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為紀念這位中國最早的飛行專家，廣東革命軍政府決定：“從優照少將陣亡例”給恤馮如，同時將他安葬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左側，讓這位身懷絕技的愛國科學家陪伴革命黨人的英靈。蔡東藩與《二十四史通俗演義》
蔡東藩，字椿春，浙江蕭山臨浦鎮人，出生於1887年，20歲前中秀才，清末以優貢生朝考入選，調遣江西省以知縣候補，到省不久，因不滿官場惡習而稱病歸裏。辛亥革命後，經好友邵希雍介紹，和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發生聯係，並開始為會文堂撰寫《中國曆代通俗演義》。1916年，他寫的《清史通俗演義》出版後，接著撰寫了《元史通俗演義》、《明史通俗演義》、《民國通俗演義》、《宋史通俗演義》、《唐史通俗演義》、《五代史通俗演義》、《南北史通俗演義》、《兩晉通俗演義》、《前漢通俗演義》，到1926年9月完成最後一部《後漢通俗演義》。
蔡東藩這部書，上起秦始皇，一直寫到1920年，共寫了2100餘年的曆史，全書1040回，500多萬字，均由會文堂書局陸續發行。到1935年，會文堂書局又將該書全部改印，冠以《中國曆代通俗演義》的總名稱，分裝44冊發行。
這部從秦朝寫到民國、係統完整、個人獨立完成的曆史演義書，的確是氣勢龐大、前無古人的創舉。此書發行後，深為廣大讀者歡迎，銷行量很大，在全國廣為風行。
1927年，蔡東藩因病回家，病愈後，他曾在臨浦小學任語文教師。抗日戰爭開始後，臨浦淪陷，蔡東藩離鄉背井，輾轉避難。1945年3月，他滿懷國恨家仇與世長辭，終年68歲。
清末民初，正是國事維艱，風雨飄搖的曆史大變革時代，許多知識分子力圖通過通俗演義小說的形式，利用中國曆史上救亡圖存的事跡，來激勵國民的愛國熱情。《中國曆代通俗演義》作為蔡東藩第一部，也是最具規模、最有影響的曆史演義，就是在這種“演義救國”的思潮影響下寫成的。
蔡東藩繼承並發展了中國近代吳研人等關於撰寫演義體史書的理論，即把握曆史真實，以通俗易懂的筆法表現出來，他擔心讀者虛實難辨，誤虛為實，接受不正確的曆史知識，因此，他常在正文或批注中作出簡明的批斥，做好交待。在求真的基礎上，蔡東藩兼采曆史小說“文以載事，即以道情”的特點，做到“悟惟以給”，即通過俗而易懂、生動感人的筆法，再現曆史的真實。
作為一位強烈的愛國者和熱愛民主的知識分子，《中國曆代通俗演義》還表達了蔡東藩提倡民主共和、反對專製複辟，痛斥賣國求榮、謳歌五四愛國運動的進步思想。在《民國通俗演義》中，他譴責袁世凱稱帝複辟的醜行，熱情讚頌《臨時約法》，他憤慨北洋政府的賣國求榮，積極支持愛國民主運動。字裏行間透出一腔愛國憂民之心，令讀者敬佩不已。
《中國曆代通俗演義》雖然對曆史上的勞苦大眾不乏同情之筆，但由於蔡東藩畢竟是資產階級文史學家，出於階級的偏見和時代的局限，他對農民起義或少數民族運動，都有不少顛倒是非、橫加誣蔑之詞；由於受封建史學正史紀傳體和斷代史史法的影響，這部著作對社會經濟情況的變動較少涉及，而過分渲染了帝王將相等統治階級內部篡竊亂政、王朝遞變、社會戰亂乃至宮闈秘聞之事。
盡管如此，《中國曆代通俗演義》無疑是埋頭苦幹的老教育家、醫生、曆史學家與演義作家蔡東藩對祖國文化所作的驚人貢獻。他本人雖然飽受書商的剝削與冷遇，備嚐坎坷，但這部書在中國近代曆史知識的傳播上，影響深遠，起到了正史“廿四史”所不能替代的獨特作用。陳獨秀與《新青年》雜誌
《新青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報刊之一，它從1915年創辦到1926年停刊，曆經十年，始終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新思想宣傳的主要陣地。作為其創辦者和主要撰稿人的陳獨秀，也因此聲譽鵲起，成為近代史上風雲一時的人物。
陳獨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懷寧人，早年曾經留學日本。1915年9月，他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自任主編。1917年，陳獨秀應蔡元培之聘，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遷往北京，並得以擴大。李大釗、魯迅、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沈尹默等先後成為《新青年》的編輯或主要撰稿人，陳獨秀仍擔任主編，因此早期的《新青年》主要反映了陳獨秀當時的認識和觀點。
《新青年》創刊伊始就揭起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向封建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發起猛攻。在創刊號上，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倫理民主和用科學與理性製定事物的主張，號召青年人“戰勝惡社會，而不可為惡社會所征服”，成為《新青年》上第一篇綱領性文章。他大張旗鼓地宣傳民主和科學，這是陳獨秀的一大貢獻。
《新青年》創刊前後，腐朽的封建文學和僵化的文言文仍然統治著中國文學界，嚴重阻礙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自1917年2月起，《新青年》又提出了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口號，從而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陳獨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號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旗幟鮮明地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篇文章成為文學革命的真正宣言書，此後，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相繼響應，而魯迅則更以其文學創作表現了文學革命的最高成就。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一翼，它倡導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和“寫實文學”，為中國新文學的誕生奠定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