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頤浩對胡安國何以手辣心狠,答案就在席益說的那句話裏。席益所說秦檜一黨的首魁就是胡安國。其實胡安國對朱勝非的指責代表了朝廷中相當一部分人士的看法,在呂頤浩和秦檜的權力鬥爭中,他不過是充當了一個犧牲品。秦檜入相後,為了籠絡人心,有意附庸風雅、結交天下名士,抬高自己的名望,胡安國恰恰是他選中的目標。秦檜故意在胡安國麵前談經論道,賣弄學問,博得胡安國的好感。胡安國竟向高宗誇讚秦檜的人品學識遠在張浚之上,無形之中成為秦檜的吹鼓手。胡安國被貶後,秦檜前後三次上書,要求高宗改變命令,高宗未允。侍禦史江躋、中書舍人胡世將、起成舍人張燾等20餘人也都因上書言朱勝非不可用、胡安國不當貶,而遭到呂頤浩的攻擊。在呂頤浩的活動下,與秦檜朋比為奸的同黨,全部被罷官,秦檜安插在台諫的親信也都被清除一空,轉眼之間秦檜勢單力薄。呂頤浩隨即將與自己關係密切的黃龜年等安置在殿中侍禦史和右司諫的位置上,開始向秦檜進攻。他們抓住秦檜“南歸南、北歸北”的主張,攻擊秦檜專主和議,阻撓國家欲建中興的宏圖;指責他不顧高宗的警誡,大肆結黨營私,罪無可恕。呂頤浩等還搬出了秦檜以前自吹自擂的大話,給他扣上欺君枉上的罪名。呂頤浩等人向高宗拆穿了秦檜陽奉陰違的把戲,高宗立即罷免秦檜右仆射之職,並公開宣布此後再不起用秦檜。
呂頤浩從安插朱勝非,增加自己一方的實力,到一個個地清除秦檜的同黨,剪除秦檜的羽翼,最後抓住秦檜善於故弄玄虛的短處,置他於死地。呂頤浩在權力鬥爭中的老練、狡詐盡顯其中。
先除羽翼
後削其權
奸相李林甫為鞏固權位,排斥異己,使用各種陰謀手段,陷害了不少人。但這次卻遇到了強勁的對手楊國忠,楊國忠以其人之道還
157治其人之身,使李林甫一步一步地陷入失勢的困境。
楊國忠(?—756)青年時期本是一個喜酒好賭、浪蕩不羈、毫無品德的人,原籍蒲州永樂(今山西永濟南),本名為釗,玄宗賜名為國忠。楊國忠是唐玄宗最寵愛的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有楊貴妃這個大靠山,官運亨通,很快由地方爬到中央,官至監察禦史、兵部侍郎兼禦史中丞等職,天寶十一載(752)擢升為宰相,權傾朝野。
最初,李林甫認為楊國忠沒有什麼才能,又是楊貴妃的族兄,和他保持友好關係對自己也有利,所以和他還比較要好。但楊國忠並不是安份守己的人,和李林甫一樣,想盡辦法、采取各種手段擴大自己的權勢;這樣一來,楊國忠和李林甫爭權奪勢、互相排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這場鬥爭中,新起來的政治暴發戶楊國忠基本采取攻勢,李林甫雖然老謀深算,但到這時已是強弩之末,處於守勢。
楊國忠對李林甫的鬥爭謀略,首先是剪其羽翼。
朝廷內鬥爭風向的任何變化,都會使那些見風使舵、政治投機分子尋找新的主子,楊國忠就利用這一點,竭盡全力地拉攏和瓦解李林甫的羽翼。在楊國忠的爭取下,原來投靠李林甫的戶部郎中吉溫,便調轉方向,背離李林甫,投靠楊國忠,並且為楊國忠出謀劃策,如何取代李林甫掌握大權。
同時,楊國忠又唆使吉溫,對李林甫另外兩個黨羽:刑部尚書、京兆尹蕭晁和禦史大夫宋渾,查出他們的罪證。並由楊國忠上奏玄宗,把他們清除出京都。李林甫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親信,一個個地被楊國忠暗算,自己也無法挽救,隻是暗自歎惜而已。
楊國忠清除李林甫羽翼後,又尋機削弱他的權勢。
先前,在江淮地區流行許多假錢,那些貴戚、大商常常用一個真錢換取五個假錢,然後帶到京師長安,以假亂真,混水摸魚,謀取暴利。因而假錢泛濫成災,給長安市場造成很大混亂,市民深受其弊。宰相李林甫為杜絕假錢,從府庫中拿出糧食、布帛,又取出錢數十萬緡,在長安東西兩市收假錢,並限期一個月,凡不向官府交回假錢者,依法治罪。按說李林甫杜絕假錢的意圖還是無可非議的。但假錢的流通,無孔不入,禁止假錢流通,必然碰撞那些靠假錢謀取暴利的貴戚、大商,於是這些人就喧嚷起來,大叫這種政策不便貨物買賣。楊國忠1見58這種情況,心中一動,認為這是可以利用的時機。有一天,楊國忠騎著一匹駿馬,耀武揚威地在街市行走,一些商人上前攔住楊國忠,大訴其苦。楊國忠便以此情此景,向玄宗上奏一本,把李林甫禁止假錢所造成的不利形勢極力渲染了一番。玄宗完全聽信了楊國忠的話,便更改了李林甫杜絕假錢的政策和措施,命令凡不是鉛錫鑄造
的和穿孔的假錢,均可在市場上流通、使用。
這件事雖然沒有使李林甫栽大跟頭,但卻使李林甫的聲望受到一定影響。
不久,楊國忠又抓住兩件事,使李林甫處於更不利地位。一是阿布思事件。阿布思本是突厥部落一個首領,歸降朝廷後,玄宗以厚禮相待,任命為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這時李林甫正兼任朔方節度使,阿布思是他的副手。不久,阿布思與玄宗的寵兒安祿山發生矛盾,阿布思唯恐受安祿山暗害,便率領部下掠奪大量庫藏財物,背叛朝廷,逃往漠北。這件事,使玄宗大為惱火。李林甫身兼朔方節度使,見勢不妙,引咎自責,請求辭去朔方節度使。楊國忠利用這件事,極力把李林甫牽連進去。
另一件事是邢糸宰事件。邢糸宰家住長安,因對朝廷不滿,準備反叛作亂。在事發的前兩天,有人告發了這一密謀。玄宗令戶部侍郎、禦史大夫、京兆尹王王景查辦此事。楊國忠認為王王景也一定參與密謀,並向玄宗稟報了這件事。
王王景與李林甫私交甚厚,李林甫曾推薦王王景為禦史大夫,因此王王景竭力為李林甫辯護。經過楊國忠審問,王王景還有其他罪行,玄宗決定賜王王景自盡。以上發生的兩個事件,都與李林甫有聯係,於是楊國忠就抓住這兩件事大作文章,向玄宗告發李林甫與王王景有異謀,與阿布思叛逃有牽連。使李林甫完全處於被動地位。
使李林甫更不利的是,從前宰相李希烈唯李林甫之命是從,現在他也起來反對李林甫,積極為楊國忠作證。陝西節度使哥舒翰,也為楊國忠告發李林甫作證。玄宗對長期寵信的李林甫這時雖然沒動聲色,但已疏遠了李林甫。從此,楊國忠威震朝廷內外,與李林甫成了不可同朝入事的仇敵。
李林甫雖然處於不利地位,但他畢竟是打擊、陷害政敵的老手,他正不聲不響地伺機而動。
天寶十一載(752)十月,位於現今雲南、貴州、四川南部的南詔國,不斷進犯大唐邊地,蜀人不堪其苦,請求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去蜀
159地坐鎮。李林甫得到這個消息,暗自高興,他認為把楊國忠趕出朝廷的機會到了。於是李林甫以關心蜀地安定為借口,上奏玄宗,請求派遣楊國忠去蜀地討伐南詔,安定民心。玄宗從其所請。
楊國忠何嚐不明白李林甫的用心,但又難於啟齒拒行,隻得勉強從命。在即將出發時,楊國忠兩眼含淚,向玄宗辭行,聲言自己必為李林甫所害。唐玄宗對楊國忠已寵信日深,為了應付李林甫,就對楊國忠說:你暫時到蜀地處理一下軍事,朕很快召你回來,回來後,就叫你做宰相。”楊國忠得到玄宗這一許諾,立即轉憂為喜。
李林甫見自己的權勢日益衰落,竟為楊國忠暗算,將來如何?實堪憂慮。因此,整天悶悶不樂。俗語說,積鬱成疾,李林甫果然一病不起,越來越嚴重。
策馬南行的楊國忠,前腳到了蜀地,玄宗就派宦官後腳趕上,立即召楊國忠返回朝廷。
楊國忠決定在回京的路上到昭應(今陝西臨潼)去看看憂病交加的李林甫,明為探病,實則看看李林甫還能活多久。李林甫見到這位政治對手,老淚縱橫,傷感至極。他對楊國忠說:我李林甫快要死了,你一定成為宰相,以後國家大事,就勞累你了。”楊國忠未料想李林甫竟口吐此言,心中一悸,汗流滿麵,連連推辭,說不敢當此大任。
天寶十一載(752)十一月,任相十八年的李林甫在無可奈何的哀鳴中死去。
在李林甫咽氣的那個月,玄宗即任楊國忠為宰相。
楊國忠做宰相後,餘恨未消。不但全部清洗了李林甫餘黨,而且慫恿玄宗削去李林甫官爵,凡李林甫子孫有官者,一律除名,沒收家產,流放南方。當時,李林甫親信及其黨羽被貶謫者有50餘人。不僅如此,楊國忠還剖開李林甫棺材,取出口中含的珍珠,脫去身上金紫葬衣,換上一個小棺材,以普通人儀式,重新埋葬了李林甫。
李林甫不但在活著時受楊國忠暗算,憂憤致死,死了以後,又受到楊國忠一番懲治,楊國忠可謂消恨務盡,生死不饒。
反戈一擊
暗箭傷人
在王安石主持下,變法運動頂住了來自各個方麵的進攻,短短兩年內1便60初有了成效,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變法力量內部的分裂導致了變法運動功虧一簣。
王安石第一次辭相時,推薦韓絳和呂惠卿出任宰相和參知政事,這二人因力主變法,被世人稱之為“傳法沙門”和“護法善神”。當時三司使曾布與呂惠卿不和,又看不慣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倚勢淩人,便
借市易法作文章。曾布(1036—1107)字子宣,建昌軍南豐(今屬江西)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的弟弟。嘉進士。神宗時初任集賢校理,是變法的積極分子和王安石的得力助手,與呂惠卿共同製訂了青苗、助役、保甲、農田水利等法令,後官至翰林學士、三司使。徽宗時,被任命為右仆射,獨當國政。王安石說過:開始變法時,眾人議論紛紛,左右搖擺,隻有曾布和呂惠卿堅定不移。”可恰恰就是這位堅定不移的曾布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當他得知神宗對市易法猶疑的態度後,借神宗令其調查市易法之機,以呂嘉問多收利息和市易司壟斷高旅、集市物品,賤買貴賣收取重利為理由,全麵否定市易法。曾布的反戈給變法活動帶來嚴重的損害,呂惠卿由此向神宗彈劾曾布阻擾新法,曾布和呂嘉問都被遷調出外。
呂惠卿(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嘉進士,曆任真州推官、集賢院校勘,才學為歐陽修、曾公亮等推重。他是變法的主要骨幹,王安石任相期間直接參與了新法的製定。熙寧七年(1074)他出任參知政事後,個人野心便逐漸顯露出來。他與韓絳不合作,每到神宗麵前就指責他人的過錯,對所有與自己有不同觀點的人大加排擠,連王安石的弟弟和故交也在其列;反之對自己的親信卻破格提拔。不僅滿朝文武,就連神宗也看出他忌能好勝不公。呂惠卿在培植個人勢力的同時,標新立異,推行的一些措施與王安石的變法宗旨發生衝突。他最初推行“給田募人充役”。作為免役法的補充辦法,遭到身居江寧的王安石的反對。熙寧七年他又推行“手實法”,引起民間的普遍不滿。呂惠卿的做法打亂了新法實施的步驟,為新法的執行設置了不應有的障礙。宰相韓絳乘機向神宗建議,恢複王安石宰相職位。熙寧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重登相位。
王安石複相後,重新重用一些被呂惠卿排擠出去的官員,廢止以田募役等做法。他本有心繼續依靠呂惠卿推行變法,但呂惠卿卻企圖取而代之。他在神宗麵前別有用心地說:王安石複相後,屢次稱病而不處理政務,將事情推給臣來處理,臣恐怕將來新法失敗,責任都要落到臣一人頭上。”他還在外邊散布謠言,說因為他和別人修改
161了王安石的《詩義》,引起他們關係的惡化,把王安石形容為心胸狹窄的人。其實在王安石看來,他們二人自同心而轉為異意完全是為了國事。呂惠卿的所做所為給了王安石以沉重的打擊,王安石歎息自己心智不足以識奸辨良,險些被身邊的人所害。神宗也看出此時的呂惠卿再也不會與王安石同心同德、共謀改革了。不久呂惠卿兄弟借富戶巨款,在蘇州購置大片田產一事暴露,神宗借此出呂惠卿知陳州。呂惠卿還不善罷甘休,他向神宗狀告王安石在私人書信中有“不使上知和不使同年知”這樣的話,意思是王安石欺君罔下。已經辭職退居江寧的王安石萬萬沒有想到呂惠卿發出的暗箭比反對派的明槍更歹毒,他悔恨用人之誤,常常寫下“福建子”三字,直言是呂惠卿誤了自己和改革的大業。
曾布和呂惠卿為達到個人目的,施展“反戈一擊,暗箭傷人”的權術,禍起蕭牆,從內部瓦解了改革的力量,其險惡、卑劣遠遠甚於改革的反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