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從這五句箴言中，足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抱負。他首先立誌，要荷道以躬；要與之以言。就是說要以己身，擔當中國的道統。在人生過程中，不論遭遇任何艱難險阻，隻要神定不懾，誰敢予侮。曾國藩的倔強精神，於此可見。德業之進，全靠有恒，銖積寸累，自然成功。這五句箴言，我們都均可為座右銘，青年人讀之思之行之，必然受益無窮。
誌已立定，便要付諸實踐。因此曾國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後，仍在不懈地努力讀書。為此，他曾自立課程十二條，悉力以赴。同時，他還為自己編定了一個自修的課程：凡是讀書的心得、人情的曆練、自身的修養、詩文的創作，莫不分別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共分五類，命名為：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章。而且，從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開始寫日記。後來雖然略曾間斷，但時間不多；從鹹豐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斷過一天。即使行軍、生病的時侯，也照記不誤；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國藩毅力的一斑了。
一個做了高官的人，還要自己規定功課，按日施行，這種自律精神，不僅在今日很少見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難得。而這種自強不息的努力，恰是曾國藩成功的基本條件。
經過一番苦讀，曾國藩在學問上可以說頗有見地，自成一家之說了。
但縱觀曾國藩的一生，在中進士之前，因忙於學八股，考科舉，可說還沒有踏進學術的大門。等到入翰林之後，他才有餘力從事學問的探求。但也隻有十二三年的工夫，用以完成他的自我教育。
而從鹹豐二年(1852)以後，他便開始了戎馬生涯。及至平定太平天國後，曾國藩已是精力日衰。他雖然滿腔熱望，想恢複著書立說的生活，可是已力不從心，徒喚奈何了。
【點評】
培養礪誌精神， 注重道德修養，是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禮記·大學》說：“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古人認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有德”的人，關鍵就在於能否進行道德修養；而“修身”乃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因此古人把“德量涵養，躬行踐履”本身視為一種重要的美德。如果說，在古人看來人們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養分不開的， 那麼我們也可以說，中華民族的一切傳統美德，也是同古人注重“德量涵養，躬行踐履”的美德緊密相聯的。
“礪誌自強”是道德修養的起點，也是其內在目標和精神動力之所在。這裏講的“誌”，也就是一種道德理想。古人指出：“誌當存高遠。”又說：“誌高則品高，誌下則品下。”這說明，並不是所有的道德之“誌”，價值都是一樣的。同時，即使是高遠之誌，若隻講不做，徒托空言，並不能成為德行，隻有躬行踐履，高遠之誌才是一種美德。這種美德所體現的是一種對理想人格的不倦追求。所以從道德上講，“礪誌”實質上是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一種自我超越的品性。正是這種精神和品性，數千年來激勵著我們的先人創造了偉大民族的燦爛文明，造就了一大批為國家、為民族建功立業的誌士仁人，因而也展示了我們民族無限的智慧、生機和活力，成為今天每一個炎黃子孫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曆史依托和精神上的鞭策。
說到礪誌修德，誌向高遠，出身低微的陳勝和劉邦是兩個典型的人物。
陳勝，字涉，陽城(今河南登封縣)人。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209年。他和吳廣一起，揭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的序幕。他既是傑出的農民起義領袖，也是誌向遠大、機智聰慧的政治謀略家。
據《史記》記載，陳勝出身農民，家境很窮，少年時代就以幫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窮誌大，很想有所作為。他常常感歎人世，有時惆悵，有時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勞動休息時，坐在田埂上默默長思，突然自言自語地說：“倘若有朝一日我發了，成為富貴的人，我將不忘記窮兄弟們。”與他一起勞作的佃農們聽後都不以為然，並笑話他說：“你一個幫人幹活的農夫，何來富貴之談?無非是說大話而已。”陳勝對於大家的取笑十分遺憾，深有所感地說道：“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有誌者終成大事。不久，陳勝便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人們證實了他的豪言壯語，不是疾人說大話，而是他的宏願和決心的表達。
劉邦，字季，沛縣（今江蘇沛縣）人。生於公元前256年或247年。其父稱劉太公，母稱劉媼。
劉邦出身於一個平凡的需要用勞動來維持生活的家庭。勞動，是劉邦從小就無休無止的、必須去做的事情。麵對農人都拚命努力的生產勞動，麵對自己手中日日擺弄的鋤、鏟、耙，他的心理並沒有產生再多打一把糧的需要的願望，相反，他厭惡勞動，不願“生產作業”。顯然，可以說這是一種“逃避心理”的作用，或者直截了當地說，他青少年時期的主導心理便是逃避勞動。能使劉邦“逃避勞動”的可能無外乎這樣幾種：成為一個有田有錢的地主豪紳，這對他來講頗有些可望而不可及；或成為一個可免勞作之苦的統治機構中的一員，很明顯，這是最快當便捷的途徑，劉邦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當上了泅水亭長。在秦朝官製中，亭長還稱不上是“官”，僅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吏，但盡管如此，畢竟滿足了他“逃避勞動”的願望，而且在一方鄉裏，也算個了不起的人物。因此，當上了亭長後，他便常常置酒而飲，直至大醉方休。這一階段，在他的生活中，既“避免”了勞動，又能酒肉常足，在他的心理上肯定會得到暫時的滿足和慰籍。
“逃避勞動”這樣一個小小的、單純的需要的滿足，並沒有給劉邦帶來更多的歡樂，反而加重了他心靈上的另一層陰影；過去，父母就責怪他不能像其兄弟劉仲那樣多治產業，善於勞作。當上亭長後，他同樣不能滿足父母的願望。因而，他需要證明他存在的價值，需要同兄弟在治產業上一較高低。他有這樣的需要和動機，並且常常要以幹一些大事業的語言表現出來。這種需要和動機，實質上是對自己心理缺欠的一種補償。至少有兩件事可以證明劉邦有這樣的需要和動機。當他第一次去後來成為他的嶽父的呂公家作賀時，人家規定，賀禮不夠一千錢的，要在堂下就坐。時劉邦囊中如洗，分文沒有，卻說“賀萬錢”，引得呂公大驚，請坐上座，而且見他貌非常人，十分敬重，竟將女兒許配給了他。當時在坐的沛縣主吏，後來成為劉邦得力助手的蕭何曾告誡呂公說：“劉邦固多大言，少成事。”可見劉邦平日的“豪言壯語”是傳播很廣的。
但是，這種可以用多種方式來滿足的脆弱的動機，還不足以激勵劉邦去奮鬥和拚爭，他還有更強烈的動機，並且逐漸強化為他的人生理想。這樣的動機才是促使劉邦舍生忘死，鍥而不舍地去追求的動力。這種強烈的動機便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強烈的不平衡，而一旦這種動機以目標實現的形式得到了滿足，那麼，與此密切相關的其它一些心理失衡就能一同得到擺正。這就是說，劉邦在與父母兄弟關係中所產生的心理失衡狀態，在他心理的主導方麵所激勵下形成的人生理想成為現實以後得到了調整。那麼，他的主要心理動機，或者說由此產生的人生理想是什麼？
蕭何說過，劉邦“固多大言”。從劉邦的心理及其後來的行為分析，劉邦是一個不甘心一時滿足的人，亭長的位置絕非他追求的終極目標。他在做亭長時就“固多大言”，看來在那時，他就是一個常常露出胸懷大誌的人。
劉邦人生理想目標的初步確定，是從他見到秦始皇出行的那一刻開始的。《史記·高祖本紀》記載：“高祖嚐遊鹹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劉邦的誌向果然不小，他就是想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且在他的理想模式中，“大丈夫”就等於皇帝。這對當時身為草芥小民的劉邦來說，的確可以說是驚人之語，狂妄之想了。但是，成為一個“大丈夫”或者說當皇帝，確實激勵著劉邦百折不撓地去奮鬥。從史書記載來看，劉邦隻是在觀秦始皇出行時明確表達出了他想成為一個“大丈夫”的誌向，但這種想法在此之前即已存在。如前所述，劉邦從青少年起就不愛勞動，就好說“大言”，而他逃避勞動的方式就是設法出人頭地，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人，他的“大言”，想來也多是表達此類意向。因此，當他一見到秦始皇出行這樣威武壯觀的場麵，心中的理想圖像便豁然開朗，使他明確認識到，他的人生價值就是成為一個如秦始皇一樣的“大丈夫”！那麼，劉邦觀看秦始皇出行的一瞬間，就明確了他人生的理想模式，顯然是有心理基礎，而非一時衝動的狂言妄語。劉邦將“大丈夫”當作自己的理想追求，從他個性心理的發展脈絡上看，是合乎邏輯的。
劉邦確立這樣的人生理想，同他的氣質、性格有密切聯係。我們所知，劉邦的個性遺傳性質極其有限。司馬遷曾說他“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可見劉邦的性格比較豪爽，不拘小節。他當亭長後，常賒酒而飲，毫無愧色。不持一錢去嶽父家祝賀，卻詐言“賀萬錢”，居上坐，竟還憑空得了個妻子。性格上的豪爽、豁達、大度，似乎與劉邦人生理想的確立沒有本質的必然聯係，但是，一般而言，誌向遠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在性格上都是開放型，其行為比較通達。劉邦性格及行為上的“豁如”，使他更易於接受和樹立大的誌向和理想，而遠大的理想，又製約著他的行為和性格。
“礪誌”法(中篇)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製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譯文】
明德行、做新人、辦好事，這都是我們分內的事情。如果讀書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認為以上三項與我們毫不相幹，那麼，讀書還有什麼用處？盡管能寫文章、作詩篇，賣弄自己的高雅，也隻能算得上一個識字的放牧仔，怎麼能夠說得上是什麼深明大理的有用人才呢？現在，國家依據考試中文章的優劣選用人才，認為這些人既然能夠按照賢明領導者的意圖立論作文章，也就必然懂得有益於人類社會的道理，做有益於人類社會的事情，身居官位而不脫離平民百姓，兢兢業業地遵循常規辦事。如果以為深明德行，造福於民是分外的事，那麼，雖然能寫文章、作詩詞，卻絲毫不懂得修養自己、治理社會的道理，國家用這樣的人做官，同用放牧仔做官又有什麼區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