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
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開創了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
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很快傳到了中國。1917年11月10日，中國許多報紙以“彼得格勒戍軍與勞動社會已推倒克倫斯基政府”為大字標題，報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隨後，約有4萬名旅俄華工陸續回國，帶回了他們親身經曆十月革命的真實情況。中國工人和進步知識分子受到極大鼓舞，對工人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向往和同情。
1919年12月，蘇俄政府宣告廢除沙皇和其他國家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外國的各種特權。1917至1920年，蘇俄政府先後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皇時代中俄兩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在中國攫取的一切特權。這一行動，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
中國的先進分子，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影響下，受到極大的鼓舞，增強了鬥誌，看到了中華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十月革命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迅速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明中尋找出路轉向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走俄國人的道路。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學習的榜樣是西方國家，效法的是舊式的資產階級革命。
但是，對於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缺陷已有所認識。陳獨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就說過，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以後“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壓製，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製”。西方近世文明的這種缺點是無庸諱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把資本主義製度固有的矛盾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暴露出來。戰爭的空前殘酷，戰後社會的極度混亂，使世人為之震驚，引起對西方文明價值的懷疑。人們第一次從世界範圍內感覺到資本主義製度已喪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正當中國人民在苦悶中摸索、在黑暗中奮鬥的時候，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恰好給他們指明了一條新的出路。
十月革命的勝利，標誌著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已從理想階段進入現實階段，馬克思主義已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它在西方無產階級和東方被壓迫民族間架起了橋梁，加之俄國情況與中國類似等因素，使中國先進分子開始理解馬克思主義真諦。從這時起，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開始“以俄為師”，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李大釗(1889—1927年)，河北樂亭人。早年讀書時接觸“新學”，憂國憂民。1913年留學日本。1915年參加留日學生反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的鬥爭。次年5月回國，投入反袁鬥爭。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並擔任《新青年》編輯。這期間，他密切注視國際政治變化，清醒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之後，“官僚政治、專製主義皆與之俱終”，世界上的自由政治、民主主義也“必將翻新蛻化”，“別開一新麵目”，因此斷言“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而俄羅斯文明正好“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1918年7月，他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最早指出俄國十月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是兩種性質不同的革命。11、12月，又相繼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論文，歌頌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成為中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中國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這意味著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將在中國揭開序幕。
五四愛國運動
山東問題和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等“同盟國”的失敗宣告結束。從1919年1月18日起，美、英、法、日等戰勝國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所謂“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也派代表出席了會議，巴黎和會被美、英、法、日、意五個強國操縱，實際上是個分贓會議。中國代表向和會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特權的七項希望條件(即放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警、撤銷外國郵政電報機關、取消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主)；取消日本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歸還在大戰期間被日本奪去的德國在山東的各種權利等正當要求。和會置中國人民的正當要求於不顧，除將山東問題列入議程外，其餘各項均被拒絕提交會議討論。4月30日，英、美、法、日等國會議竟無理決定，將德國在山東掠取的權利全部讓給日本，並明文寫入《協約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對此，北洋政府竟準備簽字承認。北洋政府的賣國行為和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導火線。
五四運動的爆發
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學生代表在北京大學開會，討論對策。會上群情激憤，決定：通電全國，聯絡各界一致行動；致電出席巴黎和會的專使，令其拒絕簽字；5月4日，在天安門前集會，示威遊行；定5月7日為國恥日，舉行全國示威遊行。
5月4日下午，北京十幾所高校的學生3000餘人，從四麵八方彙集到了天安門。學生們手執標語小旗，高呼口號，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拒簽和約”，“誓死收回青島”，“廢除中日軍事協定”等，宣讀了《北京學生界宣言》，強烈要求懲辦交通總長(訂立“二十一條”時任外交次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和訂立“二十一條”時的駐日公使陸宗輿，呼籲社會各界聯合一致“外爭國權，內懲國賊”。
在簡短的演講集會之後，便開始了浩浩蕩蕩的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行至東交民巷西口時，遭到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軍警的無理阻攔，義憤填膺的學生隊伍，改向東單，直驅趙家樓曹汝霖寓所，曹汝霖聞訊躲藏，但未及逃離的另一個賣國賊章宗祥卻被學生抓獲，並將其痛打了一頓，最後放火燒了章宅。不久大批軍警趕到，未及撤離的學生被逮捕。
5月5日，北京高校學生總罷課，設法營救被捕同學。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成立，繼續領導學生開展各種愛國活動。
愛國學生運動的發展，引起北洋軍閥政府的恐懼，它隨即開始采取一係列的鎮壓措施。
5日，教育部嚴令各校立即開除“鬧事”學生，6日，徐世昌總統下令加強“彈壓”，對不服彈壓者“逮捕懲辦”，7日下令禁止召開國民大會，8日又下令警察廳將剛剛釋放的被捕學生送交法庭審辦，禁止學生集會遊行示威，逼走北大校長蔡元培。壓迫愈強，反抗愈烈，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使矛盾進一步激化。
從19日起，北京學生再次實行總罷課。學生們組織了“救國十人團”，開展講演活動和抵製日貨運動，還組織了護魯義勇隊，進行軍事操練，準備掀起更大的鬥爭。
學生愛國運動的擴大，使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大為震驚。他們對北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嚴厲取締。北京政府下令禁止學生講演，各學校一律複課，不準報紙刊登學生愛國活動的消息，並為三個賣國賊辯護。6月3日，北京學生兩千多人組織講演隊，進行大規模愛國宣傳。北京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馬隊，驅散聽眾，捕去學生170人。6月4日，講演的學生人數增加了一倍，又有700多人被捕。但是，愛國學生並沒有被軍閥政府的高壓政策所屈服。
“五四”愛國運動的初步勝利
“五四”愛國運動的開始階段，主要是青年學生的革命運動，運動的中心在北京。6月3日，北京政府大肆逮捕北京愛國學生，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愛國運動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工人階級成為運動的主力，運動的中心也轉移到上海。
6月5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的中國工人首先舉行愛國罷工，接著，上海機器、紡織、市政、船塢、海運、煙草、印刷等行業的工人相繼罷工。6月10日，滬杭、滬寧、淞滬鐵路工人也參加罷工，使上海罷工總人數達到六七萬人。長辛店、唐山、杭州、九江等地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在群眾運動的推動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商業者也舉行了罷市。
工人階級最初是為同情和支持愛國學生而參加運動的。但是，他們在鬥爭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上海工人表示：“吾國民受強權之壓製，今日已達極點”，要“犧牲吾輩數十萬工人的赤血，與野蠻的強盜戰”，“格政府之心，救滅亡之禍”。上海一些資本家罷市以後，害怕堅持愛國鬥爭會引起國際交涉和軍閥政府鎮壓，很快又醞釀開市，並勸說工人複工。工人們對資本家的妥協態度進行了抵製。他們宣布：“即令商界答應開市，工界同胞決不因此終止，誓當再接再厲，繼續罷工。”
工人階級參加戰鬥，大大增強了愛國力量，對運動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群眾愛國運動的巨大壓力下，6月7日，北京政府釋放了關押的愛國學生。6月10日，又被迫下令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
罷免三個賣國賊的目標實現後，全國人民繼續開展拒簽對德“和約”的鬥爭。6月17日，北京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曾電令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為了爭取收回山東權利，山東、天津、北京等省市都派代表向北京政府請願，堅決要求拒簽“和約”。國內人民、海外華僑和留學生向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發去電報七千餘封，一致要求拒簽“和約”。6月28日是對德“和約”簽字的日期，這一天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包圍了中國出席“和會”代表的寓所，不許他們前往簽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代表終於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至此，“五四”愛國運動取得了初步的勝利。
“五四”愛國運動是一次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運動。在這次運動中，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了一個廣大的革命陣營，向著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終於迫使北京政府拒絕在帝國主義強加的屈辱條約上簽字。這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外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五四”愛國運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成長壯大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在這次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不再作為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鬥爭，而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並且表現了偉大的力量。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北洋政府
1912～1928年由北洋軍閥控製的北京中華民國政府的通稱。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取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職，3月10日在北京就職，又逼南京臨時政府遷往北京，這標誌著民國史上北洋政府統治的開始。北洋政府對外依靠帝國主義支持，對內主要代表國內封建勢力，以北洋軍隊為統治支柱，鎮壓人民，排斥異己，在全國建立起軍事化的統治。北洋政府與北洋軍閥各個派係的興衰關係很密切，以時間劃分，大致可分為袁世凱統治時期、皖係軍閥統治時期、直係軍閥統治時期、奉係軍閥統治時期四個階段。
袁世凱統治時期(1912～1916年)
袁世凱上台後，臨時政府進行改組，唐紹儀首任內閣總理，不少北洋官僚入閣。袁世凱為了清除革命勢力，逼迫主張調和南北矛盾的唐紹儀辭職，換其親信趙秉鈞組成禦用內閣。《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對袁並無約束力。但此時政治形勢仍具有明顯的過渡色彩，其主要表現是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得以保留，國會中同盟會員居多數，南方多數省政權也掌握在同盟會手中，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有與北洋派一爭高下的實力。1912～1913年上半年，由於兩大政治勢力的對峙，形成了民國史上一個短暫的特殊時代。政黨林立，輿論活躍，全國大小黨派團體上百個，報刊幾百家，表現出難得的資產階級民主氣氛。眾多政黨中，最重要的是以同盟會為主體改組的國民黨，以前清立憲派舊官僚為支柱的進步黨。國民黨領導人希望通過和平方法建立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製度，發展實業，具有進步意義。但他們在理論上的主張脫離了以土地問題為核心的廣大農民的現實需要，行動上組織鬆散，缺乏強有力的行動手段，對袁的野心也認識不足。相反，袁世凱暗中集聚力量，文武並用，擴軍備戰，尋求列強財政支持，實力雄厚。1913年初，大選揭曉，國民黨獲勝，袁立即摘下和平假麵具，指使暴徒暗殺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挑起戰爭。革命黨人意見紛紜，倉促中在7月發動二次革命，終因不敵早有準備的北洋軍而失敗。這是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製度的一次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