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析]
彭玉麟在篇中雖是用宋明理學家的那一套封建說教論述“靜”的好處，但就“靜”字本身的意義來說，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借鑒吸取其合理的成分。
文見其人，字亦見其人
[原文]
北窗潑墨數卷[1]，似從廟碑脫胎，字體卓然可觀，唯氣未尚貫。結體之際，惜不能字字一律，或左欹[2]，或右欹，肥瘦不等，均是病處。望汝以後下筆須字字始終如一，無懈可擊，乃成格局，乃成體段。此亦關係人之品德。字端行整，必為謹嚴之士。字欹行斜，必為粗疏之子[3]。有字怪誕而人詭奇者矣[4]，有字渾厚而人載福者矣。取譬雖似穿鑿[5]，然而靜觀默察，確有其事其境，汝其識之！
——節錄自《清代四名人家書》
[注釋]
[1]北窗：指唐代書法家李邕。潑墨：此指寫字。
[2]欹：傾斜。
[3]粗疏：不細心；馬虎。
[4]怪誕：奇異；古怪。詭奇：奸滑奇異。
[5]穿鑿：牽強附會。
[譯文]
唐代書法家李邕寫字數卷，好像是從廟碑中孕育變化而來，字體獨特耐看，隻是其氣尚未貫通。安排字的結構的時候，可惜不能字字一律，或者往左邊傾斜，或者往右邊傾斜，肥瘦大小不能均等，都是他的毛病所在。希望你以後下筆必須做到字字始終如一，無懈可擊，才能形成一定的格局，才能形成自己的風格個性。這也關係到一個人的品德如何。如果字體端正工整，必定是一個謹慎嚴肅的人。如果字體傾斜不正，必定是一個不細心的人。自古以來，就有字體古怪而人奸滑的，有字體渾厚而人有福氣的。打這個比方似乎有點牽強附會，然而仔細觀察，確有其事其境，你應當認識到這一點。
[評析]
彭玉麟在這裏所闡述的，實際上是說思想與學術都要達到一定境界才能兩相結合，自成一體。
要達上智則須痛下一番苦功
[原文]
夫子有言[1]：“上智與下愚不移。”凡事皆然。前喻字體，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拙如薑芽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資，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2]，則家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3]，則眾皆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圍棋亦然，打仗亦然。故在上必以身作則，身似碑帖，人則臨寫者也；身似棋譜，人則博弈者也；身似古文，人則雒誦者也[4]；身如利器，人則揮舞者也。作則有未善，下焉者未可與語也。作則而確為良碑帖、良棋譜、良古文、良利器，而有臨寫不工、博弈不佳、雒誦不熟、揮舞不精者，此猶非朽木之不可雕，乃乏良教者以導之也。汝非下愚，浸矜上智，還須下—番苦工也。
——節錄自《清代四名人家書》
[注釋]
[1]夫子：指儒家學說創始人孔丘。
[2]鍾：指三國時書法家鍾繇。王：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
[3]蘇：指北宋書法家蘇軾。米：指宋代書法家米芾。
[4]雒誦：反複誦讀。
[譯文]
孔夫子說過：“極智慧聰明的人與極愚蠢的人是不會改變的。”一切事物都是這樣。前次教你字體之法，天生筆姿秀麗挺拔的人，就是極智慧聰明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學習而仍笨拙如薑芽的人，就是愚蠢的人。除了極聰明和極愚蠢的人外，一般人的智力都差不多，那就要看施教的人下的工夫如何了。施教的人是鍾繇、王羲之那樣的人，大家就會學習他們了。施教的人是蘇軾、米芾那樣的人，大家就都學習他們了。由此推及到作文、圍棋也是這樣，打仗也是這樣。所以，教的人必須做到以身作則，自身好像碑帖一樣，別人就會照著去臨寫；自身好像棋譜一樣，別人就會照著去下棋；自身好像古文一樣，別人就會照著去反複誦讀；如果自身像鋒利的兵器，別人就會學著舞刀弄槍。如果以身作則的人有不好的地方，那麼智力低下的人就談不上學什麼了。如果以身作則的人的確能做到像好的碑帖、好的棋譜、好的古文、好的利器一樣，即使別人在模仿你時存在著臨寫不工、博弈不佳、誦讀不熟、揮舞不精的問題，那麼這樣的人還不是屬於朽木不可雕的人，隻是缺乏優良的施教者對他們加以耐心細致的引導而已。你不是最愚蠢的人，但要達到最聰明的人的境界，還須下一番苦功才行。
[評析]
彭玉麟在篇中深入淺出地闡述了“上智”與“下愚”的辯證關係。認為普通人要想成為“上智”，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還需有良好的榜樣。
這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曾國荃家訓
[撰主簡介]
曾國荃（1824—1890），字沅甫，號叔純。湖南湘鄉人。清鹹豐六年（公元1856年）率湘軍數千人赴援江西吉安與太平軍為敵。八年（公元1858年）擢知府，次年升道員。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授浙江按察使，次年升浙江巡撫。三年（公元1864年）率湘軍精銳攻陷南京，旋以病開缺回籍。五年（公元1866年）調任湖北巡撫，幫辦軍務，鎮壓撚軍，次年稱病退職。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任陝西巡撫，遷河東河道總督。七年（公元1881年）升陝甘總督，複乞病歸鄉。次年，署理兩廣總督。十年（公元1884年）春，署禮部尚書，調署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不久實授。曾國荃因受其兄曾國藩的影響，對家庭教育亦頗為重視。
避居鄉裏可免子孫沾染不良習氣
[原文]
若議及久遠，安居則又以僻鄉為長策。一則可杜萬世子孫市井之習[1]，一則仰體先人存日不忍輕去梓鄉之意[2]。想吾侄兄弟與四叔麵議之時，必以此論為然。近省垣覓地比衡湘山中更難，過於近四達之衢則難期五患之免[3]。餘提兵三千餘裏，每見近域名墓突被驚擾罹難者多矣，非當孔道者晏然無恐[4]，此層亦不可不先慮及。
——節錄自《曾國荃全集》
[注釋]
[1]市井：古代指做買賣的地方。亦用來稱商賈。
[2]仰體：敬慕體察。梓鄉：故鄉。
[3]衙：大路。五患：指對財、色、名、飲食、睡眠這五種欲望的追求。
[4]孔道：通道。晏然：平安的樣子。
[譯文]
如果議及久遠之計，居家又以在偏僻鄉村為上策。一方麵可以杜絕子孫沾染市井小人之惡習，一方麵可以敬慕體察先人在生之日不忍輕易離開故鄉的心願。我想侄兒你們兩兄弟與你們的四叔當麵商議這個問題時，必定會讚同我的看法。近來省城覓尋地盤比我們家鄉衡湘山中更難，過於接近四通八達之交通要道則難以避免財、色、名、飲食、睡眠這五種欲望對子孫後代的影響和危害。我帶兵行軍三千餘裏，常常見到鄰近要道的名墓突遭驚擾破壞的很多，不占著交通要道的則平安無事，這一層也不可不預先考慮一下。
[評析]
曾國荃在其兄曾國藩去世後不久，即寫信給曾紀澤、曾紀鴻兩個侄兒，主張為後世子孫的成長著想，還是久居湘鄉老家為妙。因為在鬧市區安居，既有違先人“不忍輕去梓鄉”之意，又對子孫成才不利。
居官辦事宜有廣闊胸襟
[原文]
山中淡泊滋味，愈嚐之久則愈深，以長不至其境不知也。十年前，餘第知“實”字[1]、“勤”字為持身涉世之要道。同治元年起[2]，餘即悟出“閑”字、“空”字之妙義，故能得大寵大辱置之度外，所以舉世非之而不顧，亦能視舉世摧之而於我無與也。居官辦事，亦不可不存此胸襟。
——節錄自《曾國荃全集》
[注釋]
[1]餘：指曾國荃自己。第：隻。
[2]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
[譯文]
我辭職回到家鄉享受淡泊寧靜的生活，時間越久越覺得感悟很深，這是從前長時間不臨其境而感覺不到的。十年前，我隻知道“實”字和“勤”字是一個人立身處世最主要的道理。同治元年起，我即悟出“閑”字和“空”字的妙義所在，所以能夠做到對大恩寵大侮辱均置之度外，能夠做到麵對鋪天蓋地的非議而不在乎，也能夠將各方打擊和摧折我的行為看做與我沒有什麼關係。我認為，一個人在做官處事之時，也不可不存有這種廣闊自然的胸懷。
[評析]
曾國荃在給侄兒曾紀澤寫這封家書時，因湘軍攻占南京、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之後受朝野多方輿論攻擊而不得不辭官退居家鄉已有數年。他在篇中告誡曾紀澤等，一個人應當具有將榮辱得失置之度外的博大胸懷，居家養生如此，做官處事更應如此。
家庭極盛之後尤需謹守“持盈保泰之道”
[原文]
吾與賢昆弟皆承家庭極盛之後[1]，全賴心中有持盈保泰之道，方可以繼淵源，不特一舉一動不可絲毫錯誤，即一話一言亦要想量周到。至於骨肉兄弟之間，尤宜相親相愛，相忍相讓，方不至為旁人之言所惑[2]。子猶侄也[3]，侄猶子也，同是父母同氣連枝而來也，不必有區別之見耳[4]。……兄弟群相師法，鹹趨於有體有用[5]、經文緯武之大業。然吾想下手工夫補其所不及，則在於每日操習十八段工夫二次[6]，自然可以斂精神於渾厚之中[7]，指考校於毫厘之際，蓄其分用於微眇者[8]，以儲為邱山之用[9]。不特補救於國家者為大且遠，即一身之淵涵淳注[10]，根於無極之靜，受福為無窮矣。
栗[11]、紀瑞亦於坐靜精細之地[12]，性最相近，而於動處，手舞足蹈，乘斯二者尚少工夫[13]。吾亦願其均習此工課，惟望吾侄效聖人教訓子由子為政之先之勞之，以身作則，則諸弟無不師法成效，後輩取法前輩，實為一門久遠之福，而吾道益光矣[14]。
餘於書理最淺，而於造化盈虛消息、日用常行人情世故、國家治忽機關，晤之已久，參透最深。望侄俯如所囑為要。即候滿門均佳[15]。
[注釋]
[1]昆弟：指曾紀澤兄弟。
[2]方：才；於是。
[3]猶：如同；好像。
[4]耳：罷了。
[5]鹹：都。
[6]十八段工夫：泛指各種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方式方法。
[7]斂：約束；停止。
[8]眇：細小；微末。
[9]邱山：“邱”同“丘”。邱山：喻指大事業。
[10]淳注：淳厚集中，質樸專注。
[11]栗：指曾紀澤的弟弟曾紀鴻。
[12]紀瑞：曾國荃長子。
[13]斯：此；之。
[14]光：光彩；榮耀。
[15]滿門：指曾氏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