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鄭觀應等主張君主立憲
中法戰爭以後，洋務活動初步破產，人們對洋務活動產生懷疑，要尋找新的出路。這時具有這種維新思想的人增多了，這些人不少是中小官僚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還有投資新式企業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批評洋務活動，不滿意清政府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並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
這個時期維新派代表人物有鄭觀應(著有《盛世危言》)、陳虯(著有《救時要議》、《經世博議》)、陳熾(著有《庸書》)、何啟、胡禮垣(合著《新政真詮》)，他們的思想傾向是一致的，限於篇幅不能一一敘述，這裏僅介紹比較完整的鄭觀應思想，以見一斑。
鄭觀應(1842—1921年)，廣東香山縣人，“庚申(1860年)之變，目擊時艱，遂棄舉業，學西人語言文學，隱於商。”任過英人寶順及太古輪船公司買辦，後來又與洋人創辦公正輪船公司及各口攬載行，還協助過李鴻章辦理輪船招商局事務，所以他對西方政教和洋務活動得失有自己的看法。鄭觀應“涉重洋，日與彼都人士交接，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貨暢其流。”隨後他又引用張樹聲對洋務活動的批評，進一步表達自己對洋務的看法和自己的政治見解。“善夫張靖達公雲，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亦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移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鐵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他批評洋務派對西方學習“遺其體而求其用”，主張在中國實行議院政治。
鄭觀應還進一步談到實行議院政治的必要性，“苟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設立議院始矣。”
鄭觀應批評美法等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議院，“或民權過重”，“或不免有叫囂之風”，而“適中經久者，則莫如英、德兩國議院之製”；他認為“君主者權偏於上，民主者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他熱衷於英德兩國那樣的君主立憲政治，想在封建地主階級政權的基礎上，來謀求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妥協，企圖不經過革命流血的鬥爭，使紳商們獲得一定的政治權利。這種主張卻不自覺的反映資產階級要求有限度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在融解封建專製主義的冰層這一點上自有它的進步意義。但是，君主立憲政體主張，還是要維護清朝的統治。
在經濟上，鄭觀應提出“欲製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的主張，建議清廷設立商部，南北洋分設商務局，各地設立商會，習商戰，獎勵出口，實行保護本國工商業的關稅政策；他後來反對“官督商辦”，“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要求清廷準許民間或自辦，或集股興辦鐵路、輪舟、開礦、種植、紡織等企業；他還建議清廷派人出國考察樹藝、農桑、養蠶、牧畜、機器耕種等，回國後改進農副業生產。這些無疑是有利於發展民族工商業的。
在外交上，鄭觀應主張依照國際公法，將中國與帝國主義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有關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片麵最惠國待遇等規定進行修改，或廢除，以達到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使中國資本主義獲得自由發展的目的。
在文化教育上，鄭觀應認為八股試貼不切時用，使人“汩沒性靈，虛費時日，率天下而入於無用之地”，希望代之以格致科學。他建議清廷實行武科、文科並舉，另立一科專試西學；於州縣設立小學，省會設立中學，京師設立大學，翻譯西方各國有用書籍，“頒行天下各書院，俾人人得而學之。”這些主張有利於培養人才，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參加政權。
鄭觀應的維新思想較馬建忠維新思想完整、係統化，特別是有關議院政治問題，馬建忠看到西方議院政治優於君主專製製度，但他缺乏實行議院政治的強烈要求；而鄭觀應基於本身階級立場，對西方各國議院政治有區別比較，認為英、德君主立憲政體較好，故希望中國實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政體。這一變化與國內資本主義發展和階級力量對比有關係。中法戰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了一定的發展，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政權的要求。雖然洋務運動開始破產，但封建統治階級中又分化出來一批人繼續搞洋務運動。而在這時張樹聲提出“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向西方學習的建議。鄭觀應提出“君民共主”問題，比他明確得多。
鄭觀應的維新思想中仍然含有對封建統治者、帝國主義的依賴和幻想成分。如發展商務和進行商戰依靠官權的護持。又如對帝國主義認識不足，幻想得到某些帝國主義支持。
康有為的“公車上書”
19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七、八十年代以來在少數先進知識分子中流傳著的改良主義思想，在這時逐漸形成了一股改良主義思潮。當時，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看到洋務運動的弊病，感到封建政權的腐朽，因而主張學習西方資本主義，進行社會改革。他們從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借取了進化論等思想武器，猛烈抨擊“恪守祖訓”的封建頑固派，也嚴厲批判了隻主張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皮毛而反對學習西方政治製度的洋務派，大力宣傳隻有變地主階級之法，維資產階級之新，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才能使國家富強起來，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機。在他們的宣傳鼓動下，這種改良主義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吸引了許多愛國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頑固派和洋務派反對革新、賣國投降的反動嘴臉，舉起了“變法維新”的旗幟，向封建製度展開了進攻，並在1898年發展成為有理論、有綱領的救亡愛國的政治運動。因為1898年是中國農曆戊戌年，所以又稱之為戊戌變法或戊戌維新。康有為就是這次政治運動的主要領導者。
康有為(1858—1927年)，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出身“三世之為士”的沒落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受過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青年時代去過北京、上海等地，瀏覽外國書報的譯本。他從中國早期改良主義者和外國傳教士的譯著中，接觸了不少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認識到中國封建社會的落後。中法戰爭的失敗，更給他以強烈刺激，由對傳統的封建學術、思想發生懷疑，苦悶彷徨，逐漸轉到“講求西學”和要求改革現狀方麵來。1888年，他參加順天府鄉試，沒有錄取。他寫了一封五千字的上皇帝書，向清朝封建統治者大聲疾呼：“強鄰四逼於外，奸民蓄亂於內，一旦有變，其何以支?”他詳細陳述了中國變法圖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指出如果繼續因循守舊，不但沙俄等列強會步步進逼，而且象太平天國那樣的革命將會再次爆發，要求皇帝趕緊“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危局。這次上書雖然還沒有涉及到變法的具體方案，但對變法前途卻充滿了信心。他強調中國如果真能變法維新，十年之內“富強可致”，三十年即可“雪恥”。這是康有為把醞釀已久的變法思想，變為正式建議的開端。
這封上皇帝書，由於頑固派的阻撓沒有遞上去，但卻在一些具有維新思想的愛國人士中輾轉傳誦，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康有為也因這次上書漸漸有了名氣。他於1891年回到廣東，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學館，招收學生講學，培養維新骨幹。梁啟超、陳千秋、麥孟華、徐勤等人，就在這時拜康有為為師，後來成為變法維新運動的骨幹力量。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學的同時，先後寫成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兩部著作，提出了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
《新學偽經考》於1891年刊行。在這部著作裏，康有為把西漢以來曆代皇帝奉為經典的古文經書《周禮》、《詩經》、《書經》、《左傳》等，統統宣布為“偽經”，說這些書是劉歆為幫助王莽篡奪漢朝政權、建立新朝而偽造的，不是孔子的真經。康有為的這些論述雖然並不符合曆史事實，但是它引導知識分子去懷疑曾被統治階級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古文“經典”，抨擊了“恪守祖訓”的頑固守舊思想。康有為的言行引起頑固派的痛恨。他們攻擊《新學偽經考》“使五經去其四”，使學者幾乎無可讀之書。該書於1894年被給事中餘聯沅參劾毀版。康有為又寫了《孔子改製考》一書，著重宣傳了他的托古改製的思想。他說孔子的《六經》是孔子為了改變當時的社會狀況，把自己的主張假托古聖王的言論寫出來的。康有為打著孔子的旗幟，力圖表明自己所提出的變法維新主張是合乎先王之道的。但“托古改製”說同樣觸犯了封建勢力。頑固派攻擊康有為表麵推崇孔教，實則自申其改製主義，咒罵他“滅聖經”、“亂成憲”，要求毀他的書，殺他的頭。
康有為這時還寫了《人類公理》，就是後來《大同書》的初稿。這部書在戊戌變法時期並沒有公開發表，但輾轉傳抄，影響同樣很大。康有為在這部書裏，描繪出一幅“無私產，無階級，無家族，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然而，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康有為隻是幻想通過改良主義道路來調和階級矛盾，讓各階級不經過革命流血而攜手走向“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這當然是辦不到的。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的問世，對當時思想界震動很大。梁啟超曾說：如果把《新學偽經考》比為“思想界之一大颶風”，那麼《孔子改製考》便如同“火山噴火”。康有為就是通過這兩部書，用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天賦人權和自由平等的學說作武器，有力地衝擊了頑固守舊勢力，奠定了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變法維新的理論基礎，成為當時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中國人之一。從此，康有為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比較開明的封建士大夫中贏得了越來越高的聲望，變法維新的宣傳和組織活動也迅速展開。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聯合應試舉人給光緒皇帝上書請願。漢朝時用地方舉孝廉的辦法征用士人，凡被舉孝，政府用公車接送入京，後人用“公車”作為入京應試舉人的代稱。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得知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義憤填膺。康有為發動廣東、湖南舉人簽名，於3月28日呈上一封《上皇帝書》，表示堅決反對簽約。接著18省舉人在鬆筠庵集會，決定聯名上書皇帝，推康有為代為起草。康有為連夜起草了一份萬餘言的上皇帝書。各省舉人六百多名在萬言書上簽名通過。在這份上書中，康有為以極其悲憤的心情，痛陳《馬關條約》的嚴重危害，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前三項為“權宜應敵之謀，非立國自強之策”，而變通舊法，才是“自強之策”，於是提出富國之法、養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項變法主張。又建議裁撤冗員，緊縮機構，澄清吏治，改革官製。於每十萬戶舉出“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為‘議郎’供皇帝谘詢”、“並準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於太和門”，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可繼續任用。總之，上書的內容既包括了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也包括了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要求。這次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未達光緒皇帝手中，但其全文已輾轉傳誦，風行一時，上海、廣州等地還特地為此刊印《公車上書記》，廣事宣傳。各省舉人回到本省，也多少傳播了這種言論，從而擴大了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要求變法的呼聲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