背事物的常理。你講究禮節、儀式，就容易犯虛偽造作的毛病。
你喜歡音樂、文藝，就會有邪淫的聲音充斥你的耳朵、邪淫的心思縈繞心頭。
你喜歡聰明、習智，便會助長無用的技藝發展，使人性天然之質受到種種傷害。
這八個方麵，好，適度，就是人們與天下的八益，一旦過度，就是人們與社會的八病了。
中國人有句說話，“禮多人不怪”，也是認為“多”比“少”好。做“多”了，別人是不會見怪的，做“少”了，就會被人責怪，認為你不夠誠意。究竟做得“多”和“少”是誰好些，還是兩者都不好呢？
中國人看重勤，認為勤是美德，因此如果一個人樣樣事都做到加倍的勤，結果雖不免過分了點，但這種“過分”往往會受到讚賞。這究竟是否正確呢？當然不是了。如果一個運動員，每天的操練都不按部就班，每天也是“過分”的話，很可能他會拉傷筋骨，對自己的身體造成傷害，導致自己的運動員生涯就此結束，這樣是好嗎？況且中國人也有一句“物極必反”，凡事做到了極限必會有反效果，可見做得過分實是件不好的事。
至於“不及”方麵，就不需要多加解釋了。凡事都做不到要求，當然被視為不好，更會被認為力有不逮，甚至是懶惰。例如燒飯的時候要用七十毫升的水，但你卻用了五十毫升的水燒飯，結果當然是難以入口的了。
那麼，該怎樣做才是恰到好處呢？孔子向公明賈打聽公叔文子，說：“當真嗎？他老先生不講話，不笑，不獲取嗎？”公明賈說：“這是傳話人說過了頭。他老先生在時機恰當的時候講話，因此別人不厭煩他所講的話；高興了出後才笑，因此別人不討厭他笑；該獲取的才獲取，因此別人不厭惡他獲取。”孔子說：“原來是這樣，難道真是這樣嗎？”
聖人雖然對公叔文子是否真是這樣做還有所懷疑，但對這樣做的正確性卻是沒有懷疑的了。
公叔文子的做法概括起來說就是恰到好處。該說話的時候就說話，快樂的時候就笑，該獲取的時候就獲取。反過來說，不該說的時候就不說，比如說，在法西斯主義的淫威下，你說什麼呢？在封建專製的文字獄下，你寫什麼呢？不該笑的時候就不笑，你笑什麼呢？尤其是，不該獲取的時候就不要獲取。“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陳毅)貪汙受賄，貪贓枉法，這些都是獲取不得的，所以不要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