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鑒真俗姓淳於，是揚州江陽人。鑒真是他出家的法號。他生於688年，父親是個商人，也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鑒真從小就受父親影響，對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4歲那年就出家當了和尚。
經過佛寺裏著名師父的指導，鑒真的佛學知識越來越豐富。後來在長安的一座佛寺裏受了具足戒(戒是佛教徒應當遵守的戒條、戒律。舉行儀式，接受師父授給的戒條，叫受戒。具足戒是僧侶的最高戒律，受具足戒表明受戒人的學問已經達到高深的程度，有了講授的資格)。由於他淵博的學識和高尚的品德，當他45歲的時候，已經成為名揚四海的高僧，由他授戒的門徒達到4萬多人。
中國隋唐時期，中日交往較密切。從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派出遣唐使共14次。每次都在100人以上。很多日本留學生進入唐朝最高學府國子監深造。
當時，日本受中國影響，大力提倡佛教。他們依照唐朝修建佛寺。日本政府還決定派榮睿和普照兩位年輕的僧徒到中國學習佛學，並打算聘請中國的高僧去日本傳授戒律。
榮睿和普照在洛陽、長安學習佛法，他們聽說鑒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就想請鑒真到日本去。公元742年，榮睿、普照到揚州大明寺，拜訪鑒真，向他說明了來意，鑒真見他們這樣誠心，就問身邊的弟子：“你們有誰願意接受邀請，去日本國傳經嗎?”在場的僧侶誰也不吭聲。過了半天，一個名叫祥彥的僧徒站起來說：“日本國離我們太遠了，中間隔著茫茫大海，途中恐怕性命難保，所以不敢去。”鑒真說：“為了傳播佛法，怎麼能顧惜生命呢?你們既然都不願意去，我去吧!”僧徒見師父態度這樣堅決，都很感動，紛紛表示願意跟隨師父東渡日本。
唐朝法律規定，未經政府批準，私人是不準出國的。榮睿和普照通過宰相李林甫的哥哥、信奉佛教的李林宗的幫助，辦好了鑒真出國的手續。但是很不巧，正當他們要開船遠航的時候，浙江一帶發生海盜事件，沿海關防檢查十分嚴格。鑒真的弟子道航和如海發生糾紛，驚動了官府，沒收了他們的船隻。這次東渡沒能成行。
第二次出海，他們在海上遇到風浪，船觸礁沉沒，他們困在荒島上，後來被漁船發現救了回來。第三次、第四次也都沒有成功。
公元748年，61歲的鑒真做好了第五次東渡的準備。6月的一天夜裏，鑒真和他的弟子榮睿、普照等人登上了大船出發了。不久就遇到了大風浪，他們在茫茫大海中飄流了14天，他們嚼生米吃，喝鹹水個個肚子脹得厲害。他們經過“蛇海”、“飛魚海”、“飛鳥海”，最後，飄到了海南島才登陸。榮睿，這位為邀請鑒真，為促進中日文化交流而曆盡艱難的日本僧人，由於長期的勞累，不久就逝世了。63歲的鑒真，因榮睿的去世而倍加哀痛，加上經受不住南方的暑熱，得了眼疾，不久雙眼失明。隨後，第一個決心隨鑒真東渡的祥彥也去世了。然而，這一係列打擊都動搖不了鑒真東渡的決心，他暗中仍繼續進行著第六次東渡的準備。
公元753年10月，日本第10次“遣唐使”準備回國。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備真備，以及跟他們一起回國的晁衡等，一起來到揚州延光寺拜訪鑒真。他們對鑒真五次渡海的行為欽佩，並再一次邀請他東渡。年逾花甲的鑒真滿口答應。他為了避免官府的阻攔，讓遣唐使的船先離開揚州，在黃泗浦等待。10月19日夜，鑒真等乘小船出發，隨行的有思托等14名弟子和其他人員共24人。普照聞訊也趕來同往。四條遣唐使船於11月15日同時啟航。鑒真終於踏上了第六次東渡的航程。
鑒真一行被安置在同一條船上。不幸這條船在海上又遇到風浪。但是，經過兩個多月的奮戰，曆盡艱險，終於在12月26日到達日本。
佛教從6世紀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後，到了8世紀便很盛行。日本曆朝的統治者都利用佛教來“鎮護國家”。鑒真一行到達日本的消息一傳開，那裏的朝野和佛教界都大為振奮。鑒真到首都奈良那天，日本孝謙天皇派專使在城門迎候。鑒真在人們簇擁下走進了奈良城。奈良城裏街道筆直寬廣，縱橫交錯，“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簡直和長安一樣。鑒真一行人感到很親切，好像回到了久別的長安。
鑒真被安置在著名的佛教聖地東大寺。天皇又派遣比鑒真遲20天到達的遣唐使吉備來東大寺，宣讀了詔書，授給鑒真“傳燈大法師”的法號，由他主持授戒傳律。吉備真備還抄錄了鑒真弟子的法名，一一授以名位，贈送禮物。
當時，日本的佛寺有免稅免役的特權。但由於沒有嚴格的授戒製，出家很方便，一般都是僧徒自立佛前，宣誓遵守佛規，即“自誓授戒”，就算有了僧籍。這樣一來，人們紛紛出家，朝廷賦稅收入減少，同時其他流弊也很多。自鑒真到達日本以後，日本朝廷便讓他來推行嚴格完善的授戒製度。朝廷在東大寺興建了戒壇院，連日本聖武太上皇、皇太後、孝謙天皇等也帶頭登壇，請鑒真授戒；接著皇族及沙彌(沒有受具足戒的男性修行者)400多人相繼受戒。但是佛教界一些習慣於“自誓授戒”的高僧，仍不願意登壇受戒。於是，鑒真便多次派弟子去友善地同他們辯論，最後他們終於心悅誠服地登壇受戒了。
這樣一來，鑒真的威望更高了。各地僧侶紛紛前來拜謁鑒真，請求他傳授正規授戒法。為了廣收僧徒，鑒真向朝廷提議，仿照中國五台山清涼寺和衡陽嶽寺，建築一座新寺院。這個提議立即得到朝廷批準。經過鑒真師徒們的苦心經營，新寺院於公元759年8月建成。孝謙上皇(這時他已讓位給淳仁天皇，所以稱“上皇”)親自書寫了一塊匾額，題名為“唐招提寺”。從此，四方僧徒都聚集到這裏來進修佛學，接受戒律；這座寺院，也就成了當時日本最有影響的佛學學校。
鑒真東渡日本，不但傳播了中國的佛學和授戒製度，而且把當時最成熟的唐代文明介紹給了日本。
鑒真很精於醫道。他除了講律授戒以外，還從事醫療活動，傳播醫學知識。他盡管雙目失明，但利用嗅覺、味覺和手指的觸覺，把有關藥物鑒別的知識毫無保留地傳給了日本人民。有一次天皇生病，請了126名精於醫術的和尚給他治醫，結果鑒真等人診治的效果最好，因而受到褒獎。
鑒真和他的弟子們精通佛寺的建築。唐招提寺結構精巧，布局和諧，講求對稱，給人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它吸收了唐代建築的最新成就，對日本寺院建築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此外，鑒真和他的弟子們在文學、雕塑、繪畫、書法、語言學以及榨糖、作醬油、製豆腐、縫紉等方麵，也都對日本人民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公元763年5月6日，鑒真大師於唐招提寺宿房，雙腿盤坐，麵朝西方的祖國，停止了呼吸，享年76歲。鑒真逝世之前，他的弟子思托模仿其真容，用幹漆夾苧(ｚｈù，苧麻纖維織的布)的方法，為他塑造了一尊坐像。大師身穿朱紅色褊衫，披著橫披和袈裟，結跏趺(ｊｉāｆū盤腿)坐，閉目含笑，再現了他仁慈和藹的儀表和堅毅不拔的意誌。這尊坐像安置在寺東北開山堂內，一直保存到現在，被日本人民視為“國寶”。不久，鑒真逝世的消息傳到他的故鄉揚州，當地僧侶穿了喪服，向東舉哀三天。
鑒真大師為促進中日友誼的獻身精神，永遠留在兩國人民心中。1980年，日本政府還特地把鑒真的坐像送回中國揚州“返裏歸親”，在中日兩國友好關係史中增添了一段佳話。中世紀騎士
中世紀時的歐洲出現了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以服騎兵軍役為條件，獲得國王或大領主的封地。他們是參加鎮壓農民起義，或國王、大領主掠奪戰爭的級別最高的戰鬥人員，是以馬代步馳騁於沙場的貴族。他們，就是騎士階層。
中世紀的騎士製度，是封建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羅馬史學家塔西陀說，歐洲騎士製度起源於古代日耳曼人入伍習俗，當一個日耳曼人青年到了使用武器的年齡時，整個部落的人就聚集在一起，為這個青年舉行儀式，授予盾牌和長矛，讓他加入戰士的行列。在冷兵器時代，那些自備馬匹出征的戰士備受重視，因為騎士的作用遠勝過步兵。
當時，出身於貴族家庭是成為騎士的重要條件，同時騎士還必須從小經受訓練，到領主家充當侍從學文習武，向女主人學習禮儀，21歲時方能被正式授予騎士稱號。
騎士本身就是一種神聖的榮譽稱號，被視為一種上帝的虔誠仆人，正義的豪俠之士和女性的溫順護衛，因而富於神秘、浪漫的色彩。
騎士間的戰鬥並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麼可怕。許多戰鬥是小規模的，常常隻有幾百人參戰，幾個小時便結束。他們更感興趣活捉對方，而不是將對手殺死。因為俘虜一個敵人就可以索取一份贖金。贖金的多少按俘虜的地位和家產而確定。俘虜地位越高，家產越多，騎士的所得自然就越豐厚。當然，普通的騎士也並不總是以這種態度來對待戰爭。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從戰爭中獲得的東西太少了。騎士無論是參加馬上比武還是進行實戰，都要遵守某些成文規則和慣例。如：一個騎士不能對另一個毫無戒備的騎士發起攻擊，而必須讓對方做好戰鬥前的準備。搞突然襲擊，對真正的騎士來說，是一種可鄙的行為。另外，當一名騎士俘虜了另一名騎士後，必須將俘虜待如上賓。
騎士為什麼要這麼注重這些法規和慣例呢?這大半是事關彼此之間的切身利益的原因。今天雖然俘虜了別人，也許明天自己也會成為別人的俘虜，所以雙方都要為自己留下後路。
除了交戰的慣例外，騎士製度還包括了許多其他內容。基督教會教導應該遵守基督教的戒律。如：“騎士應該幫助窮人，保護教堂、婦女和所有無防衛能力的人”，等等。雖然，並不是所有騎士都遵守這些準則，理想的騎士和現實中的騎士差別很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還是有變化。1350年時的騎士就比1050年時的騎士，更有禮貌和文明得多。基督教會和貴婦人努力促使一個魯莽、好鬥的騎士變為有教養，懂禮貌的騎士，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騎士是封建時代的職業軍人，打仗是他們的根本義務。對東方伊斯蘭國家的侵略，刺激了十字軍和騎士製度的發展，並形成了受羅馬教皇直接控製的宗教騎士團，著名的有聖殿騎士團、條頓騎士團等，騎士團是種兼有軍事性和宗教性的社會集團。它把中世紀的騎士製度推向了頂峰。
騎士製度盛行於11世紀至14世紀。這時期也出現了反映騎士生活理想的文學作品。主要體裁分抒情詩和敘事詩，表現了騎士為了愛情、榮譽和功業而戰的精神。騎士文學對後世歐洲詩歌和小說的形成有著較大的影響。
到了1500年，騎士作為戰鬥人員已經被備有火器射擊武器的雇傭軍取代，騎士階層走向了衰亡，盛行一時的騎士製度逐步瓦解。中世紀的西歐城市
中世紀初期西歐的城市，並不像現在的西方城市那樣。那時，每座城市都築有厚實的城牆，城牆上有垛口、炮眼和望塔，外麵往往有河道環繞，隻有經過吊橋，才能進入城內。城門整天有衛兵把守。每天清晨號角聲響，城門洞開；入夜城門緊閉，任何人都不能進出。城市的外貌就像一座堡壘。這一切，都是為了防禦敵人進攻。
城市通常是不大的，一般不過四五千居民，有2萬居民的城市算是很大的了。這跟當時已經擁有百萬人口的中國唐朝都城長安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城裏人口雖然不多，卻住得非常擁擠。狹窄而又彎曲的街道兩旁，樓房一幢接著一幢，有的高達四五層。街道兩旁相對的房頂幾乎相碰，以致曬不到陽光，顯得非常陰暗。房屋大都是木造的，頂上蓋著厚厚的麥秸。由於用火石打火很費時間，所以在“熄火”鍾打過以後，居民把火種整夜埋在灰燼裏；晚上都點鬆脂火把照亮。因此時常失火，而且一旦發生火災，往往會把整個住宅區焚毀。
街道的路麵是泥土的，比較熱鬧的地段才鋪上鵝卵石。趕車的、騎馬的、步行的就在這高低不平的路上東躲西閃，擦肩而過。路上到處是肮髒的垃圾和飛揚的灰塵，一下雨就是一個個汙穢的泥潭，所以時常發生傳染病，人口死亡率極高，平均壽命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