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81年，黃佐卿在上海設立公和永繅絲廠，共投資本十萬兩，投絲車一百部，次年投產。開始數年，營業不佳。公元1887年後，生產逐漸發展，絲車增至九百部。此後，上海繅絲業日益興起，至公元1894年已有絲廠五家，其中最大的坤記絲廠資本達到二十萬兩。
公元1882年，徐鴻複、徐潤等在上海設立同文書局，購置石印機二十台，雇用職工五百人，先後翻印《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等重要古籍。公元1893年，該局不幸失火，損失頗重，但因事先投了火災保險，得到賠償，倉庫、宿舍亦未殃及。後來由於積壓資金過多，遂於公元1893年停辦。
公元1886年，官紳楊宗濂、買辦吳懋鼎、淮軍將領周盛波等在天津合資設立“自來火公司”(火柴廠)，資本一萬八千兩。公元1891年投產不久，即發生火災，廠房被焚。後來又公開招股，資本增至四萬五千兩，由吳懋鼎任總辦，聘請英、俄商人購辦機器，並幫同管理帳目，但洋商不參股。火柴多行銷於河南等地。
公元1890年，上海商人設立燮昌火柴公司，資本五萬兩，生產木梗火柴，所需化學原料從歐洲購買，木梗、箱材等使用日貨，每日生產硫磺火柴二十餘箱，但質量較差。產品多銷售於江西、安徽等內地省份。
此外，在上海、廣州、北京等地還有少數小規模的商辦企業，有些忽開忽停，舉步艱難。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曆時二十多年，在中國出現的近代商辦企業，可說是小農經濟與家庭手工業經濟汪洋大海中的若幹小島，不但進程緩慢，而且投資和規模很小，設備簡陋，技術落後，產品也主要是日用輕工業商品。但它們畢竟是近代中國第一批民族資本主義工業。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困難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是在極其困難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產生的。當時外國資本主義勢力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開辟了多處通商口岸，操縱了中國的海關，降低中國進出口稅率，控製了中國沿海和內河航運，把中國變成了它們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外國資本主義不但不能促進和支持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而憑藉種種特權限製和打擊這種發展。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無論在產品銷售或原料收購方麵，都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而經常麵臨巨大困難，當這些初生企業的產品出現於市場的時候，外國侵略勢力不惜采取降價傾銷的辦法，予以打擊。中國企業所需的原料，也受到外國洋行搶購的威脅。外國洋行通過中國買辦商人，在原料產地廣設采購站，力量薄弱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無法與之競爭。
中國資本主義企業不僅要遭受外國經濟勢力，經濟特權的打擊，還受到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製和摧殘。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商辦企業始終沒有取得清政府的正式承認，在設廠、經營和產品銷售方麵，沒有任何法律的保障，完全聽任地方官吏隨意處置擺布。例如，公元1881年南海知縣徐賡陛以繼昌隆絲廠“專利病民”、“奪人生業”、“男女(工人)混雜，易生瓜李之嫌”為由，下令予以封閉，該廠被迫遷往澳門。直到徐賡陛調離後，才又遷回南海。又如公元1893午武舉出身的李福明在北京東便門設立機器磨坊，被清朝官吏視為“不安本分”的”刁商”，“經都察院奏準，飭令撤去”。而許多地方官吏，還對商辦企業橫征暴斂，敲詐勒索，大大加重了這些企業的負擔。
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困扼之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舉步維艱，困難重重。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曆史條件極大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小說界革命
公元1896年，梁啟超在他著名的《變法通議》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革新小說的主張。他認為通過提倡革新小說內容可以發揮小說的社會教育作用。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他為(蒙學報》、《演義報》作序，又從外國小說中意識到小說的社會政治作用，認為小說是救國的最有效的工具。一改過去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改變了中國文學諸品種之間的結構關係。
戊戌政變之後，梁啟超逃亡日本。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10月創刊《清議報》，在該報“規例”中，梁啟超第一次提出“政治小說”這一新的概念，並親自翻譯日本柴四郎的小說《佳人奇遇》，標以“政治小說”加以刊布。11月在《清議報》上發表小說論文《譯印政治小說序》，這是他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前奏。文章進一步強調小說與政治的密切關係，認為小說應成為推動政治進步的重要手段，自覺地把革新小說與政治鬥爭有機地聯係在一起。
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在《新民叢報》創刊號上，梁啟超發表了兩篇未完劇作(《劫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進一步闡明創作小說戲曲的目的，務在“振國民精神”。經過這長期的理論醞釀和創作實踐，於是年冬，在他主編的《新小說》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小說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正式開始鼓吹提倡小說界革命。這篇文章就是他發起小說界革命的正式宣言。
文章高呼“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抓此關鍵，就能無往而不立，所以“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他視“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認為小說既有“啟迪民智”的知識意義，又有改造人類靈魂的作用。梁啟超還針對中國的小說現狀和社會現狀，抨擊了舊小說和當時的小說創作。他認為當時社會上存在很多腐朽思想和黑暗現象，都是受舊小說影響的結果，即舊小說的不良影響是“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他批判了正統派文人不重視小說的錯誤觀點，鼓動把小說的創作權從“華士坊賈”的手中拿過來，創作新小說，以達其為改良主義政治服務的目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從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觀點出發，對小說的社會作用、文學地位、藝術特點等都作了較係統地論述，提出了小說必須革新的強烈要求。
小說界革命的號召提出後，立即在文壇上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掀起了一個規模大、聲勢強的小說改良運動。再加上當時印刷新聞事業的發展，使其傳播更容易而且廣泛。自此，一向受歧視的小說在清末升價十倍，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麵。首先，以刊登小說為主的小說雜誌，自《新小說》後大量出現，為新小說建立了陣地；小說家和新小說作品如雨後春筍。當時最有名的小說家均辦有雜誌。如李伯之的《繡像小說半月刊》，吳研人的《月月小說》，曾仆的《小說林》等。小說內容從封建思想束縛下擺脫出來，而以改良群治為主旨。新小說以壓倒優勢取代了才子佳人、狹邪小說等舊小說的統治地位。新創小說和新譯小說以其嶄新的內容強烈地吸引著讀者，風行於社會。其次，隨著新小說創作的繁榮，在小說理論批評、考證、研究方麵，也有了空前的發展而極盡一時之盛。第三，由於對小說作用的強調和小說與政治密切關係的認識，則大大提高了小說的地位。小說界革命還有力地促進了清末文學通俗化運動的發展，推動了文言小說向白話小說過渡的進程。總之，小說界革命給文壇帶來的積極影響和梁啟超所做出的貢獻，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比如在偏重小說的內容時卻忽視了小說的藝術性，使許多作品流於政治說教。另外，他們也過分誇大了小說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說小說是“國民之魂”。這種小說至上觀貶低了政治鬥爭的意義。第三，他片麵誇大中國傳統小說的消極作用，而一概加以否定，帶有民族虛無主義色彩。
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二十世紀初葉的十年間，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一批作家企圖通過揭露政治腐敗，譴責現實黑暗，提倡社會改良，以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他們多以報刊雜誌為基地，創作出大量的暴露性小說，以區別於優秀的諷刺小說，魯迅根據其內容特點，名之為“譴責小說”，並舉例稱其中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四部作品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官場現形記》六十回，作者李伯元(公元1867年～1907年)，名寶嘉，江蘇武進人。該書由許多短篇故事集納而成，以揭露清末官場的黑暗腐敗為主旨，用諷刺與誇張的漫畫化筆調，描繪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僚群像，演述了清代官吏“迎合，鑽營，蒙混，羅掘，傾軋”的種種故事。為了升官發財，上至軍機大臣，下至州縣雜役，無不暗使機關，甚至明火執仗。儒家的綱常名教，所謂的“為民做主”的做官之道，不過是他們升官發財的“敲門磚”和遮羞布。小說中所描寫的官吏，或愛錢如命，或魚肉百姓，心狠手辣；而對洋人卻奴顏婢膝，醜態百出。作者從改良主義的立場出發，“歸罪於官聲”，寄希望於整肅，沒有也不可能徹底批判揭露封建製度的弊端，集中活畫出一幅晚清官場的百醜圖，使人們可以從中領悟了解清末的官場形象。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百零八回，作者吳研人(公元1866年～1910年)，名沃堯，號我佛山人，廣東南海人。小說帶有自傳性質。敘寫署名“九死一生”的“我”在清帝國這個鬼域世界裏二十年來所見所聞的種種怪現狀，揭示出官場的墮落、商場與洋場的肮髒、封建道德的淪喪、社會風氣的極度敗壞，繪聲繪色地描畫了一幅帝國行將崩潰的廣闊社會圖卷。其中貫串了近二百個小故事和繁多的人物，涉及麵廣，反映了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戰爭後到二十世紀初期的現實生活。該書暴露的重點仍是官場，摹畫“洋場才子”的醜態甚為逼真；同時，書中也寄寓了作者慨歎現實的感傷情懷。此書在當時影響很大，以至“婦孺能道之”。
《老殘遊記》二十回，最初發表於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作者劉鶚(公元1857年~1909年)，字鐵雲，江蘇丹徒人。該書署名洪都百煉生作。小說描寫一個名鐵英號老殘的江湖醫生在遊曆途中的所見、所聞、所為，比較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清末的某些社會現實。通過對玉賢、剛弼兩個酷吏所施暴政的描寫，揭露、批判了封建社會中為人們稱頌的所謂“清官”犯下的罪惡，給人以振聾發聵之感。作者站在洋務派的立場，將社會弊病歸罪於國家缺少航行的“羅盤”，而認為“駕駛”航船的人(暗指清廷統治集團)並沒有錯。作者主張辦洋務，向西方學習，以此來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第一回的隱喻式描寫即是表達這種政治見解。該書在藝術上曆來為人稱道。一些片段繪景狀物傳神入化，如詩如畫，意境盎然，大大提高了這部小說的吸引力。
《孽海花》三十五回。作者曾樸(公元1871年～公元1935年)，字孟樸，江蘇常熟人。該書成書過程比較複雜，前後經二十多年艱苦創作始成。小說的前十回發表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最後一回發表於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小說以金雯青和傅彩雲的故事為主要線索，串連起封建官僚、文人、名士的許多瑣聞軼事，展示了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戰爭失敗這三十年間的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生活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書中絕大多數人物有所影射(如金雯青影射洪鈞，傅彩雲影射賽金花)，並直接描寫了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肯定並宣揚了“天賦人權，萬物平等”的民主主義啟蒙思想。缺點在於這本書中存在一些缺少批判的軼聞豔情的描寫。該書出版後風靡一時，兩三年間再版十五次，行銷不下五萬部。其評論、考證，續作紛紛出現，影響頗大。
以上四大譴責小說代表了晚清譴責小說的總體特征。其共同點是：暴露社會弊病，提倡改良主義；而又往往張大其詞，極度誇張，“辭氣浮露，筆無藏鋒”，未能達到優秀諷刺小說《儒林外史》那種“秉持公心”、“旨微而語婉”的藝術境界。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恰如其分。譴責小說是清末小說中的主流。但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這類小說漸漸失去其曾有的一點思想光彩，演變為專以“揭陰私、翻底細”為指歸的“黑幕小說”，甚至成為專門詆毀私敵的“謗書”和介紹作惡手段的“犯罪教科書”。
京師同文館
鹹豐十年(公元1861年)，清政府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負責對外事務。次年，鹹豐皇帝應總理衙門大臣奕沂的奏請，設立京師同文館，作為附屬於總理衙門的一所外國語學校，培養對外人員。公元1862年，京師同文館在北京正式開辦，最初設英文、法文、俄文三館，隻招收十四歲以下的八旗子弟，公元1866年，總理衙門又奏請皇帝，要增設天文、算學科目，聘請洋人來教習，於是陸續增設了算學(包括天文)、化學、格致(包括辦學、水學、聲學、氣學、火學、光學、電學)、醫學四館。錄取學生的方法也相應變動。規定由京內外各衙門保舉三十歲以下的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檢討及五品以下由進士出身的官員，或舉人，貢士等未仕人員，最後由總理衙門考取入學。學生的生活待遇從優，先是每月每人給膏火銀三兩，後改為每人每月薪水銀十兩，並供給飯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