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嚐不思遁入眼閉箱子之中，昂然甘寢，萬事不視，或比今日人世差覺快樂。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煩，而長夜快樂之期杳無音信。且又晉階端揆，責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極品為榮，吾今實以為苦懊之境。然時勢所處，萬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鍾而已。
【譯文】
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領略了京城的境況風氣，那些身居高位的顯官要員，故意顯示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對待部下姑息縱容，一團和氣，對這種現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養成的稟性並未因此磨平，越發變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裏打算稍稍改變一下社會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不分黑白、不著痛庠、難以破除的風氣，不過，糾正偏差難免會超過原有的限度，有時不免出現意氣用事的偏頗，因此經常招致怨恨，被人議論紛紛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對待他人，本來就不應當僅僅拿中庸之道來苛責，還應該同情體諒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來糾正惡俗的苦衷啊!
許多事都很難辦，焦慮的時候不是沒想過幹脆睡到棺材裏算了，什麼事也不管，也許比現在活在人世更覺快樂。於是焦慮得越多，公事就覺得煩亂，而死期卻毫無音信。而我又升為大學士，責任越重，被人指責的地方也越多。別人以當上一品官為榮耀，我現在真是把當它做痛苦、懊惱的境界。但被形勢所逼，決不能置身事外，也隻有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罷了。
【事典】
曾國藩初入仕途，很想振作一番，有所作為。可是官場上的種種傾軋，令他十分生厭。尤其是十餘年的軍旅生涯，使他的銳氣磨去了許多。擔任兩江總督、節製四省後，尤其是太平天國失敗後，他再圖挽救，拯大廈於將傾，希圖“中興”之局早日到來。可是事與願違，他無力回天，希望自己早點死去，不願親眼看見清朝滅亡的那一天。
他在《忠勤》中討論勤於政事與王朝命運的關係時說：“開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畸士豐功偉烈，飆舉雲興。蓋全係乎天運，而人事不得與其間。至中葉以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與天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多尚巧偽，惟忠者可以革其習。末俗多趨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必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餘觀近世賢哲，得力於此二字者，頗不乏人。餘亦忝附諸賢之後，謬竊虛聲。而於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將來有出任艱巨者，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忠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晏起始。”
太平天國失敗後，清朝不但沒有出現“中興”之勢，反而形勢一天比一天糟。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深思，使他進而聯想到清王朝未來的命運。一天他對趙烈文說：“今日有四川庶常來見，其言談舉止不類士夫。前日有同鄉庶常送詩，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國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與國運相關，天下事可知矣。”他一邊說，一邊不停地皺眉頭。不過僅此而已。作為統治階級最高層的一員，他沒有也不可能再往深處去想。但是，地位較低的趙烈文卻已經有了成熟的看法。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晚，曾國藩和趙烈文像往常一樣在一起閑聊。曾國藩說，京中來人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衤誇。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意思是說，全國統一安定的局麵已經很久了，勢必漸漸走向分裂。但皇帝的權威一向很重，割據風氣尚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爛掉，否則不會出現國家土崩瓦解的局麵。以我的揣測，將來的禍患必是中央政府首先垮台，而後天下無主，人自為政，這種情況的發生大概不會超出五十年了。
曾國藩一聽，立刻皺起眉頭，過了好久才說：“然則當南遷乎?”趙烈文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就是說，恐怕是徹底滅亡，不會再像晉、宋兩代那樣，出現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的局麵。曾國藩有些不服氣，同趙烈文爭辯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烈文說：“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曾國藩無言以對，沉默良久方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礻石之隕。”實際上多少默認了趙烈文之論。
從此，曾國藩開始反複考慮趙烈文提出的問題，尤其集中於清王朝會不會“抽心一爛”、“根本顛仆”這個問題上，各種想法不斷閃現在他的腦海裏，流於他的語言中。有時他同意趙烈文的看法：“京師水泉皆枯，禦河斷流，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有時又不同意趙烈文的看法：奕訁斤為人“聰穎”，清朝“君德正，勤於政事”，那拉氏大權獨攬，遇事“威斷”，為前代所無。意思是，清朝大概不會發生像趙烈文所說的那種“抽心一爛”的事。
為此，趙烈文同他爭辯說，奕訁斤“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悚之虞，非淺智薄慧，塗飾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還說，“勤政”無補於興亡，“威斷”則易受蒙蔽。“中興氣象，第一貴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國藩最後雖無言以對，但並未心服，對清朝的所謂“中興”仍抱有幻想。
不久，清廷發來上諭，依總理衙門奏請，令督、撫、將軍就外交問題各抒己見，具折奏聞。據說，總理衙門在“折中開誠布公，於十年倉卒定約及曆年辦理情形，盡去虛文諱飾；於日後如何杜其要挾及條約應準應駁，殷殷下問，頗有中外一家之象”。曾國藩請趙烈文過目後非常興奮地說：“此折所關甚大。棟國者能如此，中興其有望乎?”接著又慷慨陳詞地說“國運長短，不係強弱，惟在上者有立國之道，則雖困不亡”。並舉南宋和金朝在強敵威逼下幸存一時的例子，得出結論說：“其妙如此，聖人所以動稱天命也。”意思是，清朝說不定能像宋晉兩代那樣，偏安一隅，苟延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他的這種僥幸心理一直保持到同治八年(1869)赴任直隸總督之後。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曾國藩接到清廷命令，調其為直隸總督。在此之前，曾已由協辦大學士升為體仁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並以“剿撚”功又得到一個雲騎尉世職。一年數遷，可謂榮耀之至，清政府似乎對他很信任。然而，曾國藩的體驗則恰恰相反。他感到自己漸漸在受到冷淡和疏遠，由兩江調往直隸，不過是清政府企圖改變“內輕外重”狀況的權宜之計。因而，恐直隸總督之職難得久任，與其如此，則不如及早辭謝。趙烈文也認為，清廷作如此調動，違反一般常理，“誠非草芭所能窺度其權衡之道”，必另有一番“深意”。曾國藩領悟這番道理，但仍有為難之處，“默然良久”說：“去年年終考察，吾密保及劾者皆未動，知聖眷已差，懼不能始終，奈何?”趙烈文認為不至如此，並對他勸慰一番，使他的情緒大致穩定了下來，遂於同年十一月八日從江寧啟行北上。但是，旅途之中仍然猶豫不決，尚未完全打消辭謝求退的念頭，隻是感到難於為陳請開缺措辭。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曾國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諭，所奏報銷折奉旨“著照所請”，隻在戶部備案，毋須核議。曾國藩為此大受鼓舞，認為這是清政府對他的特別信任，空前恩典。他寫信對長子曾紀澤說，同治三年(1864)他曾得到與此類似的三個諭旨，一是軍費報銷免辦清冊，一是天京窖藏金銀去向不予追查，一是不再深究幼天王下落。今又得軍費報銷戶部毋須核議的諭旨，使他“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因而回心轉意，雖仍慮“久宦不休，將來恐難善始善終”，但也不再要求辭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