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昶在迷戀女色上絲毫不比曆史上昏君遜色。廣政元年（943），他下令在全國挑選十三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未婚美女入宮，引起了一場大騷動，有不少人家怕自己的女兒被選中，就急忙托人說媒，出嫁閨女，時人稱為“驚婚”。
孟昶的生活十分奢侈，連便器都用六寶製成，他的寵妃花蕊夫人使用的痰盂則是金裝水晶做的，連宋太祖見了都說：“享受到如此地步，豈有不亡國的。”
孟昶所信用的大臣自然也和他一樣奢侈腐朽。主管軍政大權的知樞密使事王昭遠任意揮霍國庫的金銀絹帛；位兼將相的李吳任意搜刮民財，還放高利貸盤剝人民，家中的妓妾達數百人之多；翰林學士範禹貪贓枉法，在掌管科舉考試時竟以送他錢財的多少來決定官職高低；鹽鐵判官李匡遠代理宰相處理鹽鐵使的政務，竟一日不判刑斷獄就悶悶不樂，聽到犯人受刑發出的慘叫聲後，反而認為是優雅動聽的音樂；宰相歐陽炯不善理政，隻會填詞吹笛。這樣的一批人當政，後蜀怎麼能不滅亡呢？·卷九·
勤敬
勤，挺躬勞辱，忠執不懈；敬，禮之輿也，德之聚也。識得勤，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識得敬，知為臣在敬，敬而無也。是故，險路之遠，挺而驗之，艱苦之境，挺而嚐之，不失於色，不失於足，不失於口，勤而敬，無患天下無治。為宦挺挺於世，此乃曾門《挺經》“勤敬”之法也。
“勤敬”法(上篇)
【原文】
為治首務愛民，愛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於聽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術”，“術”字最有道理。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即“術”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觀人當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虛聲與言論；當以精己識為先，訪人言為後。
【譯文】
從事政務，首先在於愛民，要愛民必須先察官吏，察舉官吏最重要的在於知人，而知人必須慎於聽取言論。魏叔子認為孟子所講的是“仁術”，“術”字最耐人尋味。喜愛一個人而知其所短，厭惡一個人而知其所長，就是“術”字最好的、最貼切的意義。又講遵行大道就是君子，違反大道就是小人。觀察一個人應當從他的行為上去觀察，不在於虛假的名聲和言論；應當以提高自己的明識為先，訪察別人的言論在後。
【事典】
勤敬之於政務，首要的是治民；而治民的第一要義是愛民。做官的人，首先需要有政見或者施政綱領，那是對整個時局的看法，對自己所領導的部門基本構想和設計；這見解或者從曆史中來，或者從經驗中來，或者從部屬中來，但不能沒有。官越大就越需要有見解，那是他的行為守則、思維準則和施政原則。
早在曾國藩做京官的時候，對於內憂外患紛陳迭至的原因 就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困惑不解中他涉獵了魏源的《皇朝經世文編》、《聖武記》，以及徐繼佘的《瀛環誌略》等著作，自然地把對西方的了解和中國的現實聯係起來。曾國藩從中寓悟到，必須經曆一個自上而下的大改革，才能使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振作起來，以重新恢複到康乾時代的太平盛世。改革的切入點應是整頓吏治，改變全國官場風氣，以應時變。為此，他先後上呈《應詔陳言疏》、《備陳民間疾苦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痛陳對統治危機的憂慮，闡述吏治弊病的極度嚴重，尖銳地指出：現在官場“大率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京官辦事的通病有兩種：退縮與瑣屑。
《聖德三疏》上後，他寫信給家裏，抒發自己盡忠報國之宏願。
二十六日，我又進呈一道諫疏，恭敬地陳述三項聖德，以預防流弊。疏中語言頗有些過於激烈，而聖上肚量如海，還能容納，豈是漢唐以下的英明君主所能企及的呢!我的意思，大約是因為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算不尊；祖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官，不算不榮。如在這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才能上言?而皇上聖德的美好出於天生，出於自然，滿朝臣工，便不敢有隻言片語逆耳，將來隻怕一念之間驕矜自大，發展到厭惡直言而喜好諂諛，則這時臣工便不能推卸自己的罪過。所以趁著這元年行新政之機，就把這產生驕矜自大的關鍵說破，使聖心日漸兢兢業業而斷絕自大的萌生。這是我區區的本心。現在人才不振作，都謹小慎微而忽略大德，人人都熟習油滑阿順的風氣。所以要用這道諫疏稍稍挽回風氣，希望在朝臣工都能趨於正直而有骨氣，遇事不敢退縮。這是我區區的餘意。
折子初上的時候，我心中恐怕觸犯不測之威，已把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了。不想聖上仁慈含容，對我的狂妄曲加全護。從此以後，我更當盡忠報國，不能再顧及身家的私事了。但此後奏折雖然會有很多，也決沒有像這道折子那激烈直言的了。這個折子還能承蒙聖上優禮寬容，則以後的奏折，必定不至於觸犯聖怒，又可想知。諸弟可以把我的意思細告父親大人，不要因我奏折不夠謹慎，或者會因愚直而幹犯天威過分耽憂。
父親每次家信，都教我盡忠圖報，不必掛念家事。我恭敬地體諒父親的教訓，所以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估計此後我隻是大約寄上數百兩銀子償還家中舊債，其他就一心以國事為主，一切升官得差遣的念頭，絲毫不掛在心中。
在曾國藩還沒來得及在整飭吏治方麵一顯身手時，就轉而走上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撚軍起義的道路，在轉戰湘、贛、蘇、皖和豫、魯期間，曾國藩更進一步認識到了吏治腐敗的惡果，不由得深為吏治的腐敗和民心的不滿而憂懼。“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民心的渙散來自於銀價太昂，錢糧難納；冤獄太多，民氣難伸，由此而造成官民相仇，積怨太深，以致於激成巨案。所以，各地民變的原因無一不是出自於“貪官借口魚肉百姓，巧誅橫索。”從太平天國起義的本源來看，又“何嚐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複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要從根本上改變民變四起的現狀，僅僅憑借軍事鎮壓方式，隻能是治標，必須從整飭吏治入手，喚回民心，才能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達到治本的目的。“若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
曾國藩在對太平天國革命的軍事鎮壓活動的同時，便對所轄地區的吏治進行了整頓。曾國藩認為地方是全國的行政機構的基礎，整飭吏治也必須由州縣做起。為此，曾國藩親手製定了約束州縣官吏的《勸誡淺語十六條》，作為各級地方官吏廉潔奉公的準則。從“十六條”的內容中反映了曾國藩對於整飭吏治的態度。“十六條”包括了勸誡州縣、勸誡委員、勸誡紳士、勸誡營官等各四條：
勸誡州縣四條
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
一曰治署內以端本
宅門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曰家丁；頭門以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項者，皆署內之人也。為官者欲治此六項人，須先自治其身。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則身邊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親、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敢舞弊，而書辦、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訟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為是，以赦宥為非。子產治鄭，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蘒安。為州縣者，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剖辨，讞結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非虐也，除莠所以愛苗也，懲惡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訊不結，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為寬和，實糊塗耳，懶惰耳，縱奸惡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家事以厚生
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病商之錢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薄斂以紆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田，設法疏消。要使農夫稍有生聚之樂，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儉樸以養廉。
其他還有勸誡營官四條，勸誡委員四條，勸誡紳士四條，這十六條，曾國藩命刻印成冊，使州、縣官人手一冊，希望他們能將不貪財、不沽名當作座右銘。
可是，當太平天國與撚軍先後被鎮壓下去以後，曾國藩設想，本應該出現一個欣欣向榮的太平盛世，到處應洋溢著勃勃生機。可令他失望的是，呈現在麵前的依舊是破敗的景象，絲毫見不到活力。
撚軍雖然被鎮壓下去了，西北的回民起義仍此起彼伏，哥老會活動頻繁，而令曾國藩最為擔憂的是被裁撤的湘軍兵勇在無計謀生的情況下，與當地貧苦農民一道加入哥老會，把不安定因素引向了自己的家鄉。
北方水災，南方旱災，尤其是江南地區“久旱不雨，二麥已傷，稻亦不能下種”，於是從南到北饑民遍地，加之撚軍的舊部和被裁撤的湘、淮兵勇散在大江南北，社會秩序十分混亂，這常常使曾國藩感到依然是危機四伏。而挽救危機，仍以整吏愛民為首。
曾國藩的愛民思想應該說得益於他受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愛民就要“養民”，使百姓努力生產，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他關心民眾，獎勵生產，他治家注意耕讀二字，治世注意教養二字，皆有深意。他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吾所過之處，千裏蕭條，民不聊生。當亂世，處大位，而為軍民之司令者，殆人生不幸耳。弟信雲：“英氣為之一阻”，若兄則不特氣阻而已，直覺無處不痛心，無日不懼禍也。
曾國藩認為，理想而又稱職的政治家應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責任。就責任方麵而言：無論為人君，為督撫，為州縣之官，均負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培養人才之責任，這在曾國藩的“應詔陳言疏”中固可知之，於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嚐致官文書雲：“弟與閣下均居崇高之地，總以維持風氣為先務。”亦足見曾國藩理想中之政治家當負有維持風氣之責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麵言：欲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必當律己以嚴，以身作則。此於曾國藩之“應詔陳言疏”中既可知之，於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複李希庵函雲：“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者焉。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為守之，共約同誌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耳!”足見曾國藩理想中的政治家應當具備律己以嚴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麵而言：既抱淑世之心，當有用世之具。“才須學，學須識”，曾國藩既稱述武侯之言，“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曾國藩複樂道孟子之語。蓋舍多學而識，無以成其才；舍集民廣益，無以長其智。既無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熱忱，於事終無所濟。曾國藩生平雖好以德取人，亦兼顧才識。如複左宗棠函雲：“尊論人才惟好利沒幹兩種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沒幹者，決當摒斥。”而“原才篇”亦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故曾國藩理想中之政治家當有用世之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