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辛醜條約》的簽訂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四日，八國聯軍占據北京後，他們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形成英、俄兩國爭霸中國的局麵。沙俄為求得清政府對它獨占東北的承認，首先表示“認皇太後為合例”政府，李鴻章為議和全權代表，主張各國軍隊撤出北京，開始議和。沙俄獨占東北的陰謀，遭到各國的反對。英國不承認李鴻章為議和代表，反對聯軍從北京撤退，聲稱要等“中國立有合例政府才可開議”。德國在聯軍占據北京後繼續調兵，企圖以武力攻占煙台，進而搶占山東全省，並提出懲辦西太後，用以恫嚇清政府，以攫取更大的利益。日本是後起的強國，侵略中國時派兵最多，他與俄國爭奪中國東北有矛盾，所以支持英國的主張。法國企圖吞並雲南，對英國在兩廣的擴張極為不滿，所以支持俄國以抑製英國。美國為防止別國趁機強占中國更多的地盤，對自己不利，又第二次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主張“保持中國的領土和行政的完整”，維持現在的西太後為首的清政府，實際上是要求對中國建立列強共管的局麵。這樣，經過長期反複鬥爭、妥協、協商，最後美國“門戶開放”政策逐漸被各國所接受。
十月四日，法國提出談判的六項條件：(一)懲辦各國公使提出的罪魁禍首；(二)禁止運入軍火；(三)給予各個國家、社團和個人的公平的賠償；(四)各國在駐北京使館設立永久性的衛隊；(五)拆毀大沽口炮台；(六)在北京至大沽口的道路線上選擇兩三處據點，實行軍事占領。十月十五日議和談判開始後，奕劻和李鴻章向各國代表發出一份同文照會，提出了一個“我們建議的初步和約”草案五款：第一，中國承認圍攻使館是違反國際公法，它已經認罪，並且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第二，中國承擔對各國償付賠款的責任。第三，中國同意根據各國的要求，重新訂立通商條約。第四，聯軍交還總理衙門機關和中國檔案。第五，和議開始後應立即宣布停戰。各國公使對中國的議和草案斷然拒絕，並蠻橫地斥之為“狂妄”，表示在列強之間達成協議之前，不能和中國代表進行談判。
各國代表在法國提出的六項談判條件基礎上，反複磋商，最後擬定了“議和大綱”十二條。此大綱基本上包括了後來正式和約的內容。十二月二十四日，外交團以照會形式，將“議和大綱”十二條交給清政府議和代表奕劻、李鴻章，轉達西安，並聲稱：所列全部條款，都是“無可更改”的。李鴻章為了保全西太後的地位，在談判過程中，奔走於列強公使間，特別請沙俄從中斡旋。他和俄國公使格爾思簽訂了《天津俄租界議定書》，承認俄國強占租界合法，甚至準備以東北主權作交易。在沙俄堅持下，列強終於同意用苛刻的條件換取對西太後的諒解。逃到西安的西太後懼列強以首禍議己，常驚惶不安。當她接閱“議和大綱”之後，如得免罪赦書，說：“今茲議約，不侵我權，不割我土地”，立即以“警念宗廟社稷，關係至重，不得不委屈求全”為詞，於十二月二十七日電複奕劻、李鴻章：“所有十二條大綱，應即照允”。此後，各國在強迫清政府懲辦禍首和勒索最大限度賠款及保證上，又展開了長達九個月的爭論，直至和約內容已經基本確定之後，列強才開始同中國全權代表商談餘下的一些細節問題。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七日，清政府全權代表奕劻、李鴻章與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國在北京簽訂了《辛醜條約》，即《辛醜議定書》或《辛醜各國和約》十二款，附件十九件。
主要內容是：
一、派頭等專使到德國謝罪，在德國公使被殺的地方樹立紀念碑。
二、懲辦支持或協助過義和團運動的官吏，凡義和團戰鬥過的城鎮和農村，一律停止文、武各等考試五年。以後凡民間產生反帝鬥爭組織，地方官吏必須嚴加懲辦。對鎮壓不力的官吏要“一概革職，永不敘用。”
三、派官員為專使到日本謝罪。
四、外國人的墳墓被挖掘及損壞的地方，要立“滌垢雪侮”之碑。
五、兩年內禁止軍火及為製造軍火的各種器材進口。
六、賠款四億五千萬兩。此款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合計九億八千萬兩。英規定以關餘、鹽餘(即每年關稅、鹽稅在分別歸還外債後的剩餘部分)和常關(即清政府在水陸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設立的稅關)三項收入，作為擔保。
七、劃定外國使館區，各國可以在使館區內駐兵。
八、削平大沽炮台及大沽到北京沿線的所有炮台。
九、從北京到山海關沿線的十二個戰略要地，由外國人駐兵駐守。
十、不準中國人民建立反對外國列強的組織，違者處斬，各地官員在自己管轄範圍內如發現有“傷害”外國人的事件發生，必須立即鎮壓。否則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十一、修改過去所訂的各國認為需要修改的條約。
十二、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列六部之首。
《辛醜條約》的簽訂，將外國列強與清政府的關係完全確定下來，公使團成為清政府的“太上皇”，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標誌著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鴉片戰爭前清朝的自然經濟狀況
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為基本特征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一直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社會經濟基礎。從明朝中葉開始，中國封建社會母體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到鴉片戰爭前夜，在絲織、棉紡織、陶瓷、煮鹽，采銅冶銅、采鐵冶鐵、製茶、製糖、造紙、木材加工等行業中，更出現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但是，清政府一直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把先進的工業技藝視為“奇技淫巧”。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阻礙了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因此，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仍是以自然經濟為主導。
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著的自然經濟，對西方工業品的侵入起到了有力的抵抗。清朝限製對外通商的政策，即所謂閉關政策，也起著保護封建經濟的作用，英國急於輸出的棉、毛紡織品，在中國都缺乏銷路。毛織品的滯銷是由於不合內地穿著習慣。外來棉布價格既高又不耐久，不能和土布競爭。印花布雖然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葉被認為“愈洗愈鮮”，勝於“一洗即模糊”的內地印花布，但實際銷路更有限。棉紗輸入值也遠不及印度進口的棉花(鴉片戰爭前夕，印棉進口年約二十五萬包，值一百多萬英鎊)。三十年代初葉，英國人已經了解：中國自己植棉很廣，但消費棉花數量甚大，在中國市場上容易推銷的是棉花而不是紗、布等製成品。從二十年代末葉到鴉片戰爭前夕，英國輸華棉布雖然增加了一倍多，棉紗增加了五倍多，但每年總值不及七十萬英鎊，加上其他製造品也不過一百萬英鎊左右。而中國銷英茶葉每年約值一千萬銀元，絲和絲織品約有二、三百萬銀元，合計在六百萬英鎊以上。正當的貿易平衡有利於中國，這是英國資產階級認為不利的情況，還要提到的是，在十九吐紀二十年代，中國每年經英、美商人輸出土布多至三百多萬匹，遠銷美國、南美洲。在三十年代輸出量減少，但經英商輸出的每年也還有幾十萬匹。
洋務派創辦近代民用企業
洋務運動時期，為了解決軍事工業的資金問題，洋務派打出“求富”旗號，創辦了一批民用企業。
從七十年代開始，洋務派采取了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形式，舉辦民用工業，包括采礦、治煉、紡織、交通運輸等等，到九十年代中期，共辦幾十個企業。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李鴻章派漕運委員朱其昂創辦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派辦民用工業的開端。輪船招商局共招商股七十三萬多兩銀，海關撥官款一百九十多萬兩銀，官督商辦。總局設在上海，在上海天津等地設碼頭，代政府運漕米等。
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李鴻章派唐廷樞籌辦開平礦務局，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九月在開平正式建立，招商股八十多萬兩銀，官督商辦。光緒三年(公元1878年)開井，次年使用外國機器，按新式方法開采。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開平礦務局每日出煤“五六百噸之多”，十餘年後，開采量增加，每日“可出煤一二千噸”，且“煤質極佳，甲於地處”。
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李鴻章在大沽和北塘海口炮台試架設電報到天津，“號令各營，頃刻響應”。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九月，李鴻章在天津設電報總局，由盛宣懷任總辦。電報線由天津沿運河南下至上海等地，以後又架設了上海至南京及南京至漢口的線路，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四月，電報局改為官督商辦，招商股八十萬元。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電報總局遷往上海，並在各地設電報分局。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即電報總局成立十周年時，電報線已遍布全國各地。
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成立黑龍江漠河金礦，商股七萬兩銀，官款十三萬兩銀，官督商辦，李鴻章派吉林候補知府李金鏞辦理。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用新式機器開采，這一年產金一萬八千九百六十一兩。
同年兩廣總督張之洞主持興辦漢陽鐵廠，由清政府撥款二百萬兩銀作資金，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在大別山下動工興建，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完工，共計十廠。官辦無款可等，後由盛宣懷接手，改為官督商辦。
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開始議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派鄭觀應籌辦。
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正式成立。招商股銀達到五千萬兩，采用官商合辦形式。該局享有十年專利，不許民間仿辦。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開工，營業興隆。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失火、損失約七十多萬兩銀。
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又設華盛紡織總廠，下設十個分廠。光緒十六年，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時，將原設廣東織布局移至武昌，建立湖北織布局。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八月底，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內奏準在廣東設織布局，後張奉調湖廣總督，織布局隨之遷往湖北，由於籌辦資金困難，張之洞先後向英國彙豐銀行借款十六萬兩銀，於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開始建造廠房，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底才正式開工，尚有盈餘。
洋務派在七十年代後的二十幾年裏，先後創辦了四十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到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尚存三十個，共有資本約計三十九百萬元。這是中國早期的官僚資本。
洋務派所辦的企業盡管仍帶有濃厚的封建性；但已采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和方法，產品主要銷售於市場，經營目的是為了利潤，基本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
洋務運動時期的商辦企業
在洋務派創辦官督商辦企業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了一些商辦企業。這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工商業的發端，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生重要變化的一個標誌。這些商辦企業主要是由一些官僚、地主、買辦和商人投資而來的，也還有一些是從原來的舊式手工業工場、作坊開始采用機器生產轉化而來的。自公元1869年至公元1894年，商辦企業隻有五十多個，資本共有五百餘萬元。雖然數量很少，實力甚微，但它卻是一種新生的社會經濟力量。其中比較重要的有：
公元1869年，方舉讚在上海采用機床生產，創辦了發昌機器廠。它的主要生產業務是為外商船廠製造配修零件。由於沿海和長江航運興起，它的業務發展也比較迅速，到公元1877年，已能生產輪船機器和車床、汽錘等機器產品。八十年代，它還兼營進口五金，成為當時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企業中規模最大的一家。
公元1872年，華僑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設立第一家繼昌隆機器絲廠，以蒸汽機為動力，雇用工人六、七百人，產絲精美，行銷國外。兩年之後，南海又建立了四家繅絲廠，至八十年代初增至十一家，共有繅車二幹四百架，每年產絲一千二百包。到九十年代，順德縣的絲廠也很快發展起來，多達三十五家。
公元1878年，輪船招商局會辦朱其昂在天津設立貽來牟機器磨坊，雇用工人十餘人，用機器生產麵粉，“麵色純白，與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打破了傳統手工業磨麵的舊式生產方式，效率大增。
公元1879年，汕頭的一家豆餅廠開始用機器榨油和壓製豆餅，第一年每日生產豆餅二百塊，次年增至三百塊，公元1881年又增至四百塊。公元1883年又增設一廠，日產豆餅六百塊，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豆餅所用原料大豆，均從華北購進，製成品則在本地和台灣市場銷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