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說的，就是這《聖哲畫像記》。文中說：
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餘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於家塾。後嗣有誌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
三十二人依次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軻、班固、司馬遷、左丘明、莊周、諸葛亮、陸贄、範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孫。程包括程氏兄弟，實為三十三人。他的文才與聖德並列，此書是他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的代表作。在《聖哲畫像記》中，四人一組，於義理、辭章、考據方麵，德行、政事、經世方麵，以及言語、文學等方麵，對他們都分別有所論述。
曾國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學，以“理”為世界萬物之本，又同時極其重視經國濟世之學；既研究理學，又酷愛文學，對韓文、莊子嗜之成癖。其治學方法兼容並蓄，豁達大度，尊奉儒家，出入百家；篤守程朱，不廢陸王；宋學漢學並行不悖，對於清朝大儒，遵崇顧炎武與王念孫。其為人做事，以誠、實、勤、敬自勵，尤重力行；治身要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要如管子之嚴整；治事則廣采各家，存乎一心，實事求是，針對具體情況靈活運用。他廣事交遊，師友極多，大都學識兼備，相互切磋，“守道救時”。晚清西學東漸時，他開創風氣，成為積極推行洋務的先驅。他的散文出自桐城而高於桐城，且工詩詞，論者多謂曾氏散文堪稱清代一流大家。而王船山的進步愛國思想大彰於世，也同他在南京印行《船山遺書》分不開。
曾國藩講究“擇書”說，是以《聖哲畫像記》為讀書指導，以“本根”之書為主，取得既約且博之效。其中談到的三十三人，有好些在《講堂錄》中出現過，看來毛澤東是在這一提示下，認真注意了這些人的事跡、功業和文章。
除了師法上述人物外，曾國藩在給兒子曾紀澤的家書中，也談到了他生平愛讀之書：
餘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鑒》、《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餘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誌為學，恒思將此十餘書，貫穿精通，略作劄記，仿顧亭林、王懷祖（王念孫）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誌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慚悔。
楊昌濟在《達化齋日記》中，曾提到過毛澤東這個得意門生，以為他出身農家，“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毛澤東很重視老師楊昌濟的意見，他不隻是讀了很多曾國藩的文章，興趣和見解也受其影響。曾推崇筆仗雄健，氣象崢峙，議論縱橫，意義層出的文風；最愛讀韓愈的文章，在《日記》中常對韓文推崇備至。如說韓文“雄視於古”，“閱韓文《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姚氏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餘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氣篇》之說也。‘不挫於物’，自謙之候也，《孟子·養生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毛澤東喜讀韓文，看來不僅是因為教員袁仲謙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國藩的影響所在。如1919年寫的《祭母文》，為當年塾師譽為“脫盡凡俗，語句沉著，筆力矯健，至性流露”，其中“愷惻慈祥，感動庶彙”兩語，即取自曾氏家書。
1915年6月25日毛澤東在致湘生信中，曾這樣談到治學方法：
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質之吾兄，以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為始。昔吾好獨立蹊徑，今乃知其非。學校分數獎勵之虛榮，尤所鄙棄。今乃知其不是。嚐見曾文正公家書有雲：“吾閱性理書時，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時，又參以他務，以致百不一成。”此言豈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學，求分數，尚有何事？別人或謂退化，吾自謂進化也。
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是曾國藩於鹹豐七年(1857)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國荃信中的一段話：“凡人做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恒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誌。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誌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這些話，毛澤東以為是金玉之言。他拿曾國藩的這個觀點來檢查自己，認為自己過去不重視學校的功課，是錯了。不過，後來對學校功課過多仍力加非議。
曾國藩家書凡一千多封，內容極為廣泛，各種版本在舊社會極為流行。毛澤東當年讀過的《家書》，係光緒年間傳忠書局的木刻本，現韶山紀念館尚收藏有該書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頁上都有毛澤東手書的“詠芝珍藏”。曾國藩雖然將封建的綱常名教視為“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的至高本體地位，以儒教衛道者自居，但他確善於將性理之學與經世致用結合貫通。其倫理思想有自己的鮮明特色，講究人生思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養與自我完善的一些具體做法，如反省內求，日新又新，磨礪意誌，勤儉刻苦，力戒虛驕，以恒為本等等。
曾國藩家書中的一些見解觀點，我們也可以在毛澤東的讀書筆記《講堂錄》中看到，例如：
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
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常用則細，不用則粗。
曾國藩身體力行的倫理思想是，做人應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而《講堂錄》中的“剛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剛”句，就明顯受到了曾氏的影響：
此時須將劾官相之案，聖眷之隆替，言路之彈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灶，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練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雲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咬牙礪誌，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餒也。
在《講堂錄》裏，毛澤東顯然是把這些當作格言摘錄下來的。年輕時留下的印象是這樣的深，以至後來在延安，他還向一些幹部提議閱讀《曾文正公家書》。在《講堂錄》中，毛澤東還注意到了曾國藩的日記，例如庚申九月的日記：
與作梅暢談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帷有自正其心， 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稍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稍正天下浮偽之習。
毛澤東在這些話的下麵做了一點發揮：“不談過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談之不過動聽，不如默而為愈。”
在《講堂錄》裏，毛澤東還對曾國藩做出了這樣的評價：
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諸葛亮）範希文（範仲淹），後如孔孟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是也。宋韓範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範曾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
所謂辦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謂傳教，是指建立和傳播思想學說以影響當代和後世。毛澤東認為，正如在宋朝範仲淹要高過韓琦一樣，在清代曾國藩要高過左宗棠；範和曾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就是說不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為後世取法。
對於曾國藩編纂的《經史百家雜鈔》一書，毛澤東也評價甚高，在1915年9月6日致蕭子升的信中說：
顧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經，早通群經。今欲通國學，亦早通其常識耳。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幹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如是之書，曾氏《雜鈔》其庶幾焉。是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掄四部精要。國學者，統道與文也。姚氏纂《類纂》畸於文，曾書則二者兼之，所以可貴也。
毛澤東將《經史百家雜鈔》同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作比較，以為《雜鈔》比稍早出的《類纂》高明，是極有見地的。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文章家，以為治學有義理、辭章、考據三個方麵，即以此為線索編成《古文辭類纂》，所錄以古文辭為限而不及經史，目的是便於閱者研習古文。清初方苞、劉大槐、姚鼐三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們宗程朱理學，奉明代歸有光為祖師，歸長於抒情敘事散文（或稱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論世說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應用的碑誌、傳狀，也以寫山水景物的小品文為世稱道。姚氏編《類纂》，清代隻選方、劉二人文章，而撇開顧炎武、魏禧等愛國誌士憂時傷世的血淚文章。
桐城派古文影響清代三百年，直到民國不衰。曾國藩對這個選本有不滿足的地方，於是調整了分類，更換了選文，編成了這部《雜鈔》。在取材方麵，經史子集四部，無不選擇收錄，以為辭章源自經史，在序例中說：“餘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為歸，無所於讓也。”在編輯思想上，除了姚鼎提出的義理、辭章、考據三者之外，還增加了經濟（即所謂經世濟民）一項，而前三者都以經濟為依歸。因為它抄及經史，閱者從這個選本裏，不僅可以研習辭章，而且可以接觸到曆代的治亂興衰、典章文物、學術思想以及經世濟民之道與術。
毛澤東所說：姚氏《類纂》偏重於文，曾書則道與文章二者兼之。可說是簡明扼要地指出了這兩部選本的差異和長短。他認為，《經史百家雜鈔》“孕群籍而抱萬有”，是研習國學的入門書。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紹了自己研讀此書的方法：從選本中的一篇而及全書，自一史而及於它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獲得比較完全的國學常識了。
·卷三·
家範
家範，居家之規法也。時思不辱先門，不辱己身，尊高年，慈孤弱，兄友弟恭。切記，立身百業，以學為主，不倡遊言，孜孜進取。器不飾，無以美觀，人不學，無以懿德。是故，克勤於國，克儉於家，此乃《挺經》之卷三“家範”也，旨在族門挺盛，薪火為繼也。
“家範”法(上篇)
【原文】
家中兄弟子侄，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又謹記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醫藥、不信僧巫。”餘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戒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作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此八本者，皆餘閱曆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侄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與之八本，總不失為上等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