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種無謂的炫耀已經越來越無聊，越來越不適應這個社會，英雄不問出處，隻問有沒有真本事!
8.凡事多問幾個為什麼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論語·為政》
子曰：“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論語·衛靈公》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回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論語·學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論語·子路》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論語·衛靈公》
隻讀書不思考是讀死書的書呆子，隻空想不讀書是陷入玄虛的空想家。書呆子迂腐而無所作為，空想家浮躁不安而胡作非為，甚至有精神分裂的危險。
所以，儒者主張既要讀書又要思考。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
明代人陳鎏說：“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術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
學是入書，思是出書。出入有道，學業可成。
老子也說過：從實的概括、抽象，深入到虛的理論的微妙，是認識一切奧妙的必須經過的大門。
世界上有兩本書：一是現實的無字書，一是訂成本本的有字書。
人小的時候要多讀有字書，年齡增加，漸漸長成，就要會讀無字書，能獨立地去生活、創造。事實上人多讀有字書，也是為了更會讀現實的無字書。
有字書是寫書人寫成的，是過去的無字書。而現實的無字書，總是同人的現在生活聯係在一起，無窮無盡。過去的總是過去，現實生活才生動活潑。過去隻有與現實相結合、相參照，才有意義。這也就是有字的書本於人的意義。
若把寫過去的有字書當成現實的有字書，那就成書呆子了。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方麵說的就是有字書的作用有限，無字書聯係著人的生活、工作、創造，因此才作用無窮。
莊子曾講過“庖丁解牛”的故事，說殺牛師傅順著牛的形體結構，避實就虛，巧妙運刀，牛宰得好，他的刀也保養得好。
其實這個故事，也說明了人要會讀現實的無字書。
對於庖丁來說，現實的無字書就是他麵前每一條各個不同的牛，有字的書似乎可以說是廚師們習慣的宰牛方法。按照習慣的方法，無須深入觀察現實的牛體，隻要猛割硬砍就成。這樣，庖丁宰牛吃力，刀子也壞得快。但庖丁不這樣，他的經驗使他還未動手，但在他心目中，他已把牛分解得各就各位。所以，他解牛，對他自己是一種享受，對他的刀子，也無所損傷。
孔子說：“熟讀《詩經》三百篇，交給他政事，卻不能處理得好；叫他出使外國，又不能獨立應對；雖然讀得多，又有什麼用處呢？”
春秋時代詩與政治、外交活動密切相關，無論是處理政事還是在外事活動中，往往都會引證“詩曰”，隨口吟出，而能夠切合適用。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時代風氣，有點像我們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隨口引用毛主席語錄一樣。它並不是要求政治家都成為詩人，更不是要求詩人來做政治家，而是因為詩裏麵包含了許多豐富的知識，且有表達情感，打動人心和審美、教育等多方麵的功能，確實可以在政治、外交等場合起到超乎尋常的作用。尤其是經孔子刪訂的《詩經》三百篇，更是如孔子所說：“可以激發感情，可以觀察社會，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遠可以侍奉君王，還可以知道不少鳥獸草木的名稱。”（《論語·陽貨》）所以，孔子號召“小子何莫夫學《詩》？”（《論語·陽貨》）要求學生都要學習《詩經》。
不過，孔子從來是要求學習為應用而反對讀死書的。正如他在《學而》篇裏強調的那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的目的是為了“行”。如果不能“行”，你書讀得再多也是沒有用的。相反，隻要你能夠言談舉止得體，行為方式得當，那就如他的學生子夏所說：“雖回來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
說到底，還是求實務本，學以致用。
孔子一方麵強調：“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要求學與思並重。但在《論語·衛靈公》中他又說：“我曾位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地思考，結果沒有什麼收獲，還不如學習。”意思是說思不如學，這三者之間是否矛盾呢？
想來，凡事都有不盡如人意之處，聖人也不例外。學與思兼顧當然最好，退而求其次，則與其冥思空想，不如讀書學習。
《荀子·勸學》的名言：“吾嚐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正是孔子語錄的轉述。
賈誼《新書·修政語》說：學如大陽，思如火。思而不學，好比放棄大陽的光輝而升火照明，可以小見，不可以大知。
聰明人怎麼會放棄太陽的光輝呢？
莊子講了一個“輪扁斫輪”的故事，以說明為人或者施政，不可死守書本，一味聽從前人的說教。
這故事是這樣的：
某日，齊桓公在大堂上讀書。
在齊桓公潛心讀書的時候，他請的一個做車輪的師傅輪扁，正在堂下拿著木頭砍砍削削地做車輪子。
突然，輪扁丟下槌子和鑿子，快步走到大堂上，不可理解地問桓公說：
“可不可以問您讀的什麼書呀？”
桓公說：“記錄聖人言論的書。”
“聖人還在嗎？”
“已經死了。”
“既然這樣，那君王所讀的便是古人經驗的糟粕了。”
桓公一聽輪扁這話，便很不高興，拉下臉說：“我讀書，你一個作車輪活路的手藝人，怎麼可以妄加議論呢？你必須說說清楚!有道理，那就算了；要是說不出道理，那就罪該處死。”
輪扁不慌不忙地說：
“我是拿我做手藝看的。我砍削輪子，要是榫太鬆了，就不牢固，榫頭雖是打進去，但很快也就會滑脫出來的。要是太緊了，榫頭就打不進去，或者幹脆打壞了材料。隻有不鬆不緊才得心應手。
“不鬆不緊說來容易，但實際做起來的訣竅卻是沒法兒說出來的。你說沒有訣竅，為什麼我總比別人做得好、做得快，而且做起輪子來總比別人來得從容不迫？這當中竅門是實實在在有的。
“而且，這訣竅我不可能告訴我的兒子，我的兒子也沒辦法從我手中接受過去。我可以告訴他，這訣竅怎麼怎麼的，但我說出的訣竅已不是什麼訣竅。因為，作這門手藝的工匠都這麼說。大家都能說出的訣竅，算什麼訣竅呢？”
“我活了七十歲，一輩子都是砍削車輪。古時候的人連同他們的那些不可言傳的訣竅，隨古人都死去了，我的訣竅是從我自己切身操作體會出來的。這樣，君王忘記自己現實的操作，卻成日裏專心致誌地從古人的言論中尋找治國秘方，那得到如何不是古人的糟粕呢？”
齊恒公默不作聲，心裏實在覺得輪扁說得在理。為人處事的訣竅像酒，隨著人的行動一同出現、一同消失，說出來的大概也隻能算是糟粕了，無非聞到了點酒味兒，讓人想像到什麼是酒，這就是書本的真正作用。
凡事多動腦筋，多問幾個為什麼，遇事多想一想該怎麼辦才好，而不應該稀裏糊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
孔子到了周公廟，每件事都要問一問。有人便說：“誰說叔梁紇的兒子懂得禮呢？到了周公廟，每件事都要問。”孔子聽說後說道：“這正是禮啊。”
俗話說，問者不相虧。
謙虛好學，不恥下問，這既是禮的精神，也是做人的學問。
孔子不僅要求學生這樣做，而且自己也身體力行，做出表率，這大概也是聖人風範的體現吧。
科學家說，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一半。問題都提不出來，解決什麼呢？
所以孔子感歎說：“不說‘怎麼辦，怎麼辦’的人，我真不知拿他怎麼辦了啊!”這就是要求我們主動提出問題，動腦筋想辦法。用他在《為政》篇裏的說法，就是“學而不思則罔”。學習這樣，科研這樣，我們平時處理日常事務也是這樣。
總之，凡事不多問幾個為什麼的人，就連聖人也拿他沒救，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