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陛見那拉氏和同治皇帝，曾國藩未去保定任所而先到了北京。自同治八年(1869)一月一日至二月九日，曾國藩在北京住了一個多月，先住金魚胡同賢良寺，後移居宣武門外法源寺。在此期間，曾國藩除訪親問友會見各方要員外，還先後四次受到那拉氏的召見，兩次參加國宴，並在宴會上以武英殿大學士排漢大臣班次第一。這是曾國藩一生中最感榮耀的活動。
在此之前，曾國藩還沒有見過那拉氏、同治帝以及奕訁斤、文祥、寶鋆等軍機大臣，通過觀察、談話和訪親問友，他對清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二月九日，曾國藩從北京動身，沿途巡視永定河等水利設施，直至二月十六日才到達保定，接任直隸總督。通過一個時期的了解，他發現清朝的實際情況比他原來預料的還要糟，到處是一片混亂，從中央到地方沒有可以依賴的人材，整個清王朝已經像一艘千孔百瘡的破船，隻好眼看著它一天天地沉沒下去，再也沒有浮起的希望。
五月二十八日，趙烈文到達保定的當天晚上，曾國藩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悲觀心情：直隸“吏治風俗頹壞已極，官則出息毫無，仰資於徭役；民則健訟成性，藐然於憲典。加以土瘠多災，暫晴已旱，一雨輒潦”，使他深感諸事棘手，“一籌莫展”。但最使他失望的還是清政府領導核心中根本沒有一個足以力挽狂瀾，複興大清之業的人。他分析清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說，“兩宮(指慈安、慈禧兩太後)才地平常，見麵無一要語；皇上衝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奕訁斤)、文(文祥)、寶(寶鋆)數人。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寶鋆)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識短。餘更碌碌，甚可憂耳”。
曾國藩的這段話，可以說是對他與趙烈文關於清朝能否中興問題爭論的一個總結。趙烈文早就認為，清朝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之後，雖然不少人大肆渲染所謂“同治中興”，但從上到下競相腐敗，根本沒有複興的希望。經過兩年的爭論和觀察思考，曾國藩基本上同意了趙的論斷，得出大體與趙烈文類似的看法：清王朝從上到下都腐敗無能，再沒有複興的希望，它的滅亡不過是個時間和具體方式問題。
從趙烈文的日記中，也可見曾國藩與這位幕僚討論清朝滅亡的具體記載：
同治四年(1865)六月初八日，初鼓時，滌師至，見有客，乃去。少許，複來久談，言：“昨有嚴旨，因撚賊竄至豫東，全無攔禦，各帥均被斥責，沅浦摘去頂戴，與豫撫李鶴年均交部議處，少帥戴罪立功。旨中並有各疆吏於撚賊入境則不能堵禦，去則全無擱遏，殊堪痛恨。李某剿賊已屆半年，所辦何事等語。辭氣嚴厲，為邇來所無。少帥及沅浦胸次未能含養，萬一焦憤，致別有意外，則國家更不可問。且大局如此，斷難有瘳，吾恐仍不免北行。自顧精力頹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為愈耳。”言次神氣淒愴。餘無以為慰，但囑安心養攝數日，勿以境累心。
八月初六日，滌師來久談，言：“撚勢猖獗已至沂州境，李帥以調度乖方，奉旨議處，東撫丁寶楨革職留任，摘去頂戴。李帥尚欲守運，恐益無把握。將來事仍要到吾身上，自顧精力如此，終致僨誤奈何!”餘曰：“烈來此後，側聽時事，審知繆、運兩防之決不能集久矣。古人窮寇勿遏，圍師必闕，況以疲卒當方張之寇，而欲致之死地，一鼓蕩平，其可得乎!天時人事，必當仍屬於師，師幸勿為苟且目前之計，勞神於不急之務，天下幸甚，生民幸甚。”
【點評】
力圖振作而無可挽回，這是“勢”使然。曾國藩的處境可與崇禎一比。
在中國曆史上，勤政兩個字往往總是與致治聯係在一起的，而亡國破家則往往與荒政密不可分，但是在明朝曆史上卻有一個特例：勤政的亡國之君——崇禎皇帝。
明崇禎十六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農民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於煤山自縊，明朝滅亡。這段曆史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並不生疏，而且也許有人還能記得他白縊前寫於衣襟的遺書：
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麵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這段遺言很引起後世讀者的同情，修史者在為他作傳立紀之後，也不禁讚歎道：“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彈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製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
崇禎皇帝確實是一位矛盾中的人物。他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嬉政誤國，在位七年，盡由太監魏忠賢專權，殘害無辜，為所欲為。崇禎皇帝即位之初，當機立斷，鏟除魏忠賢及其閹黨，革弊立新，勵精圖治，頗有振作之舉。
崇禎皇帝即位前被封為信王，明熹宗死後無子，兄終弟及，由他入繼皇位。因為他是以外藩入繼的，比起那些自幼隻居深宮的皇儲有所不同，還能夠知道一些宮廷外麵的事。據說有一次他讓宦官去宮外買元宵，宦官買回來後說要一貫錢一碗。他對宦官說道：“朕在藩邸時，每次都是三十文一碗，怎麼會要一貫錢呢？”當場戳穿了宦宮的欺騙。
崇禎皇帝還是一位勤於讀書的皇帝，史書上說他“上喜讀書，各宮玉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則隨手披覽。”於是有人作詩道：
案頭綈篋禦香薰，
午夜猶聞誦典墳。
才識外間科目貴，
君王還習四書文。
據說崇禎皇帝所撰四書八股文水平不低，頗為士子傳誦。
在處理政務方麵，崇禎皇帝也頗示勤奮。他在位十七年當中，既有東北清軍的威脅，又有內地農民起義的打擊，可謂內外交困，幾乎無一日輕鬆之感。每天處理公文召見群臣，從早至晚，難得休息。一次正旦大朝之後，崇禎皇帝到慈寧宮拜見劉太妃，坐在那裏竟然睡著了。劉太妃讓左右給他覆上錦被，不要打擾。過了些時候，崇禎皇帝自己醒來，忙整一下衣冠，對劉太妃說道：
“神祖（明神宗，劉太妃即神宗妃）時，海內少事。至兒子多難，所苦支吾兩夜，省文書，未嚐交睫。今在太妃前， 然不自持，一至於此。”劉太妃為之泣下，崇禎皇帝也幾乎落下淚來，周圍宮人莫能仰視。
為處理文書徹夜不眠，崇禎皇帝可謂勤政了。但是，就是這樣一位勤政之君，最終卻落了個亡國自盡的結局，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明史》講了兩個原因：一是客觀原因，即“大勢已傾，積習難挽”；二是主觀原因，即崇禎皇帝“用匪其人”。應該說，《明史》纂修者的這一看法是相當精辟而有道理的。崇禎皇帝即位之初，陝西即已爆發農民起義，不數年間，便成燎原之勢。此時的又一威脅則為關外遼東滿洲勢力，至崇禎九年（1636）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號為清，建元崇德，便已不再是叛酋，而儼然是要取明而代之的敵國了，崇禎皇帝左右支牾；東西難顧，敗勢是十分明顯的。而使他最終亡國喪身的更重要原因則是他的剛愎自用，自作聰明，既不知人，又不自知。·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