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事做，所以在分類廣告上登了一小段廣告——教授跳舞。她的技術如何，我不曉得，不過她聲明願減收半費教給我的時候，我沒出聲。把知識變成金錢，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點苦悶，沒有男朋友約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飯便假裝頭疼，跑到樓上去睡覺。婚姻問題在那經濟不景氣的國度裏，真是個沒法辦的問題。我看她恐怕要窩在家裏！“房東太太的女兒”往往成為留學生的夫人，這是留什麼外史一類小說的好材料；其實，裏麵的意義並不止是留學生的荒唐呀。
四、 東方學院
從一九二四年的秋天，到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我一直在倫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時候離開倫敦幾天，到鄉間或別的城市去遊玩，其餘的時間都消磨在這個大城裏。我的工作不許我到別處去，就是在假期裏，我還有時候得到學校去。我的錢也不許我隨意的到各處旅遊，英國的旅館與火車票價都不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東方學院，倫敦大學的各學院之一。這裏，教授遠東近東和非洲的一切語言文字。重要的語言都成為獨立的學係，如中國語，阿拉伯語等；在語言之外還講授文學哲學什麼的。次要的語言，就隻設一個固定的講師，不成學係，如日本語；假如有人要特意的請求講授日本的文學或哲學等，也就由這個講師包辦。不甚重要的語言，便連固定的講師也不設，而是有了學生再臨時去請教員，按鍾點計算報酬。譬如有人要學蒙古語文或非洲的非英屬的某地語文，便是這麼辦。自然，這裏所謂的重要與不重要，是多少與英國的政治，軍事，商業等相關聯的。
在學係裏，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兩位講師。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國人；兩位講師總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外國人——這就是說，中國語文係有一位中國講師，阿拉伯語文係有一位阿拉伯人做講師。這是三位固定的教員，其餘的多是臨時請來的，比如中國語文係裏，有時候於固定的講師外，還有好幾位臨時的教員，假若趕到有學生要學中國某一種方言的話；這係裏的教授與固定講師都是說官話的，那麼要是有人想學廈門話或紹興話，就非去臨時請人來教不可。
這裏的教授也就是倫敦大學的教授。這裏的講師可不都是倫敦大學的講師。以我自己說，我的聘書是東方學院發的，所以我隻算學院裏的講師，和大學不發生關係。老舍在東方學院的有關交涉，都是由他和院方直接接觸。他初到學院時年薪二百五十鎊，經與院長交涉，升至三百鎊。那些英國講師多數的是大學的講師，這倒不一定是因為英國講師的學問怎樣的好，而是一種資格問題：有了大學講師的資格，他們好有升格的希望，由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教授既全是英國人，如前麵所說過的，那麼外國人得到了大學的講師資格也沒有多大用處。況且有許多部分，根本不成為學係，沒有教授，自然得到大學講師的資格也不會有什麼發展。在這裏，看出英國人的偏見來。以梵文，古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等說，英國的人才並不弱於大陸上的各國；至於遠東語文與學術的研究，英國顯然的追不上德國或法國。設若英國人願意，他們很可以用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國聘請較好的教授。可是他們不肯。他們的教授必須是英國人，不管學問怎樣。就我所知道的，這個學院裏的中國語文學係的教授，還沒有一位真正有點學問的。這在學術上是吃了虧，可是英國人自有英國人的辦法，決不會聽別人的。幸而呢，別的學係真有幾位好的教授與講師，好歹一背拉，這個學院的教員大致的還算說得過去。況且，於各係的主任教授而外，還有幾位學者來講專門的學問，像印度的古代律法，巴比侖的古代美術等等，把這學院的聲價也提高了不少。在這些教員之外，另有位音韻學專家，教給一切學生以發音與辨音的訓練與技巧，以增加學習語言的效率。這倒是個很好的辦法。
大概的說，此處的教授們並不像牛津或劍橋的教授們那樣隻每年給學生們一個有係統的講演，而是每天與講師們一樣的教功課。老舍作為講師作了許多教授資格的事。突出的如：主講《唐代愛情小說》講座。他的研究獨特精辟，有很高的理論價值。此外，還製唱片，編教材等。這就必須說一說此處的學生了。到這裏來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的限製。以年齡說，有的是七十歲的老夫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幾歲的小男孩或女孩。隻要交上學費，便能入學。於是，一人學一樣，很少有兩個學生恰巧學一樣東西的。拿中國語文係說吧，當我在那兒的時候，學生中就有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一位老人是專學中國字，不大管它們都念作什麼，所以他指定要英國的講師教他。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學，因為他非常注重發音；他對語言很有研究，古希臘，拉丁，希伯來，他都會，到七十多歲了，他要聽聽華語是什麼味兒；學了些日子華語，他又選上了日語。這兩個老人都很用功，頭發雖白，心卻不笨。這一對老人而外，還有許多學生：有的學言語，有的念書，有的要在倫敦大學得學位而來預備論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漢書》，有的是要往中國去，所以先來學幾句話，有的是已在中國住過十年八年而想深造……總而言之，他們學的功課不同，程度不同，上課的時間不同，所要的教師也不同。這樣，一個人一班，教授與兩個講師便一天忙到晚了。這些學生中最小的一個才十二歲。
因此，教授與講師都沒法開一定的課程，而是兵來將擋，學生要學什麼，他們就得教什麼；學院當局最怕教師們說“這我可教不了”。於是，教授與講師都很不易當。還拿中國語文係說吧，有一回，一個英國醫生要求教他點中國醫學。我不肯教，教授也瞪了眼。結果呢，還是由教授和他對付了一個學期。我很佩服教授這點對付勁兒；我也知道，假若他不肯敷衍這個醫生，大概院長那兒就更難對付。由這一點來說，我很喜歡這個學院的辦法，來者不拒，一人一班，完全聽學生的。不過，要這樣辦，教員可得真多，一係裏隻有兩三個人，而想使個個學生滿意，是做不到的。
成班上課的也有：軍人與銀行裏的練習生。軍人有時候一來就是一撥兒，這一撥兒分成幾組，三個學中文，兩個學日文，四個學土耳其文……既是同時來的，所以可以成班。這是最好的學生。他們都是小軍官，又差不多都是世家出身，所以很有規矩，而且很用功。他們學會了一種語言，不管用得著與否，隻要考試及格，在餉銀上就有好處。據說會一種語言的可以每年多關一百鎊錢。他們在英國學一年中文，然後就可以派到中國來。到了中國，他們繼續用功，而後回到英國考試，考試及格便加薪俸了。我幫助考過他們，考題很不容易，言語，要能和中國人說話；文字，要能讀大報紙上的社會論與新聞，和能將中國的古典與公文譯成英文。學中文的如是，學別種語文的也如是。厲害！英國的秘密偵探是著名的，軍隊中就有這麼多，這麼好的人才呀：和哪一國交戰，他們就有會哪一國語言文字的軍官。我認得一個年輕的軍官，他已考及格過四種語言的初級試驗，才二十三歲！想打倒帝國主義麼，啊，得先充實自己的學問與知識，否則喊啞了嗓子隻有自己難受而已。
最壞的學生是銀行的練習生們。這些都是中等人家的子弟——不然也進不到銀行去——可是沒有軍人那樣的規矩與紀律，他們來學語言，隻為馬馬虎虎混個資格，考試一過，馬上就把“你有錢，我吃飯”忘掉。考試及格，他們就有被調用到東方來的希望，隻是希望，並不保準。即使真被派遣到東方來，如新加坡，香港，上海等處，他們早知道滿可以不說一句東方語言而把事全辦了。他們是來到這個學院預備資格，不是預備語言，所以不好好地學習。教員們都不喜歡教他們，他們也看不起教員，特別是外國教員。沒有比英國中等人家的二十上下歲的少年再討厭的了，他們有英國人一切的討厭，而英國人所有的好處他們還沒有學到，因為他們是正在剛要由孩子變成大人的時候，所以比大人更討厭。
班次這麼多，功課這麼複雜，不能不算是累活了。可是有一樣好處；他們排功課表總設法使每個教員空閑半天。星期六下午照例沒有課，再加上每周當中休息半天，合起來每一星期就有兩天的休息。再說呢，一年分為三學期，每學期隻上十個星期的課，一年倒可以有五個月的假日，還算不壞。不過，假期中可還有學生願意上課；學生願意，先生自然也得願意，所以我不能在假期中一氣離開倫敦許多天。這可也有好處，假期中上課，學費便歸先生要。
學院裏有個很不錯的圖書館，專藏關於東方學術的書籍，樓上還有些中國書。學生在上課前，下課後，不是在休息室裏，便是到圖書館去，因為此外別無去處。這裏沒有運動場等等的設備，學生們隻好到圖書館去看書，或在休息室裏吸煙，沒別的事可做。學生既多數的是一人一班，而且上課的時間不同，所以不會有什麼團體與運動。每一學期至多也不過有一次茶話會而已。這個會總是在圖書館裏開，全校的人都被約請。沒有演說，沒有任何儀式，隻有茶點，隨意的吃。在開這個會的時候，學生才有彼此交談的機會，老幼男女聚在一處，一邊吃茶一邊談話。這才看出來，學生並不少；平日一個人一班，此刻才看到成群的學生。
假期內，學院裏清靜極了，隻有圖書館還開著，讀書的人可也並不甚多。我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與《二馬》，大部分是在這裏寫的，因為這裏清靜啊。那時候，學院是在倫敦城裏。四外有好幾個火車站，按說必定很亂，可是在學院裏並聽不到什麼聲音。圖書館靠街，可是正對著一塊空地，有些花木，像個小公園。讀完了書，到這個小公園去坐一下，倒也方便。現在，據說這個學院已搬到大學裏去，圖書館與課室——一個友人來信這麼說——相距很遠，所以館裏更清靜了。哼，希望多咱有機會再到倫敦去，再在這圖書館裏寫上兩本小說！
五、 寫小說
二十七歲出國。為學英文，所以念小說，可是還沒想起來寫作。到異鄉的新鮮勁兒漸漸消失，半年後開始感覺寂寞，也就常常想家。從十四歲就不住在家裏，此處所謂“想家”實在是想在國內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過去的，想起來便像一些圖畫，大概那色彩不甚濃厚的根本就想不起來了。這些圖畫常在心中來往，每每在讀小說的時候使我忘了讀的是什麼，而呆呆的憶及自己的過去。小說中是些圖畫，記憶中也是些圖畫，為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的圖畫用文字畫下來呢？我想拿筆了。
《老張的哲學》
但是，在拿筆以前，我總得有些畫稿子呀。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世上有小說寫法這類的書，怎辦呢？對中國的小說我讀過唐人小說和《儒林外史》什麼的，對外國小說我才念了不多，而且是東一本西一本，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有的是女招待嫁皇太子的夢話。後來居上，新讀過的自然有更大的勢力，我決定不取中國小說的形式，可是對外國小說我知道的並不多，想選擇也無從選擇起。好吧，隨便寫吧，管它像樣不像樣，反正我又不想發表。況且呢，我剛讀了Nicholas Nickleby（《尼考拉斯·尼柯爾貝》）和Pickwick Papers（《匹克威克外傳》）等雜亂無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膽放野；寫就好，管它什麼。這就決定了那想起便使我害羞的《老張的哲學》的形式。
形式是這樣決定的；內容呢，在人物與事實上我想起什麼就寫什麼，簡直沒有個中心；浮在記憶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與事都隨手取來，沒等把它們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擠著人，事挨著事，全喘不過氣來。這一本中的人與事，假如擱在今天寫，實在夠寫十本的。
在思想上，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很高明，所以毫不客氣的叫作“哲學”。哲學！現在我認明白了自己；假如我有點長處的話，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麵，我能是個熱心的朋友，而不能給人以高明的建議。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淺的見解拿過來，作為我判斷一切的準則。在一方麵，這使我的筆下常常帶些感情；在另一方麵，我的見解總是平凡。
假若我專靠著感情，也許我能寫出有相當偉大的悲劇，可是我不徹底；我一方麵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麵我又管束著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愛憎判斷。這種矛盾是出於我個人的性格與環境。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寧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別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心。有了這點分析，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據說，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還是我近來的發現；在十年前我隻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有人說，《老張的哲學》並不幽默，而是討厭。我不完全承認，也不完全否認這個。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個人一個脾氣，無須再說什麼。有的人急於救世救國救文學，痛恨幽默；這是師出有名，除了太專製一些，尚無大毛病。不過這兩種人說我討厭，我不便為自己辯護，可也不便馬上抽自己幾個嘴巴。有的人理會得幽默，而覺得我太過火，以至於討厭。我承認這個。前麵說過了，我初寫小說，隻為寫著玩玩，並不懂何為技巧，哪叫控製。我信口開河，抓住一點，死不放手，誇大了還要誇大，而且津津自喜，以為自己的筆下跳脫暢肆。討厭？當然的。
大概最討厭的地方是那半白半文的文字。以文字耍俏本來是最容易流於耍貧嘴的，可是這個誘惑不易躲避；一個局麵或事實可笑，自然而然在描寫的時候便順手加上了招笑的文字，以助成那誇張的陳述。適可而止；好不容易。
寫成此書，大概費了一年的工夫。閑著就寫點，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所以哩哩啦啦的延長到一年；若是一氣寫下，本來不需要這麼多的時間。寫的時候是用三個便士一本的作文簿，鋼筆橫書，寫得不甚整齊。這些小事足以證明我沒有大吹大擂的通電全國——我在著作；還是那句話，我隻是寫著玩。寫完了，許地山兄來到倫敦；一塊兒談得沒有什麼好題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給他念兩段。他沒給我什麼批評，隻顧了笑。後來，他說寄到國內去吧。我倒還沒有這個勇氣；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訴我哪點應當改正，我自然聞不見自己的腳臭；於是馬馬虎虎就寄給了鄭西諦兄——並沒掛號，就那麼卷了一卷扔在郵局。兩三個月後，《小說月報》居然把它登載出來。我到中國飯館吃了頓“雜碎”，作為犒賞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