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自《張廉溪文集》
三
我想曾國藩的豐功偉績舉世無雙，他的為朝廷籌劃的重大決策、文書法令，天下的人已傳誦一時而親身感受到了；至於流傳於百姓口頭上的，書寫於版牘上的，雖然隻言片語，但是都意味深長，耐人尋味而無窮盡。如果是對道的造詣不深而勉強言之，即使如何振奮精神，雕琢言詞 ，也始終無法滿足人們的心。與之相反，如果對道德修養有很深的造詣，自己又有很深的領悟，那麼所說的話，沒有哪一句不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像曾國藩所製訂的16條，雖說是淺顯的言詞，然而如使某一個人遵照他的話去做，那麼足夠成為一個善人；如使全天下的人都按照這16條去做，那麼將達到天下大治。所謂“言詞淺易而寓意深遠”，是全天下的至理名言。……我還看到社會上的高官大吏，也有時用條款的形式發號施令，到處頒布，可是在上者以文件的形式發下來，而在下者竟以空言置之不顧，這已經成為習以為常的了。像曾國藩在當時，教令、教化出之於上，那麼就會像風吹草偃一樣行之於下，這是因為他的至誠之心完全感動了他人的緣故。
譯自《張廉溪文集》吳汝綸評曾國藩
一
鹹豐三年(1853)，南京剛剛被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所占領之時，美國人就曾拜訪江浙等地清軍統帥，表示願意以洋人軍隊幫助清軍與太平軍作戰。鹹豐十一年(1861)，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西方和局已經形成，俄國、美國都請求以軍隊來相助。曾國藩認為應當謝謝他們的好意，但暫時不要讓他們的軍隊開到中國來。
及至到同治元年(1862)，英國、法國又提出派兵攻打太平軍的請求。曾國藩又發表意見認為應重申大義來謝絕洋人的好意，力陳利害來勸導洋人不要把軍隊調來中國。這些意見都得到了朝廷的認可。朝廷討論購買洋人輪船的問題，曾國藩極力表示讚同。等到購買的外國輪船開到中國，外國人主張以洋將為統領，曾國藩又發表意見主張停止此事。其後他自募工匠，分解洞悉外國輪船製造原理，有了基本把握之後，立即籌議開辦工廠製造輪船。從此之後，外洋機器輪船和洋槍洋炮，中國人基本上懂得了製造的要領。
同治六年(1867)，清廷頒旨中央與地方的大臣，籌商與西方列強和議的利和弊，詢問他們和議行還是不行?曾國藩發表意見認為，如果洋人是為了爭得中西方所持的禮節、議式方麵的權益，那麼就可以允許和議；如果是為剝奪中國人的生計方麵的利益，就不應當允許和議。曾國藩在同治七年調任直隸總督之後，不久發生了天津老百姓擊殺法國領事官豐大業的事件，法國人狀告於清朝政府，皇帝對他們加以勸慰解釋，但法國人強詞奪理，氣焰囂張，於是朝廷頒旨令各地加強防備，陳兵以待。曾國藩卻說：“百姓對洋人有一點不滿，不足以開啟中外爭端”，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同時，曾國藩又密陳諸將練兵，謀劃方略很周到完備。恰逢江浙一帶缺乏統帥，朝廷想到南洋駕馭洋人的事很重要，事務責任特別重大，沒有曾國藩出麵主持是不行的，於是命他返歸兩江總督不勞而治。他在返回兩江總督之後，在籌劃處理洋務方麵的事情深謀遠策，日加勤慎，沒有一點鬆勁。
譯自《桐城吳先生文集》
二
曾國藩做學問重在研究宋明以來義理之學即理學，精通解釋古書義的方法；作文章效法唐代詩人、散文學家韓愈和北宋詩人、散文學家歐陽修，而同時又以漢賦的形式和內容作為輔助。他做學問的宗旨，則以封建的道德規範為依歸。曾說：“中國古代無所謂經世之學，惟一的是學習道德規範而已。” 他對於古往今來那些有良好品德和聰明智慧的人，自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至清朝前期著名思想家和學者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各位大儒，從中取32人，繪其圖像而加以尊崇。他除了文章和政事之外，大抵都是闡發封建的道德規範。曾國藩說：“有良好品德的人，從天地萬事萬物推論到頂點，至一家一戶的柴米油鹽，夫不有條有理。”又曾感慨古代道德規範已經殘缺不全，沒有治軍的道德規範可講。認為治軍的道德規範必須有專篇細目加以闡述，如明代著名軍事家戚繼光所記述的那樣。
如曾國藩所製定的治軍的營製營規，廣泛考查古代的辦法，辨別等級種類，明確它的力量所在；這樣與治軍的道德規範相比較，差不多就一樣了。至於他論述籌劃的治軍規則，秩序井然，有條有理，縱橫粗細、主次輕重於千化萬變之中，調理於巨細、緩急之間；這是他一向對治軍規範所蘊含蓄聚的緣故。
譯自《桐城吳先生文集》
黎庶昌評曾國藩
一
太平軍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舉行武裝起義，長驅直入，攻城破府，一路打到安徽，其影響迅速遍及全國。外國侵略者趁此機會向我進攻，整個國家猶如一鍋煮開的水，一片混亂。實在是從古至今沒有的事。在這個時候，有權勢、有地位的曾國藩本來在湖南湘鄉老家，潛心孔孟禮教之學，治家課子，不聞瑣事，即使不去過問國家之政治、軍國大事，也是可以的。然而，他自願擔當起征討太平軍的重擔。由此看來，好像是天意注定的，哪有什麼得天獨厚的條件呢?自發兵討賊，百折不撓，是他的勇敢所在；撥亂反正，愛恤百姓性命，表現出他的大仁大德；開誠布公，坦誠相見，禮賢下士，招集、容納、器重天下之文才武將，並用人所長，是他高明豁達之舉；信任、推舉、教化、重用並依靠李鴻章，是他計謀和智慧的體現；天津教案，他操勞奔波，忍辱負重，為的是使皇上安心，社會安寧，表現了他對皇上的一片忠心，滿腔誠意。這些足以說明，他真是眾多做官者中之精華，不愧為世間少有的傑出人物啊!
譯自《拙尊園叢稿》
二
我黎庶昌為我的老師 曾國藩編年譜，記載他的言行事跡，於是寫了這篇後記說：“年譜並不是古代的事情，近來刊刻從前聖賢的專集，必定為其編一個年譜，用以考訂這個人所作詩文的先後時間，原因在於遵循戰國大儒孟子誦詩讀書，論世知人的意思，自然不傷於考查古籍的規範。……我的老師曾國藩壓倒當世、忠勳卓著，海內外的人對他的思想言論無不遵循敬仰，逝世之日，知道他的與不知道他的，獲得他的著述的人，無不鄭重珍藏，他的著述公開刻板傳於世人，所在風行，爭著以先睹為快。但我害怕數十年之後，流風漸漸遠離，見到或聽到於他的思想言行有不同的看法，而於當時事跡原委，有可能沒有根據以資證實，這也是他的學生和手下做過官的人的責任。所以，我不揣固陋，按據近年所看到的記述一個大概。自19世紀30年以來，全國各地戰爭連綿，朝廷多次發表指令提醒告誡人們不要犯上作亂，20多年間，人才之進步退化，農民起義從開始到被鎮壓，實在是時事得失最多的時候，借鑒所在，經驗教訓值得總結。而我的老師曾國藩所以能夠樹立聲名，建立業績，光大輔助中興的原因，有人說他籌議稍微曲折、迂腐，而其成功很是驚奇偉大；有人說他任用人才、建立事業，為公論所感到驚異不解，而又漸漸地佩服他的精明能幹；有人說他為國家而忘掉自己的一切，受到很多人的誣蔑毀謗，而所保全的東西實際上大得很。諸如此類，我們做學生的不敢忽略忘掉。師門完滿宏富，我們怎麼敢妄言一孔之見?惟後世讀曾國藩老師的著述的人，估計也會讚成這種意見。”
譯自《曾國藩年譜》
薛福成評曾國藩
自從與西方各國通商以來，中外形勢的發展，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變化。曾國藩深知時勢的艱難，反複地予以觀察、研究，沒有輕率從事。他的宗旨隻是致力於遵守已經簽訂的各種條約，表示我們是守信用的，使西方國家對我國的陰謀不能得逞。對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或許沒有必要去計較。曾國藩自認為不熟悉洋務，前年發生的“天津教案”事件，評論的人在責怪抱怨之餘，加以詆毀。曾國藩也深深地引以為咎，沒有稍稍為自己辯護。但他所主張的要點，自然不可改變，總是以隱患方長為憂慮。他認為自強之道，極其艱難，一步都不能落空，一句大話也不能說。他所追求的要點有三條：一是製造機器，二是學習技術，三是操練軍隊。所以創辦江南製造局製造輪船，創立方言館翻譯外國的東西，沒有不反複表達他的願望的。其他方麵如操練輪船，演習洋隊，挑選幼童出國學習，無不是求得為自強準備條件。因為他的心思完全在謀劃為將來做好準備，不曾一日忘懷。我對曾國藩忠心建功的事跡，在這裏僅大略列舉這樣一個梗概。至於他始終不變，並持之有恒的品行，則隻能說以克己為根本，以舉賢薦能來發揮作用，這兩方麵完全做到了盡善盡美。大凡克己的功夫沒有達到，那麼本原就不會樹立，開始隻是成為學術上的欠缺，繼而成為事業上的拖累，它的開端非常微小，但效應卻非常明顯。曾國藩自從踏上仕途後，做了侍從官，就與已故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已故太常寺卿唐鑒、已故道員何桂珍等人研究古代學者的著作，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他高尚的品德，堅貞的節操，已名噪一時，平時行為準則非常嚴謹，而不喜歡 表露在外；心胸寬廣，對人不求全責備。所以他講求的道理宏大而能相容，通達而不迂腐，沒有前人講學那樣相沿而成的弊端。並且不輕易建立自己的學說，專心致力於親身實踐，增進品德尤其強烈。他無論在軍隊中或者在官位上，以勤奮來為部下作出表率，表現在日以繼夜地工作；以儉樸來要求自己，表現在與家境貧寒的士人沒有什麼差別。所有這些很久以來為眾人所共見。他一貫用來要求自己並勉勵別人的，就是每遇到一件事，尤其以畏難取巧作為深戒。雖然明知禍患就在眼前，毀謗跟隨在後，也會毅然決然地一往無前而沒有顧忌。與人共事，談到功勞就推讓給別人，擔當勞苦就當作自己的職責；盛德所感，開始是家裏人受到教育，接著是得到同僚的信任，最後就是各省都相從敬慕效法。用來轉移風氣的因素在於此，用來有力地救濟艱難局勢的因素也在於此。曾國藩秉性謙讓，受寵若驚，到軍中一開始就奏明朝廷在父母遭喪期內，雖然稍微立下功績，無論什麼樣的褒獎榮譽，一概都不敢接受。直到守喪三年期滿後，戰功更加卓著，朝廷恩寵的命令不斷增加。他的弟弟曾國荃多次因為戰功而晉升職位，曾國藩對這些也必定出具奏章懇切推辭，以至於再三再四。他的內心深處尤其想要遠遠地回避權勢，暗自防止外(地方)重內(朝廷)輕的苗頭，所以對節製四省、節製三省的任命再三推辭，這並不是矯揉掩飾。他遇事就恐怕大功難成，事做完了就恐怕盛名難於相符。所以地位聲望越顯赫，卻越存有不能自滿自足的思想。前年再次擔任兩 江總督，朝廷允許他安坐其位起鎮定作用即可，但聽說曾國藩仍舊勉力支撐病體治理政事，不肯稍微休息一下，臨去世的那一天，依舊接見總屬同僚，料理檢查公文。他數十年來，每天做事都有日記。二月初四日寫的絕筆，還懇切地以自己任官卻無所作為而悔疚，惶恐謹慎之意溢於言表，這就是他克己的功夫，到老更加誠篤。雖然古代聖賢自強不息的學問，也沒有超過他的。自古以來的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的多少來評判功效的廣大和狹小。曾國藩知人善用的鑒識，超越了古今。或對在戰亂之中不期而遇的人，一見就認為是能任大事的人才；或在舉止行動的跡象表麵進行觀察，準確地認可為特殊人才。平時發表的議論，常認為天下最大，事物的變化極為多端，決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維持。所以他推薦選拔那些官場失意不得誌的人，大力獎掖人才，尤其是不遺餘力。曾經聽說江忠源沒有發跡的時候，作為入京應試的舉人拜會曾國藩，他們懇切交談多時。告別時，曾國藩目送著江忠源說：“這個人一定會名揚天下，但最終應當是以節烈著稱。”後來就專門呈奏章保薦他，來響應求賢的詔令。胡林翼作為按察使統領軍隊，隸屬於曾國藩部下，曾便上奏朝廷稱胡的才幹勝過自己十倍。他們兩人都不斷地得到提拔重用，在忠貞、勤奮方麵卓異顯著。曾國藩籌劃經營軍隊事務，最終依靠胡林翼的幫助。他在湖南辦團練開始，像塔布齊、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嶽斌、彭玉麟等等，或者是從秀才中聘請，或者是從農民中選拔，或者是從軍隊中招撫，都以至誠相待，使他們能夠充分發揮各自的長處。朝廷的幕僚，地方的台局，都是當時的最佳人選。其餘部下將士，或者立功已久漸漸到了顯赫的地位；或者以血戰成名，臨敵死於戰陣的人，尤其不容易一一地都列舉出來。最後派遣劉鬆山一軍入關，經曾國藩選拔的各將領中，稱得上可獨當一麵，終於能夠揚威陝西、甘肅，功勳卓然。曾國藩又認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器量與見識是曆經磨練而成的。所以他選 取人才，凡對懂軍事、會軍餉、能做官、有文化、具有一技之長的人，無不優先加以推薦提拔，量材錄用。將領和官吏來拜會，無不立刻接見，情意懇切地予以訓導教誨。他們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曾國藩無不廣為察訪、了解周到，代為籌劃謀算。分別以後還寫信告誡，有師弟督責考核的風氣，有父兄殷切期望的意願。不尋常的人和潔身自好的人都樂意為他所用。雖然有的人凶暴倔強，貪心狡詐，像李世忠、陳國瑞之流，但如果有一技可利用，必定給他們寫信，懇切地婉言勸勉，褒獎他們的長處，指出他們的過失，勸令他們痛改前非，不肯驟然拋棄斷絕。這又是他憐惜人才的盛意，與培養造就人才的細心權謀相輔相成產生的結果。我私下曾綜敘曾國藩的為人，他遇事謹慎，行動符合規矩，對事情的得失逆順不計較，就像東漢末年名臣諸葛亮；然而遇到興盛的時代，建樹之宏大廣闊，則又超過諸葛亮。他提出計謀，決定策略，應付變故，估計形勢，下筆千言，透徹地研究事物的道理，就像唐代大臣陸贄；然而涉曆的艱難，親嚐甘苦，則又超過了陸贄。他沒有什麼學問不窺探，埋頭研究精深要點，付諸實踐踏踏實實，始終如一誠心誠意，就像宋代大臣司馬光；然而曆經百戰建立的功勳勞績，飽閱世態變故，則又超過了司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