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做一個平庸的領導者，也許這種自我節製並不十分重要。但是若想成為一個傑出的領導者，就必須要藉著堅強的意誌力，來貫徹自我節製的內聖決心。這個原則不僅是在公的方麵，即使在個人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領導者必須是一個心胸寬廣、寬厚容人、團結同誌、善於合作，具有凝聚力的人。法國著名作家雨果曾這樣說道：“世界上最寬闊的東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心胸。”領導者不要斤斤計較個人的得失，“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絕不能因別人與自己的看法不一樣，就對其排斥否定，側目而視；要不徇私情，不計較個人恩怨，不從個人好惡出發；要允許別人犯錯誤，並真心幫助他們改正錯誤，要寬宏大量，寬厚容人，絕對不可落井下石，幸災樂禍，一腳踢開，不僅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更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甚至反對過自己的人一道工作，從而修煉自己的內聖之法。
“內聖”法(下篇)
【原文】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麵，孔彥曾孟之旨也；觀物閑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複尋思，歎喟無已。
【譯文】
自身修養以及治理國家的道理，有四句話終身用之而受益無窮，這就是：“勤於政事，節儉治家，所說的話忠信可靠，行事誠懇無欺。”話不在於多少也不在於深刻與否。
古往今來聖哲們的胸襟十分寬廣，而達到至聖大德的，約有四種境界：篤恭修己而生出聰明睿智，這是二程的主張；精誠感動神靈而可以生而知之，這是子思的遺訓；安貧樂道而身體健康麵無憂色，這是孔子、孟子、曾子、顏回的至高宗旨；欣賞大自然的美妙，吟詩作賦，而意誌安適，精神愉悅，這是陶淵明、李白、蘇軾、陸遊的人生樂趣所在。慚悔自己少壯不知努力，年長時常常有一種悔懼縈繞於懷，對於古代聖賢的心境，不能領略一二。反複尋思，歎喟不已。
【事典】
曾國藩“內聖”法修習得一身正氣，耿耿峻骨，從未推諉責任或瞻前顧後，那股倔強之氣無時不在胸中，令人慨歎。他自到翰林院後，至到死時，鞠躬盡瘁，嚴於克己，堅貞自守，不僅僅是那個時代所罕見的，即使與古代的賢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鹹豐元年(1851)，曾國藩以一在籍侍郎的身份，練團訓勇，他常說，越是處境艱難，就越需要有堅定的意誌。待到轉戰江西之時，處境更加困窘，事態發展不如人意，一切行動大都叫人動容：一分錢一粒糧，不苦心經營，就不能獲得；一將並一兵勇，不苦心訓誡，就不能參戰。曾國藩正是在這困苦不堪之中，樹立起堅忍不拔的意誌，終於訓練出一支勁旅，殲滅了“流寇”，輔佐了皇上的中興之業。雖說在困苦憂患的環境中，可以造就一個人高尚德行與高超技能，不顧外界壓力而堅持下去，可以增長人的才智和能耐，但當初艱難創業的時候，確實得有一股“內聖”的頑強挺勁。
曾國藩有三軍不可奪的大誌，枕戈寢甲，臥薪嚐膽，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終於能以寡禦眾，化險為夷。待到事態完全穩定之後，他對同僚和友人說：“前人有句話叫‘愛能傷人’，我在這幾個月裏，簡直是心碎膽裂了！幸虧倚賴我們國家的鴻福大運，才沒有死去啊！”然而他後來一病不起，可以說盡其精力已經達到心力交瘁的程度了。
曾國藩取得戰爭勝利的功績，數不勝數。在取勝無望的時候，他孤注一擲，拚命力爭；在危難緊急的關頭，他堅定不移，百折不回；這都是由於他“挺”的精神和學識，不因生死安危而改變自己的初衷。
他的幕府僚屬，將佐士兵，從讀書人而晉升為封疆大吏，從小官吏而受以重鎮，無愧於“平亂”之才，他們的聲名也是家喻戶曉的了，這都是在曾國藩“挺經”的支撐下，修習“內聖”大法的結果。
自太平天國到撚軍起義，分布多達17個省，用兵足有20餘年。曾、胡在鎮壓太平天國的總戰略上也確實以這種穩健、堅韌的風格實行的。不管朝廷有何種意見，軍中有何種想法，不論太平軍方麵采取什麼樣的戰略戰術，他隻是一味地從長江上遊向下遊壓下來，由九江、安慶最後到天京，最終剿滅了太平軍。
曾、胡所統帶的湘軍，人數一直不多，初時不過二萬，最盛時也不過十數萬，遠遠抵不上太平軍。況且，他們本錢有限，不能輕易冒險，自然趨於求穩。雖從另一方麵說，湘軍不論從其軍隊素質、武器裝備，以及物質供應諸方麵都要優於太平軍。但一般來講，處於劣勢地位的非正規軍隊往往要借助機動靈活和人數眾多來彌補其戰術上的不足，而采用穩健戰法恰是其克星。所以蔡鍔評論道：曾胡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他們的敵手並非節製精練之師，又兼人數眾多，兵器又沒有今日這樣發達，沒有騎兵和炮兵，耳目不靈，消息不便，攻擊力相對薄弱，常常受地形地物的局限，進攻精神不易發揮。所以曾胡所為，確為因時製宜的好辦法。
曾國藩自從統率軍隊以來，就沒有生還的打算，所以經曆種種危難，都視死如歸，凜然不屈。這種挺拔至誠，感染和影響了他的下屬、士兵和兄弟。所以湘軍陣亡的文武官兵，以按在冊所記載的，就多達一萬多人。鹹豐八年(1858)，三河鎮戰役中，他的胞弟曾國華隨李續賓征戰，使用單騎衝擊敵陣的方法，不幸陷陣而死；同治元年，雨花台戰役中，他的胞弟曾國葆在擊退太平軍幾天之後，竟然勞累而死。而曾國藩與各位兄弟均在軍中，出征迎戰則督促兄弟們勇往直前，論功行賞卻要求兄弟們甘居其後。看來他是深深懂得功成名就之際，難於善始善終；常常因地位高於大家，權力重於別人，懷著擁有大名不見得是好事的恐懼。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尋常的賞識和寵遇時，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發恭謹。
他一生清淡節儉，常給人一種家世清貧的感覺。他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數用於公事，不曾建造一棟房屋，添置一塊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於恬淡寡欲，連每次吃飯都不超過四小碗；而男女婚嫁，花費不超過200兩紋銀，而且作為家規家訓代代相傳。他的內聖修為，具有唐代宰相楊綰和宋代做過宰相的李流的遺風。
他為人處世平和樸實，不求標新立異。他平日嚴於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說假話”，二是“不遲起床”。即使是對外安撫異國的人們，對內接受降將，交往中一定開誠布公，言談質樸；對於中外遠近的人，他都以誠相待，而被他人認定為辦事認真，一絲不苟。無論是在軍營還是在朝廷做官，他都從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風雨交加的天氣，抱病憂懷的時候，也常常是一聽到雞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幾十年如一日。
【點評】
在大千世界，惟有真正“內聖”的人才能獲得成功，惟倔強至誠才能收到實效。取巧和虛偽，固然可以取得一時的便宜，但終究必定是失敗的。曾國藩的一生事業，就靠著“內聖”二字而成功。
曾國藩生在湖南山間，亢直的民族性，使得他去“偽”而崇“拙。”他的“誠拙”的態度，非但幫助他事業的成功，並且能變化他人的氣質。
李鴻章是他的學生，其才氣被曾國藩所賞識，並且自以為所不及，但他那種江南人的虛偽性，遠非樸質的曾國藩所能看得過。他看出李鴻章的才幹可用，而浮巧為其弱點，所以當李鴻章第一次進入曾國藩幕府時，曾國藩便拿出他的“內聖”之法，磨礪起學生來。
後來李鴻章的功業，未嚐不是他老師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謂“內聖拙誠”，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埋頭苦幹，”就是多做實際工作，不作口頭宣傳。這雖不能完全包括“拙誠”二字的意義，但它的精髓就在於此。所以專說大話而不知埋頭苦幹的人，是曾國藩所最瞧不起的。而他的湘軍首領，都是些不善於說話的人。他認為湘軍之所以能勝利皆取決於此——拙誠內聖。
據記載，曾國藩“貌之過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絕有光。身材僅中人，行步則極厚重，言語遲緩。公常以長子紀澤行路太輕，說話太快為憂。”可見曾國藩是如何“崇拙內聖”了。
為了貫徹他的“拙誠內聖”，他又創立了“五到”之說。所謂“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至於這“五到”的解釋，正如曾國藩所說：
身到者，如做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裏；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終條理，先要學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短長，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眾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叮嚀也。
曾國藩這“五到”之說，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並且試圖仿效之。細看他之所謂“五到”，無非是腳踏實地、不厭煩瑣、不怕艱難地埋頭苦幹。看上去雖覺得不是一件難事，但非有自己認定“拙誠”二字而抱著這個決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國藩的為人，不問治軍治政或立身為學，都有一種不可及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堅忍和“吃硬”。他曾有一句名言，叫做“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他說：
困心橫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嚐謂餘慪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餘生平咬牙堅挺之訣。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醜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嶽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