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藏而不露，人前不誇張、顯炫、吹牛、自大，裝聾作啞，不把自己算進“英雄”之列，這辦法是很讓人放心的。他的種菜、他的數英雄，至少在表麵上收斂了自己的行為。一個人在世上，就是要有內聖之法穩住對方，穩住自己。
孔子年輕的時候，曾經受教於老子。當時老子曾對他講：“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即善於做生意的商人，總是隱藏其寶貨，不令人輕易見之；而君子之人，品德高尚，而容貌卻顯得愚笨。其深意是告誡人們，不知“內聖”之穩挺，而炫耀自己的能力，將欲望或精力不加節製地濫用，是毫無益處的。
在中國舊時的店鋪裏，是不陳列貴重的貨物的，店主總是把它們收藏起來。隻有遇到有錢又識貨的人，才告訴他們好東西在裏麵。倘若隨便將上等商品擺放在明麵上，豈有賊不惦記之理。不僅是商品，人的才能也是如此。無論才能有多高，都要善於溶化“內聖”法中，即表麵上看似沒有、實則充滿的境界。
人一生不應對什麼事都斤斤計較，該糊塗時糊塗，該聰明時聰明。有句成語“呂端大事不糊塗”，說的正是小事裝糊塗，不耍小聰明，而在關鍵時刻，才表現出大智大謀。中國古代這樣的大智若愚的內聖者是很多的。
宋代宰相韓琦以品性端莊著稱，遵循著得饒人處且饒人的生活準則，從來不曾因為有膽量而被人稱許過，可是在下麵兩件事上所表現出的內聖神通，實在是沒有第二個人所能比擬的。
當宋英宗剛死的時候，朝臣急忙召太子進宮，太子還沒到，英宗的手又動了一下，宰相曾公亮嚇了一跳，急忙告訴韓琦，想不再去召太子進宮。但韓琦拒絕說：“先帝要是再活過來，就是一位太上皇。”他越發催促人們急召太子，從而避免了權力之爭。
擔任入內都知職務的任守忠，是個奸邪之人，他反複無常，秘密探聽東西宮的情況，在皇帝和太後間進行離間。有一天，韓琦出了一道空頭敕書，參政歐陽修已經簽了字，但參政趙概感到很為難，不知怎麼辦才好，歐陽修便說：“隻要寫出來，韓公一定有自己的說法。”隨後，韓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經中書省直接下達的文書把任守忠傳來，讓他站在庭中，指責他說：“你的罪過應當判死刑，現在貶官為蘄州團練副使，由蘄州安置。”說著韓琦拿出空頭敕書填寫上，便派使臣當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要是換上另外的愛耍弄權術的人，任守忠會輕易就範嗎?顯然不會，因為他也相信一貫誠實的韓琦的說法，不會懷疑其中有詐。這樣，韓琦輕易除去了蠹蟲，而仍然不失忠厚。所以，修煉出“內聖”的大智若愚，實在是一種人生的最高修養，也是一種人生大謀略。
南朝梁國的羊侃，字祖忻，泰山梁文人。初時做北朝魏國的泰山太守。因為他祖父羊規曾經是宋高祖的祭酒從事，所以羊侃想回到南方來。歸途中，他在漣口大擺宴席。當時有個客人名叫張孺才，他喝醉了酒，在船上失了火，燒了70多艘船，燒掉金銀財物不可計數。但以內聖穩健而著稱的羊侃聽說了，幾乎不掛在心上，還是要大家繼續喝酒。張孺才即慚愧，又恐懼，就逃跑了。過後，羊侃派人去安慰他，並把他找回來，仍然像從前一樣對待他。後來羊侃回到南朝，做了梁武帝的軍司馬。
晉代人裴遐，一日在東平將軍周馥的家裏作客。周馥的司馬過來勸酒，但裴遐正與人下圍棋，玩在興頭上，所以，對遞過來的酒沒有及時喝。司馬很生氣，以為輕慢了他，就順手拖了裴遐一下，結果把裴遐拖倒在地。在旁邊的人都嚇了一跳，以為這種難堪是難以忍受的。誰知裴遐卻慢慢爬起來，重坐到座位上，舉止不變，表情安詳，若無其事地繼續下棋。王衍後來問裴遐，當時為什麼表情沒有什麼改變?裴遐回答說：“僅僅是因為我當時沒想到改變。”
另一個晉代人謝萬，字萬石，是謝安的弟弟。曾經和蔡係為爭一個座位，被蔡係從位子上推了下去，把帽子和頭巾都弄得快要掉了。謝萬慢慢站起來，拍拍衣服，邊坐回座位上，邊說：“你差點兒弄傷我的臉。”蔡係說：“本來就沒有考慮到你的臉。”後來兩人都沒有把這件事掛在心上，當時人們都稱讚他們。
這些都是曆史上有名的內聖而忍讓的故事，受侮受損的一方都沒有為自己的難堪和屈辱而大發其怒，記恨在心，相反，都表現出了寬宏大量，毫不計較的內聖風度。結果不僅沒有受到更多的傷害，反而得到了大家的敬重，也使傷人者感到無地自容。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內聖，也可理解為小事愚、大事明。對於個人來說是一種很高的修養。所謂愚，並非自我欺騙，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修煉內聖之法，進而左右逢源，不為煩惱所擾，不為人事所累，這樣你也必會有一個智慧的人生。
“內聖”法(中篇)
【原文】
嚐謂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為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懍其為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間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矣。
蓋《大學》自格致以後，前言往行，既資其擴充；日用細故，亦深其閱曆。心之際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麗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則夫善之當為，不善之宜去，早畫然其灼見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實有所見，而行其所知。於是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偽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懍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慎之又慎。此聖經之要領，而後賢所切究者也。
【譯文】
所謂“獨”這個東西，是君子與小人共同所有的。當小人在他單獨一人之時往往會產生一個狂妄的念頭，狂妄之念聚得多了就會產生縱肆，而欺負別人的壞事就會發生了。君子在他單獨一人之時產生的念頭由其稟性決定，往往是真誠的。誠實積聚多了就會謹慎，而自己唯恐有錯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單獨處事上距離之差異之點，是可以得到評論的。
《大學》自窮究事物的原理而獲得知識以後，以前的言論和過去的行為，可以將其作為擴大與深入研討的資料；日常一些瑣事問題，可以加深他的閱曆與識見。他的心在遇到事的時候，已經能剖析公與私的區別；心在聯係道理的時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對於善事應當做，不善良的毛病應去掉，早已經形象鮮明地認識到了。而那些小人們，卻不能有實實在在的見識，而去實行他所知道的應做的事。對於辦一件好事，唯恐別人不能覺察到，自己白幹，因而去辦時遲疑不決；對於辦一件不好的事情，僥幸別人一定窺視到，因而改正得很不力。背地裏獨處之時，弄虛作假的情弊就產生了，這就是欺騙。而君子，唯恐去辦一件善事辦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墮落的行為；一個壞毛病改正不了，就會像涓涓細流長年不斷地犯錯。暗室之中懍然不動仿佛在天一般，主心骨堅如金石。在隻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單獨行事，要謹慎而又謹慎。這就是聖人遵奉的準則，而後世賢人所切實研究的問題呀!
【事典】
曾國藩獨處能力、自治能力是很強的。他自少年開始就有吸煙和晚起的毛病，後來決心改掉這個毛病。開始時毛病很頑固，很難改掉。曾國藩視之如大敵，決心徹底克服才肯罷休。他以後能率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十餘年，與他能改掉長年的陋習是同一種內聖的精神作用。曾國藩在軍隊裏，每天必寫日記，讀書數頁，下圍棋一局，終身如此。一般人認為，這難道不是區區小節，無關大體麼?但這正是他克製有節，行之有恒，實為內聖修煉的第一大事。
曾國藩慎獨內聖之心，亦表現於其文書寫作裏，平生所作的公家文書和私人信件，沒有一句欺騙和文飾的語言。他在治軍與行政方麵，一定力求踏實。有的籌畫謀議雖稍嫌迂緩，但取得的成效卻意義深遠。凡是規劃天下大事，沒有不取得成效的，所以在當時被譽稱為“聖相”。他曾創立過長江水師、太湖水師、淮陽水師，所有的章程皆親手製定。同時，又製定陸軍營製、馬勇章程、兩淮鹽務章程、江南開墾章程、直隸清訟事宜、練軍章程，皆有關經世治國的大事。
然而曾國藩也曾多次身入險地和瀕臨絕境，隻是由於他憑藉“內聖”之大法，有百折不撓之誌，才於極其艱難的環境中獲得巨大成功。雖然說成功在天，然而也應該說是他的人謀所致。春秋時期晉國的趙衰說過這樣的話：“說禮樂，敦詩書，為元帥”；春秋時期魯國的叔豹也說過這樣的話：“最上等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這就稱之為三不朽。”這兩個古人所說內聖修煉的話，唯獨他兼備。
曾國藩研究學問致力於宋明義理之學，精通對古書字義的解釋；研究文學效法於唐代的韓愈和宋代的歐陽修，而輔之以漢賦的氣勢與本體。他的學問主要意旨是以合乎社會行為的法則、規範、儀式作為最後歸宿。他常常說：“古代是沒有什麼治理世事的學問的，學習古禮而已。”他對於自古到今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聖人、賢人，自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及清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等名儒，取32人畫其圖像以師長之禮事之。自撰寫文章、施政辦事之外，大體上都是禮儀教化之言。他常常稱：“古代的聖人，大自天地萬物皆推究其由來，小至一家一室的米、鹽也沒有不分條而理的。”他又常慨歎古禮已經殘缺，沒有專門軍禮了。軍禮按理說應當要有自己的專篇細目，有如明代戚繼光所紀述的那樣。像他所親自製定的營製營規，廣泛地考核古代的成法，分別等級，明辨威嚴，對於軍禮來說也差不多相近了。至於他製訂營製、營規時所表現出來的論議規劃，秩序井井有條，便足見其平素所積聚的內聖涵養之可觀。
曾國藩能夠慎獨自處，修煉“內聖”之法，他的門人弟子們無不佩服之至，其曾府幕僚左宗棠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左宗棠自不惑之年入曾國藩幕府，以軍功而躋身官場，一躍而為清廷重臣，與曾國藩對他的舉存提攜有很大關係。盡管倆人意見不合，但主要是大政方針之類的問題，而不是意氣之爭。所以，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內聖修習從內心敬佩，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
在《左宗棠全集》中，收有他悼念曾國藩的家書，其中有這樣一段：
對於曾國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內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時局大可憂慮，而且在交遊和情誼方麵也難無動於衷。我已經致贈費用400金，並撰挽聯一幅說：“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如金，攻錯如石，相期無負平生。”這說的也是實話。我看到江蘇巡撫何景代懇請皇上加恩，撫恤曾國藩的奏折之後，感到對於曾國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敘述，闡發其中內容不遺餘力，知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也能有父親那種實際作風，可以說無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於正直，用情宜於厚道。從前我與曾國藩彼此之間的爭論，每次寫好奏折送到朝廷後就立即抄錄稿子谘送給曾國藩，可以說是除去世事的變化，一點也沒有待人處事富於心機的意思。在這感情悲傷沒有閑暇的時候，還有理由與他負氣嗎?“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句話也久見於我寫給朝廷的奏章之中，並非我從前對他詆毀今天對他讚譽，孩兒你應當知道我的心思。曾國藩的靈柩經過湖南時，你應當前往吊喪，以敬重父親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豐盛的菜和飯自然不可少，進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盡之意，尤是道理。……我與曾國藩所爭的是國事與兵略方麵的問題，而不是爭權競勢所能比擬的，同時那些心術不正的讀書人對曾國藩妄加評論之詞，何不一笑置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