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態度。就態度方麵而言：於曾國藩所謂“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已可知其大概。蓋自古官箴，為清慎勤；曾國藩亦嚐以此自勉，並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點評】
當官勤敬的要務是愛民、養民，因為“民心順，國家安”，這是個最簡單的道理。史稱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都是“管仲之謀”。而“安民”則是管仲之謀的一個重要內容。
管仲對“民”與“國”的關係有充分的認識。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因此，能處理好“民”的若幹大問題，就是政治中最可寶貴的：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以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管子所說的“順民心”，就是要順其“四欲”；“逆民心”就是統治者“行其四惡”。要做到“四順”、不行“四惡”，統治者必須首先懂得順於民就是為了取之於民的道理。如果不懂得這個道理，統治者肆其所欲，用刑罰和殺戮來壓製人民，結果隻能是“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國家的政令就無法施行，統治者的地位就危險了。
管仲還認為，能夠保證人民的“衣食足”，才能建立起和諧的社會秩序；如果物質生活問題得不到較好的解決，就無法對其進行道德的規範，而專恃刑罰又是不能實行全麵有效的控製的，所以管子視“務在四時，守在倉廩”為有國者的根本任務，它能使民“不移”、“不偷”、“不苟”、“不憾”而使其“富”。在管子所說的“四順”中，這是他最為強調的。
所謂“定民之居”，就是使人安居。在管子看來，把各種居民歸入相應的行政管理係統，就會秩序井然， 不相混亂。“管子於是製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為鄉六，士鄉十五”，“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
所謂“成民之事”，就是使民“樂業”。當時將民劃為士、農、工、商四類。管子認為，這四類民，若“勿使雜處”，把他們劃歸在以上的各鄉中，不僅可以減少管理上的繁亂，而且可以使他們便於傳授技藝，“不見異物而遷”，使“士之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這也是最早的職業承繼性劃分。
從富民的目標出發，使人民安居樂業，是國家穩定、富強的基本條件。管仲說：“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談“正卒伍，修甲兵”，才能強化國家的武力。
管仲還認為，人民中間的不安定因素都是施政不當所造成的。他說：“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隻有統治者大力發展生產，使國家富足，並為進一步擴大生產創造了條件，人民才會樂於“留處”，才會吸引別國的人民前來歸服。
春秋前期，政治的動蕩造成了人民經常大規模的流動，爭取民眾就成了統治者富國強兵的首要問題。管子為齊桓公謀稱霸之道而首先提出“順民心”，並把人民中的不安定因素歸罪於統治者絕非偶然。“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說明他確實抓住了問題的關鍵。順民心則國興，逆民心則國亡；富民“定民”“成民”，無一沒有一個“安”字在。
漢武帝時，以舉賢良文學和上書言事的方式，招納了一批文學之士，組成中朝(內朝)，讓他們參謀預政。當時，有個文士叫徐樂，他在上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天下之患在於土崩，而不在於瓦解。所謂土崩，就是廣大民眾反抗統治者的鬥爭；所謂瓦解，則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爭鬥。
徐樂指出，土崩和瓦解是“安危之明要”，凡是國君都必須留意深察。而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自古至今，別無二致。什麼是土崩呢，就是像秦朝末世的陳涉吳廣起義，凡是“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就會發生土崩。陳勝出身微細，既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也非王公大人名族的後裔，之所以一呼而天下風從，就是因為當時已經具備了土崩的條件。
那麼，什麼是瓦解呢?所謂瓦解就是吳楚七國之亂。七國謀逆號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但是最後卻兵敗身死。其原由並非因為他們的威權輕於匹夫而兵力弱於陳勝，而是當時“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拿陳勝起義的天下風從和七國之亂的漸被平定相比，就足以證明“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如果天下已具備土崩的條件，即使像陳涉這樣的布衣窮處之士也可以首先發難，而危及統治者的江山；如果天下無土崩之勢，即使像吳楚這樣有強國勁兵之助，一旦發難，也會立即遭到覆亡的命運。其中的道理，明君應該深察才是。
“勤敬”法(中篇)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為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謙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譯文】
古人修身治國的方法，是勤政、胸懷廣大、廉謹。勤政如同文王那樣，胸懷寬廣如同舜禹那樣，廉謹若漢文那樣，就會無往不勝。而勤政和廉謹尤為重要，從始至終，一刻也不能忘記。能勤政而且廉謹，才是大胸懷。千古的聖賢人物，哪怕是奸雄，要立於世上，不外也是個“勤”字。能夠曉得千古之真理大道的，隻是一個“謙”字。我們守住這兩條，就可以說是“早晨知道了人間真諦，晚上死也值得”了。
【事典】
曾國藩為官多年，勤敬多年，對自己、對部屬都嚴加約束。
他常說：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
他詳細規定了一天的工作安排：
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誌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入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征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
每日應辦之事，積閣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
曾國藩早年身體較強，精力較好，對幕僚依賴也較少，“遇陳奏緊要之件，每好親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間，雖然“精力日減，目光逾退”，但仍“沿此舊習”。但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隸再回兩江後，目疾加劇，“看文寫字深以為苦”，不僅公文令人代擬，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時甚至“除家書外，他處無一親筆”，對幕僚的依賴也就愈來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猶不假人”。鹹豐五、六年間，由於“幕府乏好幫手，凡奏折、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為之”，“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恒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直到鹹豐十一年(1861)春天，將大營移至安徽東流江邊時，仍在感歎“此間現無幕友，奏谘信緘皆本店一手承造，頗以辦保案為苦。”要找到好的秘書人員實際上並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員最為難得。因為要擬好奏、谘、函、劄，不僅需要學識淵博，文學優長，還要有一定的政治經驗，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劉瀚清，雖然“學問淹博，文筆亦雅，特章奏箋牘不甚合式。”這就很難得心應手。
曾國藩詳細總結曆代為官為宦成敗之關鍵，認為為官有四大忌，即“四敗”，他多次將此“四敗”置於案頭，日加戒懼。
他在日記中寫道：心緒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最為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此念願刻刻凜之。昔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慈恐久而遺忘，再書於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很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複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八敗，庶有悠悠氣象。
曾國藩一生嚴格自律，時時求過自新。有什麼不禮貌之處，也痛加檢點。他在日記中寫道：
何丹溪來久談，語多不態。午正會客一次，語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與家人辦公送禮，稗俗冗瑣雜可厭，心亦隨之紛亂，尤可恥也!燈後何子貞來，急欲談詩。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複得為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已矣。謹記於此，使良友均知吾病根所在。與子貞久談，躬不百一而言之不怍，又議人短，頃刻之間，過惡叢生，皆自好譽之念發出。
起晏，心浮不能讀書，翻陳臥子年譜，涉獵悠忽。飯後讀《易》蹇卦，因心浮故靜坐而已昏睡，何不自振也?未初客來試以時藝，讚歎語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餂，其我之謂乎?以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誑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
醒早沾戀，明知大惡而姑蹈之，平旦之氣安在?真禽獸矣!要此日課冊何用?無日課豈能隨壞更甚乎?尚麵見顏與正人君子講學，非著而何?辰正讀旅卦，飯後讀巽卦，一無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甚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相似，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了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