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現在，喝幾杯，紅塵眼白就出來。在圈內，紅塵算個酒的囚徒。那時他酒量也大。隻要他和蕭窮、紫薇在一起，至少有一個喝倒。1993年，一次在蕭窮那兒喝酒，酒席沒結束，紅塵說：“我出去一會兒。”等了半個多小時，他還沒影兒。蕭窮說：“我去看看，不要走丟了。”我和蕭窮的女朋友又等了半個多小時，他們還沒回來。第二天，問他們幹什麼去了。他們說，打吊針了。他喝酒的時候，手會微微地打抖，舉著杯，說一會兒話。敬酒的人急死了，問：“怎麼還不下去?!”紅塵說，不就是一杯酒嗎。他頭往後一仰，再滿的酒也吞了。他再用力地搖搖頭，說，好東西，好東西。酒灑在桌上，他也撲下臉去舔。他不是一個嗜酒的人，恍恍惚惚的。他習慣於沉默寡言。他微笑著看別人說話，不時地點頭。別人說錯了，他也點頭，點得那麼讚許。其實他什麼也沒聽，他在想另一個問題。
經常和我們一起在302室喝酒的，還有一個女孩。她的臉有些圓，白皙，眼睛有淡淡的霧氣，做夢的樣子，長長的披肩發使她多了搖曳。她在學校教書。後來我聽說她和一個有婦之夫私奔了，在一家公司上班。我找過她。她坐在一個寬大但灰暗的辦公室裏，頭發有些蓬亂，但胖了許多。她向我介紹一個胡子拉茬，但頭發光潔的人，說：這是老板，也是男朋友。我一直在後悔，我不應該去看她。2002年4月，她打過一個電話給我，說她在長江三角洲，已經八年啦，還沒成家。我不知她生活怎樣，她早已成為人海中漂泊的一葉白帆。
單身樓建在低矮的山岡上，陡峭的石階從女貞樹叢中掛下來。像幽暗的門簾。另一側，是一個礦區貨物中轉站。陰涼的鐵軌鏽跡斑駁。這是一條礦區鐵路，很少有火車穿行。中轉站停靠了空拉拉的火車。這是我見過的最短的火車，四五節車廂。很少有人在那兒搬運貨物。往外300米，是一個水泥製品廠，工人穿青灰色的工作服，戴著口罩。上三樓，要轉兩個彎角。彎角的地方會傳來衝水的聲音，和長長的尖叫——工友們在廁所裏洗澡，邊唱歌邊啊啊啊地亂吼。而不遠處，礦區的景象覆蓋了視野。在高高的山尖，挖開的泥土裸露出巨石，漿水，翻倒的杉樹，褐色，黃色，黑色，礦車仿佛一群受傷的猛獸，在山野四散奔跑。尤其在晚上，礦區成了燈的海洋，把天空輝映得色彩斑斕。
應天寺不是寺，而是一座山，適合俯視和遠眺。從單身樓出發要爬二十分鍾，中間要經過一個磨浮分廠。分廠是鋼構的，趴在山坳，我們經常進去玩兒，看巨大的鋼球磨礦石，呼啷呼啷，當當當。每次我都會說，鋼球真像個腐敗分子，肚子大大的，什麼都吃得下，還不吐骨頭。站在應天寺，主幹道生活區和永平鎮，盡收眼底。1993年，當地人在這裏發現了金礦，各自為政，胡亂開采，群毆和槍擊事件不可避免地發生。1994年初，一個叫雞母眼的人，用十多條長槍統治了它。他的哥哥是鎮長。後來，雞母眼用金磚收買了市委、縣委以及公檢法的某些不法之人，成為上饒黑社會的龍頭。2002年，公安部把他及他的團夥殲滅，震驚全國。而我們那時坐在應天寺的岩石上，朗誦自己的詩歌，切磋技藝。現在的應天寺已經沒人上去了，到處是窟窿，人掉進去就出不來。
我們還會騎幾十裏路的單車，去拜訪一座古墓，探望一個民間藝人。我們並沒有把這種郊遊當作休閑，而是我們詩歌運動的一部分。我們的主義就是生活詩歌化。蕭窮、紫薇、徐勇、渭波、三子，都會會聚而來。用紫薇的話說，永平是江西詩歌的集散地。1994年，紅塵參加《詩刊》社的第十二屆“青春詩會”，把我們心中上萬噸的熱血，進行了一千多公裏的搬運。
詩歌，讓我們對生活處於失聰的狀態。至少我沒預感到，有一種澎湃的水流在逼近，挾裹而來，泥沙俱下。
第一次見紅塵，是在1989年春的一個星期天，我還是個學生。我和徐勇在渭波老師的文聯辦公室玩兒。辦公室在三樓的角落裏，白天也亮著燈。一個戴酒瓶底眼鏡的人走進來，蚊子一樣輕細的聲音問：“鄭老師在嗎?”他說他是永平銅礦的工人，寫詩。渭波老師雙腳擱在桌上，打量著這個濃密絡腮胡的人，手一攤，說，帶了詩嗎？他從帆布包裏拿出一本詩稿，謙恭地站著。我沒讀懂他的詩，反而對他的鋼筆字和插圖記憶猶新。字細小，遒勁，有刀鋒感；插圖是寫意的抽象畫，有點誇張。後來我才知道，紅塵學過五年的繪畫。
我們是一夥貪玩的人，經常不上班，去偏遠的鄉村，一晃就三五天。鵝湖，傍羅，陳家寨，黃柏，界田，是我們去得最多的。有很長的時間，紅塵迷戀於去××小學，破單車一放，就往××女教師的辦公室鑽。女教師愛理不理的。她並不漂亮，額頭有點高，臉尖，像一株箆麻。