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曾國藩認為作人之道不外“敬”、“恕”二字：
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為親切。自此而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眾寡，無小大，不敢慢，斯為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之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期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者。
敬恕二字是曾國藩恪守的做人要訣。曾國藩出生在湖南山村，耿直的民風，使他去“偽”而崇尚“拙”；一生堅守宋明理學，使得他不願取“巧”而尚“誠”。他認為：
吾自信亦篤實人，隻為閱曆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麵，複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將篤實複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機巧來，我仍以含混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複無已時耳。
曾國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為主，但他並非是端著個理學架子，讓人望而生畏。實際上他是一個十分詼諧的人。
李鴻章曾言：“在營中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一同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他老人家又最愛講笑話，惹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隻管捋發，穆然端坐，若無其事。”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衝突起因，多半是利害關係。曾國藩利欲很薄，又嚴以自律。因此在待朋友上，鮮有過度的苛求。表現為他很有度量，亦很能容人。
他還認為，勤於政事，是政治家應具備的最基本的條件，而且應從小處著眼。他在《克勤小物》一節中說：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鍾，一銖一兩之所累也。文王之聖，而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之敢慢哉!諸葛忠武為相，自杖罪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為有用之物。朱子謂為學須銖積寸累，為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書，魏明帝自案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為後世所譏。以為天子不當親理細事。餘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若為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陳平之問錢穀，不知，問刑獄，不知，未可以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見者為效。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苟為博物君子，必見其著述滿家，抄撮累篋。苟為躬行君子，必見其容色之悴盎，徒黨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見其所居民悅，所去民思。苟善治軍，必見其有戰則勝，有攻則取。若不以目所共見者為效，而但憑心所懸揣者為高，則將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以望空為賢，而笑勤恪。何晏鄧揚之徒，流風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細事，皆墮壞於冥昧之中。親者賢者，皆見拒於千裏之外。以此而冀大業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許仲弓南麵之才，而雍以居敬為行簡之本，蓋必能敬乃無廢事也。
我宣宗成皇帝，臨禦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興，省覽章奏，卯正而畢，事無留滯。道光二十九年，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治事，不趨簡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皇四子代閱章奏，召見大臣。即今上皇帝也。對事甫畢，而宣宗龍馭上賓。蓋以七十天子，篤病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彌留之頃耳。為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親細事自諉乎?
【點評】
勤敬，即誠惶誠恐地對待自己的權力，盡職盡責，如履薄冰。古往今來，中國不乏這種人物。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稱一絕。康熙帝從政六十餘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徹曙聽政，日哺而食；數十年間，極少間斷。這是康熙帝勤於政事的突出表現。康熙帝於每日清晨至乾清門，聽部院各衙門官員麵奏政事，與大學士等集議處理，這就是衙門聽政之製。而康熙帝對自己的要求則是務在精勤，有始有終。在他執政的前幾十年間，“夙興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緊要事，輒秉燭裁決。”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寫字，仍用左手執筆批旨，而決不假手他人。他在臨終前留下的遺詔中說：“自禦極以來，雖不敢自謂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上擬三代明聖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樂業，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嚐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這並非過譽之詞。
康熙帝的勤於政務，以身作則，為“康乾盛世”的出現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後來的雍正帝、乾隆帝等樹立了勤政的榜樣。
雍正帝從政，日日勤慎，戒備怠惰，堅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話說：“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為敷政寧人之本。”
雍正帝處理朝政，自早至晚，沒有停息，大體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觸，議決和實施政事，晚上批覽奏章，經常至深夜。即使在吃飯和休息的時候，他也“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貪圖輕鬆安逸。他的這種工作作風，年年如此，寒暑不斷。經雍正帝親手批閱的奏章，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就有二萬二千餘件，這還不是其全部。雍正帝自己所寫的諭旨及對大臣奏章的批示，現已選刊者即不下數十萬言，其未刊者尚不知凡幾。這確實是兩個驚人的數字。雍正元年(1723)五月初一，雍正帝連續頒發十一道訓渝，對總督、督學、提督、總兵、布政司，按察司、道員，參將，遊擊、知府、知州、知縣等各級地方文武官員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發一道諭旨，洋洋萬言，若非勤政之君，實難辦到。
雍正帝之勤政，又與他以治天下為己任是分不開的。他在位期間，一直以“萬機待理”的責任感而勤奮工作。他自己曾明確講過，他之所以“夙夜誡懼，不遑寢食，天下機務，無分巨細，務期綜理詳明”，並非“以此搏取令名”，而是“欽承列祖開創鴻阜，休仰良考付托至意，為社稷之重，勤勞罔懈耳”。就是說，他是感到治理大清江山的責任重大，故而勤於政務，不敢稍有懈怠。正是因為雍正帝以社稷為重，以國事為先，他才能夠以朝乾夕惕自勉，惟日孜孜。雍正六年（1728）夏，他寫了《夏日勤政觀新月作》七律一首：
勉思解溫鼓虞琴，殿壁書懸大寶箴。
獨覽萬幾憑得暑，難拋一寸是光陰。
絲綸日注臨軒語，禾黍常斯擊壤吟。
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輪為啟戒盈心。
雍正帝因早年夏天中暑，遂形成畏暑心理。每一年酷熱之際，意欲休息，但一想到前賢的箴言，帝王的責任，便不敢浪費一點時光，進而勉勵自己警戒驕盈，去努力從事政務。第二年，雍正帝又作《暮春有感》七律一首：
虛窗簾卷曙光新，柳絮榆錢又暮春。
聽政每忘花月好，對時惟望雨絲勻。
宵衣籲食非幹譽，夕惕朝乾自體仁。
風紀分頒雖七度，民風深愧未能淳。
他深感登基以來，民風未淳，自己身為一國之君，責任未盡，因此朝夕戒懼，不敢怠惰，盡管大自然的變化很大，然而無暇也無心去欣賞春色的美好，花木的繁榮。
雍正帝“惟日孜孜”的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毅力，在封建帝王中堪稱楷模，即使是一些有作為的帝王也實難與之相比，更不必說那些昏庸荒淫的君主了。清史專家孟森先生曾說：“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即雍正帝）者”，“其英明勤奮，實為人所難及”。這一評價，對雍正帝來說是當之無愧的。
“勤敬”法(下篇)
【原文】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常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斬爽肮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