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革命派與改良派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關於民主革命的論爭，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前後已初露端倪。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民報》創刊而全麵展開。
從《民報》創刊開始，革命派就主動向改良派發起進攻。孫中山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從正麵闡發了同盟會的革命綱領，其餘的大部分文章從不同角度對改良派的“保皇”論調進行了批判。汪精衛著的《民族的國民》，從“民族主義”、“國民主義”方麵，駁斥了改良派的“滿漢不分，君民同體”的主張。朱執信著的《論滿洲政府雖欲立憲而不能》，則從曆史經驗的角度，駁斥了改良派的“立憲易，革命難”的謬論。陳天華用思黃筆名撰寫《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批判改良派的“歐美可以行民主，中國不可以行民主”的謬論。陳天華的另一篇文章《中國革命史論》，則係統地論證了秦末以來革命鬥爭的史實，批判了改良派的“中國不如泰西，泰西可革命，中國不可革命”的謬論。之後革命派旗幟鮮明地向改良派發起了猛烈的進攻。
論戰之初，改良派在輿論界的活動能量非常大，他們對革命派的挑戰並不示弱。康有為、梁啟超經常在《新民叢報》上標明觀點。並把在該報上發表過的闡明他們觀點的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輯成一本題為《中國存亡一大問題》的小冊子，加印一萬多份，在社會上廣為散發並對《民報》進行了較為強硬的應戰。此時革命派為了與改良派“劃清界限，不使混淆”，以便更有力地給改良派當頭一棒。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民報》第三期上，首先發表了汪精衛寫的長篇政論《希望滿洲立憲者曷聽諸》，列舉《新民叢報》文章中的一些論點，逐條地進行批駁。這篇文章洋洋數萬言，分載於《民報》第三、第五兩期，發表的時候，還在正題下麵增添了一個副題即“附駁《新民叢報》”，是《民報》所刊係統批判《新民叢報》各種觀點的第一篇文章。同時，這一期還以號外的形式，單獨印行《〈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列舉了雙方在十二個問題的根本分歧：
一、《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製。
二、《民報》望國民以民權立憲；《新民叢報》望政府以開明專製。
三、《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製。
四、《民報》望國民以民權立憲，故鼓吹教育與革命，以求達其目的；《新民叢報》望政府以開明專製，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五、《民報》主張政治革命，同時主張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主張政府開明專製，同時主張政治革命。
六、《民報》以為國民革命自顛覆專製而觀則為政治革命，自驅除異族而觀則為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以為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報》以為政治革命必須實力；《新民叢報》以為政治革命隻須要求。
八、《民報》以為革命事業專主實力，不取要求；《新民叢報》以為要求不遂，繼以懲警。
九、《新民叢報》以為懲警之法在不納租稅與暗殺；《民報》以為不納租稅與暗殺不過革命實力之一端，革命須有全副事業。
十、《新民叢報》詆毀革命，而鼓吹虛無黨；《民報》以為凡虛無黨皆以革命為宗旨，非僅以刺客為事。
十一、《民報》以為革命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僅以得專製。
十二、《民報》鑒於世界前途，知社會問題必須解決，故提倡社會主義；《新民叢報》以為社會主義不過煽動乞丐流民之具。
革命派宣告“本報以中國存亡誠一大問題，然使如《新民叢報》所雲，則可以立亡中國。故自第四期以下，分類辯駁，欺與我國民解決此大問題。”這樣革命派以《民報》為主要陣地，改良派以《新民叢報》為主要喉舌在中國近代史上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思想論戰。
在這期間，《民報》發表的要和《新民叢報》辯論的主要文章有《駁新民從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斥新民叢報之謬妄》、《就倫理學駁新民叢報之論革命》、《駁革命可以召爪分說》、《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新民叢報之怪狀》、《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答新民難》、《雜駁新民叢報第十二號》、《新民叢報雜說辨》、《雜駁新民叢報》、《斥新民叢報土地國有之謬》等數十篇。而《新民叢報》也先後發表了《開明專製論》、《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本報之駁論》、《暴動與外國幹涉》、《雜答某報》、《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再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等二十多篇。
雙方論戰主要問題有三：一是，革命還是“保皇”，也就是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即關於所謂“種族革命”的論戰。二是建立民主共和國還是實行君主立憲製，即關於所謂“政治革命”的論戰。三是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所有製，實行平均地權，即所謂關於“社會革命”的論戰。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規模大，時間長，兩軍對壘、陣線分明。論戰不僅全麵展開，而且向縱深發展，除《民報》和《新民叢報》在東京的對壘外，在南洋有革命派的《中興日報》與改良派的《商報》論戰；在香港有革命派的《中國日報》與改良派的《香港商報》論戰；在舊金山有革命派的《大同日報》與改良派的《文興報》論戰；在溫哥華有革命派的《華興日報》與改良派的《日新報》論戰；在檀香山有革命派的《檀香新報》與改良派的《新中國報》論戰；在新加坡有革命派的《中興日報》與改良派的《南洋總彙報》論戰；在泰國有革命派的《華暹日報》與改良派的《啟南日報》論戰；在印尼有革命派的《泗濱日報》與改良派的《鳥島日報》論戰等等。它們各自和《民報》及《新民叢報》保持密切聯係，就大體和兩報辯駁相同的一些題目，相互間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在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期間，孫中山除曾去南洋一帶籌款和為進行武裝起義做發動工作外，始終坐鎮東京，指揮戰鬥。他除了出題目組織專人寫作批判文章外，還經常用口授大意、提供論點論據的辦法，讓別人執筆，寫成專文，參加論戰。《民報》第十二期署名民意的文章《告非艱民生主義者》，第十五、十六期署名縣解的《土地國有與財政》等等，就都是用這種方法在他的直接指導下寫出來的。在孫中山的領導下《民報》方麵參加論戰的有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汪東、廖仲愷、章太炎等，都是同盟會宣傳戰線上的一時之選。相形之下，《新民叢報》方麵力量就顯得單薄得多了。編輯部裏能夠披堅執銳和《民報》諸人進行的隻有梁啟超一人了。
對革命黨人的“其勢益張”和革命報刊宣傳日益“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梁啟超自然是不甘心的。他曾經在給康有為的信中表示：“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命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大有和革命派及其報刊周旋到底的意思。但是，由於人心向背，論戰的形勢越來越不利，勝利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他不得不改變計劃，實行退卻方針。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新民叢報》上首先刊出了徐佛蘇以佛公筆名寫的“來函”《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以第三者的身份出來調停，希望論戰雙方“逐漸恢複秩序”。這封名為來函的稿件完全是在梁啟超的示意下炮製出來的。
次年一月，梁啟超又找出徐應奎，通過宋教仁向《民報》要求“調和”。解釋說：以前和《民報》論戰是出於“不得已”，希望雙方“以後和平發言，不互相攻擊”。
在此期間，梁啟超還親自出馬，“私見汪精衛，欲以鄉誼動之”，希望《民報》方麵降低溫度，停止辯論。
但是《民報》方麵卻不肯就此善罷甘休。針對《新民叢報》的《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十期《民報》上刊出了汪東化名“彈佛”寫的《駁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揭發號稱第三者的“佛公”並不是什麼“局外之人”，而是“黨於新民者也”，表示論戰既已開始，就不能“以一紙息其爭”，要求《民報》“犁庭掃穴、不留餘種”的幹下去，不獲全勝，誓不罷休。對梁啟超通過徐應奎進行的那次試探，孫中山的回答是明確的，他反對“可以許其調和”的主張，堅持把論戰進行到底。汪精衛也以“仆等與《新民叢報》宗旨不同，感情何能相洽”為詞，拒絕了停止駁論的建議。因此，在《民報》占很大優勢的情況下，論戰又持續了一個時期。
次年五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九十二期上發表了《論中國現在之黨派及將來之政黨》一文，哀歎說：“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國中，……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力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革命黨政府為集權，詈立憲為賣國，而人士之懷疑不決者，不敢黨與立憲。遂致革命黨者，公然為事實上之進行，立憲黨者，不過為名義上之鼓吹，氣為所懾，而口為所鉗。”實際上是給論戰做了一個小結。梁啟超在“淒然”、“淚眼”下無可奈何地承認了自己的失敗。
萍瀏醴起義
光緒三十年(1904年)華興會長沙起義失敗後，哥老會首領馬福益於次年被殺。他的犧牲，大大地加深了會黨對清政府的仇恨。會黨群眾“誓複仇，益傾向革命，繼續圖大舉”。其舊部肖克昌、李金奇在安源煤礦聯絡礦工數千人。哥老會另一首領龔春台在瀏陽、醴陵、一帶繼續發動會員，準備再次起義。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春同盟會本部派劉道一、蔡紹南從日本回國返湘，運動軍隊、聯絡會黨，為起義作準備。劉道一回長沙不久，便約集蔣翊武、龔春台、劉重、劉崧衡等三十多位誌士，在長沙水陸洲附近的一條船上秘密集會，討論起義的策略方針、發動起義的步驟，並就聯絡會黨、運動軍隊等事項作了具體分工，議定於陰曆十二月夜在清朝官署封印時舉行起義。會後，劉道一留長沙全盤負責籌備工作，並和同盟會東京本部聯係。蔡紹南回萍鄉上栗市，同原先一起在那裏從事會黨工作的魏宗銓會合，同時加緊進行活動。
為了把各派力量聯合起來，納入同盟會的領導下，蔡紹南與龔春台、魏宗銓商量，邀約萍瀏醴一帶的會黨首領共幾百人，在萍鄉蕉園集會，以延請道士替亡故的友人作冥壽為借口，舉行開山堂大教典，以原來於湘、鄂、贛、閩各地的洪江會為基礎，將哥老會其他支部和武教師會等並入，歃血為盟，統稱“六龍山洪江會”，推舉龔春台為“大哥”，以“忠孝仁義堂”為最高機關，下分文案、錢庫、總管、訓練、執法、交通、武庫、巡查、為“內八堂”，各司其職。又設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碼頭官，為“外八堂”。再次則設紅旗、跑風等職，號召同誌入會。統一後的會黨組織，“稱奉孫中山先生命，組織機關，以備驅策”。其誓詞雲：“誓遵中華民國宗旨，服從大哥命令，同心同德，滅滿興漢。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接著開始大力宣傳革命。
這年七月，蔡紹南、龔春台等召集各路碼頭官在萍鄉慧曆寺商議武裝起義的具體問題，決定分頭籌集資金，購買軍械火藥，派人聯絡哥老會另一大頭目馮乃古和洪福會首領薑守旦並邀請他們共同舉義。蔡紹南、魏宗銓去上海、廣州、香港聯絡各處革命黨人響應，同時去日本向孫中山報告工作，要求接濟軍械，請示舉義日期。
萍瀏醴地區會黨的反清活動，引起了地主豪紳的警覺與恐慌，他們相繼請求官府派兵鎮壓。十月七日，萍瀏醴三縣官廳調派兵勇突襲麻石的“洪江會”總機關，李金奇、肖克昌等會黨領袖犧牲，總機關也被查封。龔春台急電已到上海的蔡紹南返湘，共同研究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