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與曾國藩為同縣人。稟生舉孝廉方正，平時假館四方，賴教書度日。他的道德學問，有人稱屬屈指可數的人物。他標榜宋儒，認為“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汙辱莫大焉。”他家境貧寒，歲饑常不能具食，母親、哥哥都病死了，夫人又因連哭三子而失明。他“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
曾國藩對他很尊敬，常在書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稱其為家鄉的顏淵。後來湘中書生，起兵拯難，立勳名於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學生，而且都是湘鄉人。
曾國藩在北京時，曾致弟書說：“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麵暢談。”“陳堯農、羅羅山皆可謂名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羅澤南當時還沒有跟曾國藩見過麵。後由於曾國華與曾國荃曾師從羅澤南，羅澤南又與曾國藩的父親一起辦團練，同曾家來往漸多，關係便越來越密切起來。不久，湖南巡撫張亮基調羅澤南等赴長沙。這一支鄉勇，就成為曾國藩最初的基本力量了。
歐陽兆熊，字曉岑，湖南湘潭人。１８４０年曾國藩授官翰林院檢討不久，就病倒在果子巷萬順客店中，病情沉重，幾至不起，多虧歐陽兆熊的精心護理才沒有死去。從此，二人成為至交。
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李鴻章入京考進士。他是曾國藩同榜進士李文安的兒子，李文安命李鴻章跟曾國藩讀書學做文章，曾、李二人因此建立了師生的關係。誰都沒有想到，這個二十二歲的青年，日後竟成為曾國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並且是他一生誌業的薪火傳人。
曾國藩從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點翰林起，至鹹豐二年（１８５２）離開北京，十三年中七次升遷而官至侍郎。他擔任過翰林院庶吉士教習、侍講學士、會試同考官、殿試讀卷大臣、四川鄉試正考官、武會試正總裁等職務。
科舉時代，在各種考試中，凡是被錄取的考生，理所當然地便成為考官的“門生”，考官便是考生的“座師”。這種座師和門生的關係，遠比傳道授業的“業師”更為親密，也更受人重視。曾國藩憑著這一連串的考官經曆，毫不費事地收了許多門生。後來帶兵打仗，他的部屬和幕僚中，有不少都是尊稱他為“老師”的學生。他們給予曾國藩的助力也很大。
曾國藩觀察人並不以貌取人，譬如羅澤南“貌素不揚，目又短視，”駱秉章“如鄉裏老儒，粥粥無能，”但他都能傾心相好，許為奇才。又如塔齊布，因為他起身很早，穿草鞋，每朝認真練兵，便為曾國藩所賞識。後來一力保舉他，並且說：“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他識拔人才，主要是因為他能觀人於微，並且積久而有經驗，所以他能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對於觀人的方法，“以有操守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慚的人。
曾國藩能這樣“冷眼識英雄，”所以在他夾袋中儲藏了不少人物檔案，等到一旦需用，他便能從容地按其才委以職務，而且一一勝任。後來和太平天國打仗，曾國藩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時無二。這不能不說是由於做京官時，觀察羅致人才的好處。
曾國藩在聚集與培養人才方麵確是煞費苦心，不遺餘力，他自己講求才之道約有三端：‘曰訪察、曰教化、日督責。探訪如鷙鳥、猛獸之食，如商賈之求財；訪之既得，又須辨其賢否，察其真偽。教者，誨人以善而導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從於不自知也。督責者，商鞅立木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也正因為這一點，曾國藩幕府對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評論的那樣：“公（指曾國藩）任兼圻，雖於幕府外設書局、忠義采訪局以安置士人之賢者，而薪俸僅足贍其家，但能隨人之才以成就之，故歸之者如流水。”不少幕僚受其感動，拜他為師。例如，趙烈文鹹豐五年（１８５５）底初入曾國藩幕，鹹豐十一年（１８６１）夏再次入幕，直至同治四年（１８６５）春始行拜師大禮，改變稱呼。此足見其鄭重其事，並非草率之舉，阿諛之行。
這麼多人才追隨曾國藩，為其出謀劃策，出生入死，曾國藩自然酬以實惠，這也是趙烈文所說的“集眾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國藩奏保幕僚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艱難，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劉瀚清的例子最能說明問題。劉是江蘇武進人，原是湖北巡撫胡林翼的幕僚，負責草擬奏稿，很受胡的器重。成豐七年（１８５７）四月，太平軍席卷蘇、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劉瀚清身當幕主及形勢危殆之時，辭歸鄉裏，引起胡、曾的不滿。胡林翼於同年六月奏保十六人，劉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劉瀚清進入曾國藩幕府，以後又隨曾北上鎮壓撚軍。但移督直隸時，劉又遲疑不肯隨行。在曾國藩的眼裏，劉是不能任艱巨的人，因此雖敬其有才，但也不保舉。劉後任上海預備學校校長，負責培訓赴美留學生。
此外，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聲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之人，一是個人不願出仕之人。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一入保案，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遭連章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他在《日記》中寫道：“老年一膺薦犢，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
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曾國藩以後接受教訓，對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力排眾議，堅持隻用其策，不用其人，並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解釋說：“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則彈章嚴旨立時交至，無益於我，反損於渠，餘擬自買米外，不複錄用。”第二種人如惲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二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擢巡撫，複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劾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九月清政府欲令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征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自己的理由：“丁日昌以江西知縣，因案革職，三年之內開複原官，薦保府道，擢任兩淮運司，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浮。洋人變詐多端，非勳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蕺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消此議。
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恩，反成仇隙，說來頗令曾國藩傷心。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談到奏保之難時說：“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為德反成仇隙者。餘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為求得英才，曾國藩幾欲達到跺足捶胸的地步：
近日來，親朋好友寄信來規勸我，不少人懷疑我的所作所為有嫉賢妨能、刻薄陰險的嫌疑，於是讓我感到十分憤恨。荊軻的一片赤心化為貫日長虹，見到的人卻認為是妖氣而鄙薄它；契弘的鮮血化為碧玉，看到的人卻認為是頑石而拋棄它。古往今來同此悲慨，我又哪裏算是特殊呢？屈原之所以寧肯沉江自盡，從此永不回返人間，這確實有它的道理啊！我待人不夠誠懇，這已有年頭了，如今再打算矯揉造作，對人故做溫和之態，這是偽上加偽了。
這是鹹豐四年（１８５４）二月七日寫給劉蓉信中的一段。
曾國藩以翰林起家，曆任京官，為其仕途根本憑藉。以京僚身份回鄉，並在外主持軍務，昔日同年同官，皆因相知而成為重要內援。此一基礎，自為曾國藩生平事業之重要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